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慈模式”的研究范式：“人的模式”与“三角互动”

　　史华慈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将毛泽东视为“人”，并非 “神”或者是“恶魔”，这就防止神化和妖魔化两种错误倾向的产生。

　　史华慈在其《中国和其他事务》（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曾经指出，研究毛泽东离不开人的有意识活动的领域，这就是“人的模式”，就是以毛泽东的意识活动作为毛泽东研究的出发点。史华慈指出，人的有意识生活可以理解为由意识、处境和行动三者之间的“三角互动”所交织而成的有血有肉的网络。基于这种网络，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重点在于经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教义这个参照系来考察毛泽东的意识活动。这就是“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的研究方式。

　　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代表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正是这种“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的方法的体现。“经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教义这个参照系及其内部政治斗争来考察这个运动中的一段历史。”因此，他笔下的这段中共历史(从建党到1933年）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经由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毛泽东及其他革命精英在面临不同处境和复杂任务下“想而又想”，“用什么方式去完成或未能完成这些任务”，从而一步步展开的。这是“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研究方式的突出表现。

　　史华慈坚持“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的研究方式，使得他的毛泽东研究更注重从毛泽东的思想意识出发考察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动态，使得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显得十分饱满。与此伴生的是过分注重对毛泽东个人思想意识的考察，使得史华慈不可避免地产生毛泽东是一个“唯意志论者”的错误看法。

　　“史华慈模式”对中共党史领袖人物研究方法的启发

　　（一）“人的模式”的借鉴

　　史华慈对于毛泽东的研究特别是其“异端说”理论。虽然带有一定的偏见，但在研究方法与思路上仍然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尤其是“人的模式”的研究范式，对于研究党史上的重要的领袖人物也是这样。

　　目前在国内和国外的毛泽东研究中有两种错误的倾向就是神化和妖魔化。

　　胡乔木曾指出：“写党史时遇到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免不了感情上的问题，但不能说他们没有任何缺点，对这些人物都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否则许多问题不可理解。对毛泽东同志，开始是上帝，后来变成魔鬼，不成为历史，成了神话故事，成了不可理解的。”“人的模式”的研究范式使我们将毛泽东还原成历史进程中的人，毛泽东并非是神，他的思想也会受到自身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应当尽量摒弃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还原真实的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二）独创性与具体的历史情境

　　“史华慈模式”的主题在一定意义上就在于特殊的中国历史情境下的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殊性，虽然他得出了“异端论”的错误的结论，但他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研究毛泽东乃至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点，那就是回归到当时的历史中去探究。今人对历史人物思想的评价往往会以今时今世的标准来评价历史，往往有失偏颇。研究中共党史领袖人物的思想谱系变迁，评价其思想都应站在当时大的背景下进行。我们应该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和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

　　（三）意识形态与对国外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扬弃

　　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学术研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问题，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就应当将其放在大的政治背景中去，充分考虑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国外学者在研究毛泽东的时候，总会遇到“立场”和“价值取向”的问题，也总会带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局限。但他们在史料的搜集和研究方法上由于禁忌较少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特别是“毛学”热、中国热使得国外的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整理的出版和以施拉姆、史华慈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研究专家深入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摘自《北京党史》2012年第1期，全文约4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