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32年的改革发展的成功已经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导致中国成功的几个主要步骤彰显了许多中国特色。在这些特色中最为震撼的是国有和其他公有制度部门中的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的理论与政策准备足足持续了十余年时间，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而到了9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了主流思潮。

　　厉以宁教授可以说是这个历史进程中最著名的人物。他在1986年4月25日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的公开演讲，这是他关于所有制改革最具影响力的演讲。他的著名论断——“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很快就出现在一些主要改革派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并很快成为谈论中国改革的新格言。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改革的指导原则顺应由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和阿巴·勒那（Abba Lerner）最先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自主经营将会引导国有企业像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那样运作。一旦国有企业变得足够自主，综合性价格改革（即价格自由化）将会促成经济改革的最终成功。顺应这个主流思路，中国领导人也赞同这一“大跨越”式方法，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行了“一次性的”综合价格改革，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改革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在这场改革辩论中的另一边，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教授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其自1968年以来在东欧地区的实践的批评变得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科尔内教授于1980年出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在经济学界很快成为了畅销书，同时科尔内自己也成为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偶像。他对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官僚体制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使得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相信：若不最终实现彻底的私人所有制，在国有制下扩张企业自治和自我经营并不是一副解决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的有效药方。软预算约束的持续将使得企业对价格的反应迟钝，并由此限制价格信号的作用。科尔内随后自己也总结说：除非将国有资产以真实的市场价格卖给私人所有者，否则，企图以例如95%、90%、85%……这样的速度逐渐降低国有制比重的尝试终将无所作为。

　　和以上两种思路明显不同的是，厉教授对中国国有制中事实上存在的多种产权结构拥有敏锐的观察。他指出，通过将不同公有者的产权数量化、再把这些数量化的产权转化成为股份的方法，在国有企业中实现股份制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有这样一个股权制度的存在，公立机构在公司的财产中就会拥有一份可以度量的份额，也可以从中获得现金流和控制权。其结果是公立机构能够更容易地协调它们的物质利益，也能在面对市场竞争时设置更加连贯和有效的商业战略。它们会发现，提高公司的价值而不是扩张一己的行政权力将更有利于它们各自的物质利益。更进一步，由国家、集体和私人合作投资而形成的企业混合所有制，以及经济体中多样的所有制形式能够刺激竞争并引发更高层次的产权改革与重组。（见《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探索》，1987年）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仍然视社会主义国有制为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的、百分之一百的所有制，因此相比之下，厉教授的论述具有分析上的深刻性与独到性、实践上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政治上的勇敢与技巧。厉教授驾轻就熟地指明当时国有制中存在多种产权结构的事实，并将这种结构与所有制改革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