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异常迅速。樊纲和胡永泰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平行推进”。中国如此成功是因为它没有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而是很早就开始在几乎每一个部门进行改革。然而，中国的改革在某些领域确实太慢;樊纲和胡永泰特别指出了金融自由化步伐缓慢。王绍光批评了农村医疗改革的诸多方面，但他仍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已显示出它自身既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又是善于学习的。而黄宗智对中国的转型道路有着更多的批评。他的很多文章为中国的“非正规部门的社会公平”进行了呼吁，实际上就是要创建体制和机构以改善非正规部门的大量雇员的待遇，包括工厂内部的待遇（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而言）和工厂外部的待遇（就非正规部门工人的孩子所能获得的医疗和教育而言）。但黄宗智认为，不存在一种简单的新古典主义的补救办法。相反，中国需要同时拒绝过去30年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不仅对于非正规部门是如此:更一般地讲，中国需要在极“左”和极右两极之间开拓出第三条道路。

　　所有这些作者都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解决关于中国转型之路的两个基本问题:它是成功的吗?中国现在应该走什么路?　

　　局部改革的局限

　　我发现樊纲和胡永泰为跨越所有部门同时进行改革而举出的例证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对这一证据的解读是，中国在那些改革既是必要的又进行得彻底的领域做得较好，而在不必要进行改革或者只是进行局部改革的领域就做得较差。有许多失败的局部改革的例证。中国的双轨制价格体系被一些人看作是帕累托改进型的“没有输家的改革”的一个例子。但是这忽视了双轨制所带来的价格套利的各种可能性。它可能增加了产量，但它形成了一个食利者阶层，这一阶层通过在国有部门低价买进商品并以高得多的价格在市场卖出而致富。当今中国存在的大部分的不平等，尤其是财富的不平等，都根源于双轨制价格体系。

　　开放政策也说明了樊纲和胡永泰倡导的局部改革的危险。由局部开放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这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

　　中国非正规部门提供了局部改革固有危险的第三个例证。中国只是缓慢放宽了对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同时很少关注劳动条件。其结果是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劳动力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黄宗智恰恰对这一结果提出了异议。沿着这些思路展开争论本身并没有什么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中国越早改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所面临的条件，其情况会越好。此外，提高工资几乎肯定会提高效率。通过减少由小型企业对中国的大公司所形成的竞争性的、基于价格方面的威胁，它将使中国的大公司能够更加注重产品的开发和售后服务，这对于打入全球出口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对全球出口市场而言，是质量而不是价格决定成败。在非正规部门中，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将提高效率，因为这将迫使小规模的公司变得更加趋向资本密集和创新。

　　所以，与樊纲和胡永泰认为的相反，真正的教训是这样的:如果改革是值得实施的，就应该迅速和彻底。　

　　金融自由化与市场失灵

　　由樊纲和胡永泰提出的关于中国转型分析的更根本的问题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型道路的问题而不是最终目标的问题。真正重要的不是“所走过的路”是循序渐进的或连贯的，而是对任何转型进程最佳终点的确定。

　　樊纲和胡永泰深信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优越性。然而，证据并不那么充分。以金融为例，关于中国应该做什么，樊纲和胡永泰提出了相当明确的观点:“在经济领域最大的瓶颈是私营金融机构的发展非常缓慢……整个金融体系仍由国有部门所控制，市场竞争基本上缺失。”但是他们像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样，还是不明白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根本性的体制缺陷。金融市场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唯一避免的方法是关闭市场并引入对银行部门的政府控制。当然，这将阻碍金融创新的步伐，但由于正是“创新”首先引起了危　机，所以很难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而中国是幸运的，它没有沿着美国的道路走下去。

　　此外，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金融部门产生的周期性泡沫仅仅是金融自由化所固有的不足的例证之一。更严重的问题是对长期风险投资项目和新兴产业资金供应不足。英国提供了一个说明这一金融偏斜的明显例子。部分地说，英国的问题是政治方面的问题。金融对英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这方面的一个证据是，因投机和完全不称职而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们仍然被指派到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成为政府顾问。更普遍的情况是，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呈现出一种持续的通货紧缩偏向。即使在英国的跨世纪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失业率仍然长期居高不下，因为“伦敦城”（作为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代表）对通胀的害怕更甚于对失业的害怕。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着同样的风险;它所导致的不平等螺旋将强化金融资本，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会弱化中国政府。

　　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工业投资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银行借贷所特有的短期盈利主义，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少会有长期贷款，并迫切要求快速偿还贷款。结果，英国经济已经变得依赖于金融服务，这意味着它容易受到冲击，且技术进步的长期过程将放缓。相比之下，德国和其他莱茵经济体创立了国有开发银行，它们在为小型公司和中等规模企业，即德国著名的中小型企业扩大长期融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由樊纲和胡永泰倡导的金融自由化造成的问题将比其所能解决的问题更多——正如在韩国所发生的那样，韩国1997～1998年的危机不是由于监管失败而是由于放弃了产业政策。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资本市场失灵现象很普遍，并且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才能避免。它是一个这样的领域，在其中中国经济需要一些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摆脱其赌场般的股市将是一个开始——和许多较少进行改革的东西。

　　当然，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型经济的理由不只限于金融市场的失灵。关于美国经济的一个更加不同寻常的事实是，尽管自1973年以来生产率迅速增长，但每小时实际工资的中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工资差量和相对贫困程度比其他任何富裕国家都大。

　　与盎格鲁—撒克逊型经济相比较，莱茵型经济（80年代末以前的日本，加入经合组织以前的韩国以及创建欧元区之前的法国和德国）在1989年之前的黄金时期引人注目的表现为支持中国基于福利和效率而采用这一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依然有比较坚实的证据使人们相信，在盎格 鲁—撒克逊经济体中，金融部门的政治影响威胁到经济增长的持久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