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还没有对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状况做出评估。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值得关注至少有以下 三个理由:第一，韩中关系在过去十多年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扩展;第二，在中国学习的外国学生中，韩国留 学生的数量最多;第三，尽管刚刚起步，越来越多的韩国学者在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英文期刊如《中国季 刊》（ The China Quarterly）和《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上发表文章。本文主要对三类学术成果进行 述评，包括个人专著及编著　 ①　 、三种最重要的韩国期刊　 ②　 上的专题论文和博士论文。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笔 者有意识地尽最大努力减少偏见，但学术评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客观。　

　　一、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界分析　 

　　1.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界的演变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荒漠期。导致产生这种负面评价的原因很多，最重要 的是政治原因。在韩国，冷战的对抗和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意识形态上的普遍恐惧，使共产主义及其相关“敏 感”问题成为研究的禁区。“客观的”分析——这可能与军政府的反共产主义教条相抵触——几乎不被允许， 更不可能得到推进。韩国学者无法接触中国大陆，也看不到其官方出版物（甚至《人民日报》也看不到）， 这使学术研究即使有可能进行，也是极其艰难的。与西方学者不同，韩国学者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也几乎没 做出任何努力去利用香港作为重要的研究前沿。此外，在这段时间里，尽管有很多人从事传统的汉学研究， 但在中国研究领域的韩国学者实际上都没有受到过正规的社会科学训练。简单地说，在这20年里，韩国的中 国政治研究几乎没有值得评述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未曾预料的机会。由于70年代初国际环境的显著变 化——中华人民共 和国同美国和日本重建友好关系，首尔认为改善与北京的关系有助于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 平。1972年，韩国修订了其对外贸易法的第二条，允许与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韩国媒体也积极营造氛围，推动首尔向中国大陆敞开外交大门。与70年代国际形势剧变相适应，新的韩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播下了关键 的种子。汉阳大学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并从1974年开始出版《中苏研究》季刊。其他几所大学也纷纷仿 效建立起与当代中国研究相关的机构。1979年6月，韩国共产主义研究会在教育部的资助下成立，至90年代 初对其财政支持高达2亿韩元。当代中国研究是该研究会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资助。 

　　这一时期，以19名在韩国大学主修中国政治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为标志，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开始形成。 一些在20世纪60年代末留学海外——主要是去美国或台湾的第一代学者，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韩国从事 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些人中包括安炳俊（哥伦比亚大学）、崔明（伊利诺伊大学）、郑崇旭（耶鲁大学）、金 达中（塔夫茨大学）、徐真英（华盛顿大学）和朴斗福（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在此期间也出版了许多重要著 作，包括金相 1974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崔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政治》和郑崇旭1980年出版 的《毛主义与发展》。尽管如此，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整体上依然荒芜。由于缺乏关键的研究基础，尤其 是缺乏资金和图书资料的支持，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仍然很多，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的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为韩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尤其是政治研究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1983年的劫机事件、 1985年的鱼雷艇事件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中国派遣了庞大的代表团，成为首尔和北京之间发展官方接触的 重要催化剂，同时也推动了韩国对中国的学术研究。随着反共产主义氛围的逐渐缓解和经济联系的快速扩展， 提出了直接了解中国大陆的需求。智囊团和法人研究机构出版了关于中国现状的政策简报，并提供给企业和 学术团体。然而，这段时期学术成果从很大程度上讲并不丰硕。一般来说，韩国的第一代中国政治专家在60 年代和70年代大多在美国或中国台湾接受专业教育，由于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仍然不利于严肃的客观的学 术研究，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进行中国以外的课题研究。他们转而选择诸如东北亚国际关系、朝韩关系 等宽泛的课题，这些课题容易获得更多的研究资助。这样的“分离”妨碍了许多第一代学者积极地培养他们 的学术继承人，造成了第二代学者的断档。尽管政治氛围逐渐缓和，但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中国政治专 业授予的博士学位总共只有17个，比70年代少了2个。80年代在海外接受教育后回到韩国的第二 代学者人数也很少，尽管他们当中有金东兴（康涅狄格大学）、锦熙妍（迈阿密大学）和李洪杓（康涅狄格 大学）。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对当代中国研究抱有热情但却没有接受过政治学本科教育的“继任者”在美国、 中国台湾以及韩国涌现出来。这些第三代学者到20世纪90年代初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变化极其迅速，对于受到限制难以接触中国的韩国学者来说，无法展开严 肃的微观研究和实地考察。尽管如此，80年代也出版了几种专著和编著，包括柳泽熙1984年出版的《今日 中国大陆》、远东研究所1985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改革中的政治》、李相宇1986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 新道路》、安炳俊1986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政治与外交》、金达中1988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政治改 革》和金东兴1988年出版的《论共产党中国的对外政策》。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发生 了巨大变化。这种巨大变化至少有四个原因:第一，1992年8月韩中关系正常化清除了制约学术交流和研究 的所有障碍，韩国学者可以自由地去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短期采访。1993年以后，韩国学生开始蜂拥至北京 和中国其他地方，进行语言培训，从事中国政治领域的本科或研究生学习。第二，随着韩中外交关系的正常 化，韩国在中国市场的利害关系迅速提升，很多韩国大学和学院都设立了专门研究当代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政 治的新院系和学术项目。中国研究院系和国际研究院里中国项目的数量剧增引人注目。中国学术项目的增加 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这反过来加速了与中国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第三，支持当代中国研究的基 础设施在90年代广泛建立起来。教育部设立了专门用于推进地区研究的专项资助计划，这一计划最初由首尔国立大学综合地区研究中心负责，后来改由韩国研究基金会负责。为使多数人受益，韩国研究基金会进而建 立了向从事地区研究的博士和博士后提供财政资助的制度。第四，一大批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 从海外归来，最初是90年代上半期从美国回来的，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大部分是从中国回来的。在韩国大 学获得中国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数量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17人迅速增加到90年代的40人，成为学术界 的又一个支柱。这些学者能熟练地掌握汉语书写和会话，因为他们大多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研  究人员数量的剧增导致了团体的协作融合，这主要是通过引入新的理论和概念，使研究方法灵活多样，出版 相关专著和创办新的期刊，以及建立学术网络和学术社团来实现的。　 

　　2.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界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