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转型之路与建设小康社会主义

　　在许多方面，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所实施的发展之路暗示着对莱茵型模式可行性的认可。在邓小平逝世之前，中国通过寻求一种积极有效的工业政策以保持和莱茵型模式的高度一致，这一情形在农村地区尤其突出，在那里，乡镇企业的发展是由当地政府所驱动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有战略的一体化限制了来自进口方面的竞争，并使得政府能够　开始建立一个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这一莱茵型模式在1996年以后的十年里被抛弃了。将城市和乡镇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决定以及中国加入WTO的决定，都表明了对盎格鲁—撒克逊型经济的转型。所以过去十年广东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也被接受了，这促使我们将其与美国中等薪资的发展轨迹进行对比。

　　然而即使是在1996年之前，中国政府——当时为了促进增长遵循着莱茵型发展方案——在关键的教育和健康领域也忽视了莱茵型经济的福利维度。7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竭力想要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因缺少更好的表述，他们将其称为小康社会主义（“中等富裕”社会）。毛泽东遗留给中国的是一个福利政府的胚胎。就像王绍光所指出的那样，1967～1977年大约有90%的儿童进入了初中就读，超过90%的乡村建立了合作医疗体系。那么扩大中等教育，改善农村医疗质量，提高闻名的赤脚医生的培训，为受雇于非正规部门的员工提供医疗服务，是不是一定极其困难呢?

　　相反，中国转型之路并没有为小康社会主义的发展留下任何空间。没有人关心高中的入学率，甚至初中教育也被中国农民视为一种不必要的奢侈，注册入学率大大降低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达最低点之前，小学升初中的升学比例降至70%，关于农村医疗保健的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下降过程。公社的消失无情地导致了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到了1983年，它仅在中国11%的农村中存在了。王绍光认为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政府是特别擅长学习和具有很强适应性的。然而他关于农村医疗保健的论文中经验事实的部分体现的是相反的一面。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已经有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一体系在农村地区几乎实现了普遍覆盖。不是提高它的质量和扩展它的覆盖面，而是这一体系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种“即买即付”的付费体系，这一体系在1949年之前就已被不完整地实行过，并且使得大批的农村人口被抛弃在医疗保健的大门之外。这一事例说明了政府既不善于学习，又缺少实用主义精神。

　　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根据麦迪逊估计，中国1978年的人均GDP只是同时期古巴的一半，相当于1700年时英格兰的水平。这一因素无疑限制了中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视野。然而，回头看到他们是那么急切地想要抛弃传统的福利维度，这一点很奇怪。这样做没有政治动机，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扩大医疗保健和教育是很受欢迎的。更有意义的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已经建立了这种类型的福利政府，这一事实正好暗示它是能够在80年代继续推行下去的。实际上，由农业产量和农村工业极快的发展所产生的红利的增长，原本会使得支撑和扩展中国处于胚胎状态的福利政府变得更容易。

　　而且，尽管中国的转型常常拿来和俄罗斯的转型相比较，然而比较好的对比应该是与战后的英国进行比较。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时期的经济处在一种危险状态。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国防开支非常高，消费品实行定量配给，住宅在轰炸中被大量摧毁，国家同时面临着遣散500万男女军人的难题。毫不奇怪，科雷利·巴内　特将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英国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俄罗斯相比。

　　英国还存在的其他问题是，它是一个小规模开放的经济体，因而依赖出口和资本项目的剩余满足其消费需求。但是其出口产业已被毁灭，并且它的海外资产已经被卖掉了。因而英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即再次变为通过制造业出口从而能满足其进口需求的工厂经济。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问题，英国政府还是承诺要建设一个“理想社会”，这一“理想社会”建立在普遍医疗基础之上，继续实行基础设施国家所有，继续实行为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支出筹措资金的国家保障体系;除此之外，一个庞大的住宅建设工程也已经启动。当然，战争时期的毁坏依旧存在，但1945年的英国已并不贫穷;如果英国放弃它一直以来的帝国迷梦，为“理想社会”的建设筹措资金将会轻而易举。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被英国战后庄严宏大的图景而打动，被许多已经实现的和长久存在的卓越的事件所打动。

　　比较而言，毛泽东时代晚期的中国存在的问题并不突出。必须为那些从农村返城的人找到工作，但这一挑战与1945年的英国相比不算激烈。和文献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反，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处在崩溃的边缘;农业危机是由气候引发的，工业产量的短暂下降是因为1976年政治上的分裂状况造成的。事实上，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道路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趋向好转，其原因是绿色革命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农村产业的日渐成熟，以及生产资料的进口。而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享受了这种巨大的优势。从而它可以以一种战略性的方式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寻求一种对其尚在襁褓中的工业实行选择性保护的政策，并且只是逐渐扩展其出口行业。英国就没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可以享受。

　　然而，20世纪70年代晚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眼光还是受到了限制。对建设小康社会主义所思甚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增长的几乎盲目的崇拜。回顾过去，他们要克服贫穷的雄心是极端的。中国因而错失了建设一个可以真正代替盎格鲁—撒克逊型模式的方案的历史机遇。这样的选择依然是可能的，因　为美国模式以及那些主张整体采用这一模式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因为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而遭到了质疑。最近有迹象表明，胡锦涛与温家宝认识到了另外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果断地迈向小康社会主义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　

　　（作者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原题为《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现代中国》2009年7月号。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5期，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心译，全文约7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