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东方学（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认识东方的一种认识体系，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的东方加以长期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威压迫的方式。

　　另外，东方学还是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是通过与政治、文化、道德、知识等权力的交换而形成的话语方式。赛义德指出，“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基础。赛义德认为，“西方的意识、知识、科学控制着最遥远的东方地域以及最细微的东方要素。”因此，东方学中出现的东方是由许多表述组成的一个系统，而“这些表述受制于将东方带进西方学术、西方意识，以后又带进西方帝国之中的一整套力量”。这些关于东方的“知识”不仅使西方人产生了一种虚妄的文化优越感，更使殖民主义者的“权力”得以合法化。在赛义德看来，东方学“自身乃某些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的产物”，建立在政治、文化甚至宗教基础之上的东西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强弱关系，东方主义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而且是以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从本质上说，东方学（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认识东方的一种认识体系，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的东方加以长期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威压迫的方式。

　 《东方学》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批判性研究，赛义德对西方殖民扩张以来的理论建构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揭示，开启了后殖民理论的研究领域，成为后殖民主义的一个理论开端，作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赛义德也由此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声望。与此同时，赛义德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话语批判和文化政治批评为主要特征的批评样式——后殖民批评，《东方学》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著作。后殖民理论研究学者瓦莱丽·肯尼迪（Valerie Kennedy）在其著作《萨义德》中对《东方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东方学》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不仅以新政治化和新历史化解读个体文本的形式变革了英语和比较文学研究，而且开启了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先河”。

　　在《东方学》中，赛义德考察了欧美东方学的产生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了帝国主义是如何以话语想象构想出所谓的东方形象。从帝国主义时代以来，西方人就固执地相信西方代表的是文明与自由、进步与发展，而东方则是蒙昧与专制、停滞与落后的代名词。在西方人的文化与地理认知中，东方向来是一个异化的空间，成为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心理需求的物化空间形态”。赛义德赋予东方学（东方主义）以多种含义，东方主义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方主义所表述的是一种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的强权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在他看来，大量东方学著作呈现出来的东方，是西方人为了确认“自我”而构建起来的“他者”。赛义德尖锐指出，“东方的贫弱只是验证西方强大神话的工具，与西方对立的东方文化视角的设定，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产物，是对西方理性文化的补充。在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这正是西方人所没有的、所感兴趣的。于是，这种扭曲被肢解的‘想象性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使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从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毫无疑问，作为一门学科、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权力话语方式的东方学，伴随着赛义德《东方学》的出版而被赋予了后殖民批评的崭新内涵。

　　（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