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一大批学者首先开始了最基础的搜集、整理、编辑档案资料的工作，陆续推出一批文件集。

　　俄罗斯研究苏中关系史的专家学者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及远东和阿尔泰等俄罗斯的边疆地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量档案材料的公布，使苏中关系史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

　　几种重要档案文件集

　　苏联解体后，一大批学者首先开始了最基础的搜集、整理、编辑档案资料的工作，陆续推出一批文件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主编的五卷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已全部出版，中文译本也正在国内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到1937年。齐赫文斯基、B.米亚斯尼科夫主编的五卷本《20世纪的俄中关系：苏中关系》（资料与文件集），第3、4、5卷已经出版，1、2卷尚在编辑中。该文件集在吸收1960年代出版的《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相关内容的同时，吸收了大量苏联解体后解密的高层决策的情况、国家领导人的通信等。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解密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有关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有关中国问题的通信等，都纳入了文件集。

　　卡尔图诺娃主编的《斯大林、契切林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通信(1923-1926)》（莫斯科，2008年），也是价值很高的文件集。这些私人通信揭示了很多在公开、正式场合苏联领导人无法、也不能表达的深层次的情况，以前很难见到。另外，卡尔图诺娃还编辑出版了《1924—1927年在华的布柳赫尔—首席军事顾问的新文件》（莫斯科，2004年）。俄罗斯学者整理出版的这些文件集，是研究中苏关系史的必备资料。

　　基于新材料的研究成果

　　俄罗斯研究苏中关系史的专家学者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及远东和阿尔泰等俄罗斯的边疆地区。学者们根据档案材料写出了大量学术成果。阐述苏联对华政策形成和演变的著作有：Г.H.佩斯科娃的《苏俄与中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形成（1917-1924)》和《1924-1929年苏中外交关系》、P.A．米罗维茨卡娅的《中国的国家体制及苏联的对华政策(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时期)》、Б.T．库利克的《苏中分裂：原因及后果》、Д.Б.斯拉温斯基的《苏联与中国：外交关系史（1917-1937）》、A.M．列多夫斯基的《一个目击者眼中的苏联、美国及中国革命（1946-1949）》及陈春华等译的《斯大林与中国》、Ю.M.加列诺维奇的《俄罗斯—中国：六个条约》。

　　有关苏联对华援助问题的成果有：A.И.卡尔图诺娃的《莫斯科对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政策：军事方面（1923—1927年6月）》、米罗维茨卡娅的文章《苏中关系：1927—1929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援助问题》。

　　关于新疆、蒙古问题的成果有：巴尔瑙尔国立师范大学的Б.巴尔明的《苏联与新疆(1918-1941)》及《1941—1949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B．克拉西利尼克夫的《新疆的吸引力：被遗忘的俄国参与中国西北事务史的篇章（1850—1950）》， C.Г.卢加宁的《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蒙古—中国：1911—1946年的政治关系》。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有C.И.米亚基尼科夫的论文《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的命运：对解决方式的探寻（1922-1924）》，H.E．阿布洛娃的专著《中东铁路与在华俄国侨民：国际与政治史方面（20世纪上半期）》。

　　关于边界问题的著作，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Ю.M.加列诺维奇的《20世纪的俄国与中国边界》，B.C．米亚斯尼科夫、E.Д.斯捷潘诺夫的《中国边界形成史》，E.Д.斯捷潘诺夫的《政治从边界开始：20世纪后半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政策的一些问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的Б.И.特卡钦科的《条约就是法律（俄中东段边界确立经过）》、《17—20世纪俄中东段边界的条约与协定》、《俄中东段边界文件与事实》，参与边界谈判的Г.B．基列耶夫的《俄中边界谈判鲜为人知的篇章》。而远东研究所的B.乌素夫专门研究在华情报机关的活动，他的《20世纪20年代在华苏联情报机关》（已有中译本）和《20世纪30年代在华苏联情报机关》，也是研究中苏关系的重要参考著作。另外，还有克留科夫（中文名刘克甫）的《莫里哀路29号：波波夫上校的秘密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