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认为，在西方文化占话语统治地位的环境下，很难实现中西方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对话。事实上，西方学术界也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对中国文化也有多种多样的看法，在历史上如此，在当今的西方学术界也是一样。
西方很多学者特别是新一代汉学家是非常重视中国文化的，并且很愿意和我们平等对话。我总结出当前海外中国学的三个新视角。
第一个新视角是，他们已经注意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在21世纪的道德示范和精神辐射作用。
法国当代大师汪德迈《编纂〈儒藏〉的意义》文章中说到：“面对后现代化的挑战……曾经给世界带来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已降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指引世界道路的可能性呢？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所提倡的拒绝宗教的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呢？”其实还有不少“汉学家”有这种类似看法，如史华慈、安乐哲、郝大维等等。安乐哲、郝大维在《通过孔子而思》一书中说：“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更是要设法使之成为一种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世界的文化资源。”这些看法，大都是要求从中国文化中寻求可以利用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特别是在新世纪兴起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更加注意到“中国文化”的“价值”。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提出将第一次启蒙的成绩与后现代整合起来，召唤“第二次启蒙”：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就是“尊重他者”。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和中国哲学都有着一种“有机整体”的世界观，都开始于一种不同的本体论，我称这种哲学为有机哲学，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根据这种思维模式，具体的事物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改变的基质。没有恒久不变的实体，相反，却存在着持续变化的关系。从以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哲学的新兴派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已把他们的眼光关注到中国哲学（有机整体观哲学）的意义。这可以说是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学”研究的一个新贡献。
第二个新视角可以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cois Jullien）的“迂回一回归”的模式研究“中国学”为代表。弗朗索瓦·于连是一位法国比较年轻的汉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欧洲的希腊哲学家。他多次到中国，著有好几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于连有篇题为“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开中国”的文章中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的思维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过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了解它，也是为了发展它，我们不能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为什么于连选择远离其自身文化传统，深入地来研究中国文化？这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来说代表着最明显的外在性，无论是其古老的还是现在的发展，都会让我们欧洲人摆脱自己的种族中心论。”于连作为一位汉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哲学家，他如此思考，从研究中国这一迂回的路程再回到希腊，这种“迂回——回归”的旅程会给西方学者带来一新的视角。这种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他者”反观自身文化的跨文化研究，从另外一种文化来了解自身文化，正是为了在继承自身文化中发展它的文化传统。他认为，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说是最远离的，他说：“这两种文化彼此独立发展如此之久，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互注视，没有‘交谈’。”一旦这两种文化相遇，他们的碰撞会出现几种可能：一方拒绝另外一方，而自我封闭，如某些原教旨主义；一方被另方征服，而使被征服的一方成为失去传统的民族；不同文化的双方经过长期的“互视”、“交谈”，最后达成相互理解。于连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互视”、“交谈”模式：就是在对“异国情调”的了解中发现“异”对发展其自己文化的“益”。于连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出发，走着一条“迂回”的道路，经过反观自身文化，摆脱自己的种族中心论，再回归希腊。我认为，这也许是当今西方汉学家（特别是欧洲的汉学家）的一条可行之路。因此，我们应更多地关注于连这样的新型汉学家。他的“迂回与进入”或“迂回——回归”新的中国学研究模式，对我们的“国学”研究应有所启示，我们是不是可以同样以“迂回”的道路，从相异的西方传统那里，经过反观回归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我认为，“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
第三个新视角是西方重新重视中国原始经典的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汉学界开始特别注意简帛的研究。简帛也是中国文化的原始经典，它不仅丰富了中国原始经典的内容，而且有新的材料来补充甚至纠正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近日西方一些学者又把《五经》的翻译提上日程，《五经》同样也是中国文化的原始经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长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正在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的重新温习与发掘，回顾着自身文化的源头，因而在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我注意到雅斯贝尔斯有一段话，他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无疑，“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重点已从对古典文献的“汉学研究”转变成对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方面的研究。但是，上个世纪简帛的出土又再一次引起了西方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关注。
我记得第一个重要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美国达慕思大学召开的。上引雅斯贝尔．斯那段话中提到对“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时，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当指欧洲）呢？这不仅因为中国、印度、欧洲是“轴心时代”的重要地区，而且这三个地区正处在一大转变的时期，他们都将会得到新的“复兴”机会，他们“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回顾自己的传统文化，重视原始经典将是应有之义。因此，自上个世纪末在西方“中国学”的“简帛热”到今天的《五经》研究与翻译问题，大概会是“海外中国学”（或“中国学”）的一个新领域、新视角。这一研究可能为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打开一新局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