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他们所说的软权力更类似于权力资源这一概念，几乎包含了除了军事力量之外的各个方面，包括外交的、经济上的援助和投资。这种对软权力的广义解释，尤其是将许多经济手段包含进去，恰好在实践中反映了学术界对奈的概念所作的批判。

　　康灿雄（David Kang）对于当代中国的角色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中国在亚洲地缘秩序中充当着关键性角色”。近10年来，中国的发展恰恰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佐证。这期间，中国成为了WTO的重要成员国之一，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2008年，北京主办了奥运会且获得的金牌数最多；中国领导人还加强了与其亚洲邻国的关系，中国比过去更多地参与到亚洲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中来，包括朝鲜问题六方会谈、东盟10+3机制、东盟10+1机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2010年成功实现了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等等。总之，中国不仅像一个地区大国，更像重新成为了亚洲的政治中心，中国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整个亚洲，导致亚洲国家都需要重新适应中国的新角色。

　　与此同时，中国权力的增长也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真实意图”以及所谓“和平崛起”产生了诸多误解。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学者更关注：中国软权力的特性是否属于“魅力攻势”，中国经济发展体系是否有别于美国模式，即Joshua Cooper Ramos所说的“北京共识”是否存在，以及全球权力是否正在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等等话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假如中国没有衰落而是继续崛起会怎么样？假如中国的发展没有导致这个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会怎么样？对于一名以中国为研究方向的学者，我对这些涉及中国及其权力的问题都很感兴趣。

　　权力的三张面孔

　　要理解中国及其权力，首先要从理论上厘清“权力”这一概念。

　　权力这一概念包括三张面孔。权力的第一张面孔意味着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断“谁支配谁”。因此，权力的核心要素意味着“得到想要的东西”以及能力的分配。Steven Lukes曾经对“权力的第一张面孔”进行了详细的论述。Robert Dahl的经典论断是“A的权力超过B，它就可以让B做不愿意做的事”。因此，在第一张面孔下，权力属于一维空间，属于A和B之间的零和范畴。是基于静态的、目的性的视角来看待权力，而不是从动态的、过程的和关系性的视角来看待权力的。

　　权力的第二张面孔指的是议程设置的能力，不仅意味着A可以执行一项决定从而取代B的决定，也意味着A可以打断B所作的不符合A的利益的议程设置进程。Peter Bachrach和Morton S. Baratz曾经在1962年写过一本书，名为《权力的两面))(Two Faces of Power)，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概念。

　　权力的第三张面孔指的是“塑造、影响、决定他者信仰和意愿，从而使顺从变得安全的权力”。权力以思想、规范、价值的形式被内化了。David MacDonald认为“主要行为体作出决策的过程中包含了自我内化了的价值和规范”。举个例子：当你去一家银行或者政府机构办事，你首先要去排号，然后等叫到自己的号才能开始办事。一般而言，你不会质疑这一体制，也不会探寻其深刻的内涵，你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的。权力的第三张面孔，揭示出了机制、制度、规则、秩序背后的秘密，反映出了权力不为人知的一面。Bachrach和Baratz：首先提出的“非决策制定过程”(non-decision making process）也体现这一概念。Steven Lukes在1974年写的《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Power:A Radical View）介绍了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约瑟夫·奈提出了“塑造他者偏好的能力”以及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吸引力，这成为了“软权力”这一概念的核心。

　　总之，权力这一概念有很多方面，是多维的，就其概念本身没有太多的解释性价值。正如Stefano Guzzini指出的，“权力在政治学中的意义不像货币在经济学中的意义那样，它无法提供一个衡量标准，使得资源之间可以互相换算”。权力的三个维度或者说三张面孔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更像是平行共存的。每个维度的特性都提供了对权力概念的不同观察视角和不同的理解。当福柯的理论被引入国际关系之后，关于权力维度的讨论又进一步深化了。

　　西方对于中国及其权力的认知存在误区

　　在认清权力的概念之后，我们会发现西方对中国权力的理解主要集中于第一个维度，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对中国权力的讨论，要么集中于由于中国权力资源增长导致的对中国威胁论的恐慌；要么集中于对中国在世界各地所展示的软权力的解读。权力的第二个维度常常是被忽视的。忽视这个维度，将导致很难理解中国为何会转向多边主义—这是中国之前努力共建多极世界秩序而不是单极或两极秩序的结果——中国积极参加国际（WTO、UN）和地区机制显示了中国在运用其权力的第二张面孔的特性。

　　认知中国的角色，不仅要看中国日益增长的权力资源（尽管这一部分非常重要），也要看中国用自己的权力来做什么。这关系到中国政府如何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政府如何在与其他国家的博弈中设置有利于己的议程并获取自身利益。这有助于理解中国外交政策更深层次的内容。像Joshua Kurlantzick这样的分析家已经在回应上述的问题了。

　　认知中国及其权力的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他们所说的软权力更类似于权力资源这一概念，几乎包含了除了军事力量之外的各个方面，包括外交的、经济上的援助和投资。这种对软权力的广义解释，尤其是将许多经济手段包含进去，恰好在实践中反映了学术界对奈的概念所作的批判。

　　但是权力资源并不自然转化为权力，当我们知道中国拥有非常多的权力资源的时候，不管这些属于软权力还是硬权力，我们不知道的才是最关键的。因此，我们需要重新使用Steven Lukes的关于权力的三种维度的理论作为我们认知中国及其权力的起点。根据Lukes的理论，我们需要关注如下问题：如果中国聚集起了这些权力资源，下一步中国将如何赢得世界和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尊重和理解？中国将如何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塑造其他国家的偏好？最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可以表现得像一个大国那样影响其他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理解？

　　这些问题进一步强调了作为权力的第二个维度的重要性，但同时它也给从权力的第三个维度来理解制造了困难。因为上述问题建立在特定的（主要是西方式）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本体论是研究的起点，也是观察中国及其权力的起点，因此，中国和西方的学者要想在这一问题上用“同一种语言”交流，首先应该确定理论的本体论问题。

　　　  事实上，虽然目前中国学术界所依赖的社会科学概念基本都建立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之内，但是，中国学界和西方学界仍然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交流的困难。首先理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这些概念、理论和方法背后的本体论无疑于像学一门新语言一样难；其次还需要运用这些语言来描述、理解和解释中国的现象，比如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软权力。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研究步骤之间，西方的研究框架还会受到其他的文化传统、其他的本体论框架或哲学以及其他误解的影响。这些隐藏的研究过程非常重要，因为它导致在理解中提取意义，为社会科学增加或者扩展知识，但同时它也增加了混淆、误解甚至矛盾的风险。因此交流就显得非常必要，尤其是在不同的本体论框架或者哲学间进行讨论非常重要。只有这样，西方的社会学家才能理解中国背后的故事，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及其权力这一命题。

　　　  （作者单位：德国全球与地区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