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关中国的各种议题频频见诸国外各类媒体。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看法：一派观点认为，中国能成功实现崛起，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而提出了“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等；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因而提出了“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等论调。前一派观点对中国持乐观、积极和赞赏的态度；后一派观点则对中国持怀疑、消极甚至批评的态度，这主要出现在西方国家中。本文将对西方国家认知中国的几种论调进行分析解读。

　　“中国威胁论”

　　1990年8月，日本《诸君》杂志发表了一篇由日本学者撰写的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从国力的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此后不久，“中国威胁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迅速泛滥，并出现了“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等多种版本。

　　美国是鼓噪“中国威胁论”的大本营。1992年9月17日，美国《政策研究》杂志刊登题为《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一文。该文认为，中国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之后，终于走上了一条经济腾飞之路，在军事上也开始锋芒毕露。这篇文章发表后，美国报刊出现了连篇累牍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文章。1997年 3月，美国学者阿瑟·沃尔伦德在《评论》杂志发表题为《如何避免与中国打交道》的文章中说：“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亚洲可能早晚要发生战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吓唬英国一样，中国现在正蓄意对美国进行恐吓，企图把它从亚洲撵出去。”同年，美国出版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系统深入地炒作了“中国威胁论”。此书声称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对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力增强，对美国在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难以对付的挑战”；“中国历来对它本身的认识、它的人力物力基本状况以及它对自己的民族利益的估价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使得中国朝着称霸亚洲的方向前进成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美国舆论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渲染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1999年9月16日，《华尔街日报》公布的一份民意测验显示，有半数美国公众相信，今后100年中国将是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者。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不时掀起反华浪潮，“中国威胁论”至今仍未消停。其原因是，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历来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刚刚诞生时，它们就迫不及待地对它进行围剿，企图将它扼杀在摇篮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又发起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苏冷战。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因此放弃冷战思维。在他们看来，综合国力不断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取代前苏联，对西方构成了“严重挑战”，必须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期盼中国走向“崩溃”或“和平演变”，以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另一方面，美国历来以世界霸主自居，冷战结束后，其霸权心态更为彰显。“中国威胁论”就是这种典型的霸权心态的反映。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推行霸权均势战略，即在确保地区均势和大国均势的基础上谋求世界霸权。为此，在亚太地区，美国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等的双边同盟关系，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关系，设法遏制中国、俄罗斯的崛起，企图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以构建美国主导下的东北亚均势、东南亚均势、南亚均势、台海均势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均势，从而便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然而，无论从历史和文化传统，还是从现行的社会制度及对外政策来看，“中国威胁论”都是毫无根据的。反对战争、崇尚和平、追求和谐，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千百年来浸润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灵魂与气质，并成为其行为指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一贯推行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坚持独立自主，充分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绝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致力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消除世界热点地区的冲突；主张废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事实充分证明，中国不会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相反，它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

　　“中国崩溃论”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抛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冷战的结束表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已经取得最后胜利和绝对胜利，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并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按照福山的理论，没有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中国只能遭到失败。这一波“中国崩溃论”侧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也被称为“中国垮台论”。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民顶住了巨大困难和压力，保持政局稳定，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垮台论”很快不攻自破。但西方国家又刮起了新一轮“中国崩溃论”风潮，其矛头指向中国经济领域。

　　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该论调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步入死胡同，加之中国还面临许多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如国企改革困难、环境污染、金融体制僵化等，中国终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

　　2000年，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先后发表了《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两篇文章，提出“中国统计数字水分论”。作者称他发现中国各省市的经济统计资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有不相符合之处，因而对1997～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此观点被西方媒体大肆炒作。紧接着，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于2001年7月推出《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将“中国经济崩溃论”推到顶点。该书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断言中国由于加入世贸组织而会被洋货冲垮，该书预言中国5年左右崩溃。章家敦的言论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响。

　　近来，随着中国房地产政策收紧、股市下挫、商品价格上涨，西方一些专家和媒体认为中国将结束长期高速增长势头，“中国崩溃论”再度浮出水面。美国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有“卖空大师”之称的吉姆·奇努思放言，中国的经济只靠政策支撑，泡沫比迪拜要“严重一千倍以上”，注定即将爆破。哈佛经济史专家肯尼斯·罗格夫也预言：“在中国，一个以债务为燃料吹起的泡沫在10年内将会引发地区性经济衰退。”美国丹佛大学国际问题专家赵穗生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发展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走到了尽头，“因为现在很多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平以及政府的权力跟市场经济结合以后产生的很多弊病，使这种模式的持续性受到挑战，社会成本会越来越高，很多扭曲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由于受到内外诸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遭遇各种各样的风险。目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依然存在。

　　但是，“中国经济崩溃论”明显夸大了中国目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低估了中国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些西方学者、媒体对中国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不甚了解与偏见，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某些西方人士的别有用心，他们唱衰中国经济，损坏中国的国家形象，目的在于破坏中国的投资环境，打压中国经济，进而遏制中国的发展。

　　与“中国崩溃论”相反，中国经济成功度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与“中国威胁论”一样，“中国崩溃论”同样不攻自破。

　　“中国责任论”

