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大，能算崛起吗？

贫富差距是比过去大了很多，需要认真对待。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这个问题。人们经常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5甚至0.47，但基尼系数只计算收入，不计算房产、土地等资产。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创新精神，制定一些能反映非西方国家真实情况的指标。比方说，衡量中国人的财富，两个因素就可以使现在所有评估都发生变化：一是货币实际购买力。瑞士的人均GDP比上海高5倍，但理发和吃饭比上海贵10倍，瑞士住房自有率才36%；二是家庭净资产。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业传统。据美联储统计，美国家庭中位（medium）净资产（房产、股票、现金等，减去所有债务）去年由于金融危机降到了2004年的水平，为9.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3万元。中国多少家庭的净资产达到和超过63万？恐怕至少数千万，也许上亿。过去30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无人可比。当然美国人习惯了大举借贷消费，几十年如此，自然成了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中国人不必学美国人过度借贷，但只要把中国人的财产、资产适当盘活，中国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是和平

西方大国不少都崛起于19世纪中后期，这期间各种战争数不胜数，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8年法国吞并印度支那、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瓜分整个非洲的无数次大小战争、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1867年后数十年间，北美的印第安人惨遭灭绝，美国因此无偿获得大片疆土和资源。西方崛起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在西方历史上都曾遇到过，但英国可以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囚犯出口到澳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而我们是在自己的境内消化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所有问题。英国当时人口不过1000来万，中国今天是13亿人。我们硬是通过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有了雄厚的财富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

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和其他国家比较，我们显著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避免了两次金融灾难。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1980年的140年间，我们最长的稳定时间没有超过8到9年，现代化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断。一直到邓小平这位杰出的领导人，以非常强势的姿态来保持政治稳定，改善民生，我们才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发展。

第二、谈谈中国模式。国内学者喜欢讲“中国道路”，我这里借用国际通用话语，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有八个特点。

一是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也就是实事求是，我们比较能够从实际出发。西方主导的变革第一步总是修宪，而我们的第一步总是试验，然后总结调整推广。世界实践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多党制和一人一票实现现代化。

二是强势政府

我们有比较中性、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它能制定并执行符合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称印度政府为“软政府”，执行力极弱——计划生育都推行不了，怎能消除贫困呢？这也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困境。

三是保持稳定

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1980年的140年间，我们最长的稳定时间没有超过8到9年，现代化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断。一直到邓小平这位杰出的领导人，以非常强势的姿态来保持政治稳定，改善民生，我们才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发展。

这使我联想到法国政治浪漫主义的高昂代价。法国人总是先确定一个抽象的大目标，如民主、自由、公正，然后激烈斗争，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整整173年，法国政治体制才稳定下来。其间经历了五个民主政体，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所有这些政权都是通过暴力推翻的，而法国的人口才两三千万。中国不能这样折腾，一定要走稳健的改革之路。

四是民生为大

我们坚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所以中国消除贫困领先世界。世界贫困人口还在增加。印度把每日收入从2美元到13美元的就定位为中产阶级。按这个标准，2005年在印度中产阶级是2.64亿，中国则是8亿人。但这个标准太低。你入住印度的饭店，帮你搬行李的服务生，住在贫民窟，会说几句英语，就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你到上海星巴克问喝咖啡的小白领，他说我算什么中产阶级，我只有一套房子。中国人的要求高。

五是渐进改革

我们没用激进主义的“休克疗法”。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的地方就是不放弃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而是尽量利用现有体制来运作，为现代化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进。实践证明“共产党+市场经济”比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更有作为。

六是顺序正确

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讲究轻重缓急。我们大致是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

七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求把市场优势和宏观调控优势结合起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说，这场经济危机“是对不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的惩罚”。那么如今这场源自于美国的金融海啸该如何解释呢？我套用他的话，这是对信奉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惩罚。

八是对外开放

在国际竞争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但以我为主，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学习别人的经验。中国模式有极强的竞争力，因为它源于激烈的国际竞争。

当然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相当严重。比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某些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异、生态问题、医疗教育，引起了很多人不满。但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所有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问题就是机遇。

我自己一直套用丘吉尔的句式，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它确实有很多弊端，但是比较下来，其他模式弊端更多。

美国曾在整个非洲推行“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政府的作用，结果非洲政治和经济全面恶化。美国专家曾在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现在被俄罗斯人称为对俄的第三次浩劫。“华盛顿共识”要求各国开放资本市场，结果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危机。有时候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是盲从西方模式，给中国带来的可能是灭顶之灾。

30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们避免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纵观世界任何国家，只要取得其中一项成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表明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中国的崛起过程必然是中国话语变得响亮的过程，我们拒绝西方“民主和专制”话语，认为“良政”与“劣政”才是关键所在，“游戏民主”只会带来灾难。

第三点是中国话语。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话语变得响亮的过程。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竞争。从管理学角度来说，标准竞争无非是三种战略：领导者、参与者或追随者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