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选择强调民心向背和选贤举能

在“后美国”时代，我们应该采取领导者和参与者战略。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它拥有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其文明的广度、厚度和深度足以产生独立的思想体系。

西方政治话语的核心是“民主和专制”。2008年11月孟买发生了重大恐怖事件，但印度反恐精锐部队花了9小时才抵达现场。我在尼赫鲁大学讲学时，印度学者问我，中国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我说至今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么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但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军队是20分钟内开始动员的；中国的总理是2小时内坐上飞机前往灾区的；中国医疗队在4天内就覆盖了震区所有3000多个乡镇。一位印度学者不服气地问：你是否要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您错了，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我说不管采用什么制度，都要落实到良政，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芬兰前总统阿提萨利去年在布鲁塞尔主持非洲治理新思路研讨会，请我谈中国模式。之后他总结：“你们共产党的政治局很像董事会，总理很像CEO，治理国家的方式很像治理一个公司。”他要我当场回应。我说我们确实认为政治制度建设一定要考虑国家治理，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搞一人一票，因为这样搞的公司一定破产。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民主的形式应该由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去探索。

在场的英国资深战略学者罗伯特·库珀不以为然，“难道中国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享、民治吗？”我说我们很重视这些原则，但我们还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承：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二是选贤任能，治国者必须是人才。民心不完全等于民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如天，民心指的是一个民族长远和整体的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政权这种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执政集团，这是中国的文化传承。

西方民主演变成了“游戏民主”

西方多党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存在多元的利益，应通过不同的政党来代表并进行博弈，但这种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差异的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成功率极低。因为它所需要的法治传统、游戏规则意识、庞大的中产阶级、相对宽容的政治文化等条件，在非西方国家基本不存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先把你这个社会分裂，然后再来整合。问题是非西方社会往往分裂之后就再也整合不起来了。泰国是“农民选出总理，城里人赶他下台”；吉尔吉斯斯坦是“南北分裂”，乌克兰是“东西分裂”。

为什么西方国家采用一人一票还没破产？因为它们在这样做之前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并因此形成了几个特点：一是政治和经济已基本分开，谁上台都不太影响百姓的生活。二是人均资源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有折腾的资本了。三是中产阶级成了社会的主体，倾向稳定。四是政治精英通过几百年的磨炼总能垄断主要的社会资源，如议会、媒体、金融等。

但现在西方民主越来越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即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营销，大家拼资源、拼谋略、拼形象，选个美女和电影明星，毫无政绩可言，也无所谓。这种做法导致了政治的平庸化和劣质化。东欧政府最高支持率几乎没有超过21%；冰岛选出的哈德尔政府不懂经济，导致国家破产；南欧的笨猪四国，即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这是一种夕阳西下的模式。

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破产了；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处在破产边缘；三权分立的美国明显走下坡，真是三点成一线。一些美国学者也认识到了美国政治制度是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需要改革才行。

在当今这个高度竞争的世界上，我认为只知“选举”而不知“选拔”的制度，将竞争不过能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制度；只知吃老本、视民主为游戏而不建立“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社会”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将力不从心；不知“宏观调控”为何物的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可能要出局。所以我看好中国模式。（以上内容据5月27日第31期文汇讲堂现场演讲实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