　　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关于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演讲，希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责任涉及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各个层面。10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接受德国《镜报》采访时也表示希望世界其他国家一同敦促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建设性的、更为融入的参与者”。

　　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新的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与中国：更密切的伙伴、扩大的责任》，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责任。文件呼吁中国在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人权、气候变化、地区安全以及援助政策等领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2007年的八国峰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所谓“责任”，很重要的一点是指迅速崛起的一些发展中大国，特别是中国，在解决世界政治经济问题过程中应承担更大的责任。日本则认为联合国现有会费分摊比例不能反映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责任,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联合国会费交纳份额。

　　由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在抗震救灾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中的突出表现，加之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西方国家把一些高帽子不断扣到中国的头上。概括起来，西方的“中国责任论”有三种含意：其一，认为中国虽然正在崛起，但还不是个充分负责任的国家。其二，把现存的一些全球性问题归咎于中国，要中国对此负责。国际金融危机后，他们要求中国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其三，从宏观和战略角度要求中国维护现行国际体系。

　　“中国责任论”的兴起，一方面是中国力量上升和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必然产物。中国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角色及其国际责任问题的关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责任论”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国际角色及其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的预期。但另一方面，它也是西方社会对崛起中的中国猜疑与不信任的一种表现。西方语境下的“中国责任论”，其主旨并不是对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认同，而是对西方国家自身责任的推卸、对中国无端的责难以及对中国国际责任不切实际的定位。“中国责任论”与“中国威胁论”从表面上看无甚干系，但实际上密切相关，前者“捧杀”中国，后者“棒杀”中国，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中国威胁论”是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担忧，进而在舆论和政策方面遏制中国。而“中国责任论”表面上要求中国作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对等国家来参与国际机制、处理国际事务，但实质上不过是通过倡导双方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来确保中国不挑战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的一种战略。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高度负责任的国家。近年来，中国更是以务实的态度，努力构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一方面，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对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及道义原则、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责任”，中国积极承担，义不容辞。例如，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顾全大局，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共享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推动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减免非洲国家债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此外，“在反对毒品、反对走私、反对损害知识产权、反对非法移民，以及有关生态保护、物种多样性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凡做出承诺的，都会积极地提出建议，并负责任地予以履行”。但是，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某些“国际责任”，既不合理，也超出了中国的责任范围，中国无须承担。

　　“中国傲慢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是“中国傲慢论”的极力鼓吹者。2010年8月，他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对美国的错误决策》一文，认为中国强烈反对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见达赖、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是错误的，并且将当时中美两国关系跌入谷底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及中国的“傲慢和过于自信”。2011年 1月19日，约瑟夫·奈又在英国BBC中文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妄自尊大几成中美关系主色》的文章，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济率先强劲复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上美国经济复苏迟缓乏力，中国由此产生了“美国正在衰落”的误判；这种“过度自信的力量评估”“导致过去两年中国的外交政策日趋强悍”，“咄咄逼人”，“违背邓小平所说的外交上韬光养晦的智慧之言”。“中国傲慢论”的另一位重要鼓吹者是法国《世界报》总裁埃里克·伊斯拉尔维兹，他于2011年2月推出《中国的傲慢》一书激发了各界有关中国是否傲慢议题的广泛争论。该书以本世纪初十年里的中国发展为依据，认为中国在经过快速发展后，其自我审视的态度已从自信到了“傲慢”，而这种傲慢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正在向西方进行报复。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谦虚谨慎、不骄不躁，鄙视骄傲自满、蛮横无理。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也承认，“如果说法国人在当今世界上经常以‘傲慢’著称，那么，中国人民却是个谦虚的民族，而且这种谦虚有其历史性。中国的文化，无论是道教还是孔子学说，都以和谐为基础，而非强调统治”。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最近几年来，被“中国傲慢论”鼓吹者引以为证的“傲慢”与“强硬”行为，都是中国坚持韬光养晦原则下的有所作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正当行为，谈不上“强硬”，更谈不上“傲慢”。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不赞成中国“傲慢”的说法，认为用“非常自信”来描述中国更为准确，并认为自近代以来一直对中国十分傲慢的西方人没有理由说中国人傲慢。虽然中国过去长期被西方国家傲慢对待，灾难深重，但现在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无意向西方“报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决心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和谐世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傲慢论”的兴起，反映了近年来在西方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情绪，那就是既无法回避中国崛起的客观事实，又不愿看到中国真正崛起。“中国傲慢论”是西方人“傲慢与偏见”的产物。

　　结语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势必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影响甚至冲击。因此，上述论调虽属奇谈怪论，实则不足为怪。只要中国继续发展，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有关中国的各种论调就会继续存在，新的奇谈怪论就会不断涌现。但和平发展的中国以对国际社会的一系列郑重承诺和实际行动，充分证明西方对中国的疑虑和指责是没有根据的。目前，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正趋于客观和理性，对中国正面积极的认知也越来越多。然而，对中国的消极言论在西方仍有较大的市场，它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部环境，我们要正视这些论调，采取积极的对策。在这里，笔者认为可以借用邓小平谈中国应对国际局势的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为此，我们一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二要努力构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更大的贡献；三要加强对外宣传与交流，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需要发展，也需要一个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谐相处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