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亚洲局势上来看，在保障中国和平问题上有三个关键的地方，即台湾、越南以及朝鲜半岛。在台湾和越南问题上，保障和平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自己的手里[12]，但在朝鲜问题上，由于苏联完全控制朝鲜，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强有力的发言权。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最短需要3-5年的和平时间可以理解为中国在短期内或者3-5年内不希望北朝鲜进攻南韩。实际上，毛泽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一直采取不赞成北朝鲜进攻南韩的态度。1949年5月初，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兼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访问北京时，毛泽东详细咨询朝鲜局势后指出：“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13]，并提出“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同时，毛泽东向金一表示，“如果发生意外情况，中国不能及时援助北朝鲜，为了保存自己(朝鲜)的军队，最好牺牲某些地区，以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包围并消灭入侵的军队”。他甚至还说：“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持，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时才可以进行。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14]。可见，毛泽东当时反对北朝鲜立即对南韩采取军事行动，而预计1950年初北朝鲜才可以进攻南韩。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持反对北朝鲜进攻南韩的态度。1949年10月21日、12月16日，毛泽东先后两次向斯大林表示了反对进攻南韩的意见。

　　到1950年3月底，尽管毛泽东察觉到了苏联与北朝鲜在进行攻打南韩的对话[15]，但仍保持反对朝鲜对韩国采取行动的态度。1950年3月底，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会见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并商讨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16]，而周恩来表示中国希望正式会晤[17]，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反对北朝鲜进攻南韩。但此时，金日成已经为与斯大林讨论朝鲜半岛的武装统一而向莫斯科进发了。按照斯大林的意思[18]，金日成从莫斯科回来后于1950年5月13日晚抵达北京，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他已经就发动朝鲜战争一事与斯大林达成一致。但毛泽东对此通报半信半疑，便不顾深夜(当天晚上11点30分)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请求罗申大使向斯大林确认此事[19]。5月1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斯大林强调指出，“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20]。虽然斯大林说中国的同意是开战的前提条件，但1950年4月斯大林和金日成在莫斯科已经达成了协议，甚至连发起战役的时期(6月份)也已经决定[21]。

　　毛泽东虽曾希望有3-5年的和平时间，但此时许多因素迫使他改变意见：第一，斯大林与金日成已经同意开战；第二，金日成从苏联那里得到了武器援助，已经完成开战准备；第三，金日成不需要中国的任何援助；第四，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从北朝鲜得到很多援助；第五，中国不好反对与之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北朝鲜进行民族统一事业。因此，毛泽东于5月14日分别对金日成和苏联大使罗申表示“支持以速战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坚信其胜利”[22]。

　　会谈一结束，金日成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布：“与毛泽东同志的协商非常顺利。毛泽东同志完全同意解放整个朝鲜半岛的计划，他支持我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达成的协议”。而相对于金日成的神采奕奕，毛泽东则显得闷闷不乐[23]。

　　由上可见，1950年5月14日毛泽东同意以武力方式来解决朝鲜问题，但这个同意绝不能成为“三国同谋论”的依据。因为毛泽东不仅没有参与策划发动朝鲜战争，而且对于苏朝达成的战争计划也只是表示同意，当时并没有给北朝鲜任何物资援助[24]。毛泽东曾向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抱怨说：“1950年1月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接到过关于朝鲜战争的任何通报”[25]。

　　总之，毛泽东不仅没有在访问莫斯科时同意朝鲜进攻南韩，而且直到1950年5月初，在朝鲜攻打南韩问题上，他仍持反对或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