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我们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许多方法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概论性著作和专著所采用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分期法〔即“恢复时期的中国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９—１９５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大跃进’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５８—１９６０）”、“调整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６１—１９６５）”等）反映了中共政治和社会经济活动或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进程的方针和内容（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未能回答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中国社会在每个阶段所经受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内容问题，在实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及进行经济和政治思想“跃进”尝试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经济机制的性质问题等。为回答这些问题，就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及东方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途经和结果问题展开讨论，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汉学家需要在分析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的同时，做大量系统和深化理论观点的工作。
　　与上述情况紧密相关，还有一个进一步明确分析问题的角度问题，要从新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进程及其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以前的著作中，包括上面指出的概论性著作，这些进程基本上都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理想化经验角度，从一个理想的普遍性的模式角度，即按照过渡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基础（包括实行集体化、工业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公式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角度来评价的。从这种角度来看，５０年代中期中国工业、商业、手工业和农村加快实行改造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仅仅是改造的速度和期限问题，而对改造中实现的“克服多种经济成分”的任务（按“传统理论”是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未加怀疑。产生“大跃进”错误立场的一个主要原因，认为是脱离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八大决议确定的“现实主义”纲领（计划大致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基础建设）。在批判性分析中国领导在５０至７０年代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时，忽视了中国和苏联的行政命令体制的基本相似和由此所决定的它们在许多重要时刻的工作逻辑的相似。从目前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对中国８０年代的发展经验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来看，这些问题需要有新的研究角度，应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如“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通过和中共八大等。
　　关于中国现代史的时限问题
　　最后是关于一般的和具体适用于中国历史的“现代”概念的时限问题和使用这一概念的合理性问题。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一种看法，认为“现代”的起点不应仅与１９１７年的十月革命联系在一起，而应看作是一个时期，包括２０世纪前几十年，这期间发生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俄国革命中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危机。众所周知，西方汉学家，即各种现代化概念的拥护者，不接受现代史思想，而喜欢用“ｍｏｄｅｒｎ”和“современная”（当代）术语。作为开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时代”的上限，他们认为是辛亥革命或西方向中国“挑战”，致使它采用各种“反击”方式（如鸦片战争、法中战争或日中战争）的一些紧要关头。
　　苏联的许多汉学家提出这样一种看法：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导致的中国向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迈进，早在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以前就已开始，其后又大大加快，因此从辛亥革命到１９４９年的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应看作是一个统一的进程。
　　上述考虑问题的方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即使我们改变“现代史”概念的内涵和找到代替它的新术语，也不会不存在这样的事实，即由于在２０世纪前几十年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与事件，在全世界和在中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而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结束和殖民主义制度的形成，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的发生，世界经济、国际关系格局、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和近期历史进程的内容也出现了全新的局面。从占领殖民地时代开始的，到瓜分世界结束时有质的变化的帝国主义把绝大多数亚洲国家作为附产品“纳入”世界经济的行动，意味着这些国家作为“东方”国家的历史已经结束，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以及“传统”东方民族共同体和文明的自然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中断”，同时还意味着它们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沿着新的道路和规律发展的开始。
　　至于中国，由于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１９１７年的十月革命，它的国际地位有根本改变。苏维埃国家的发展，它的政策，它的经验的影响，苏联、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同中国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中各种力量和派别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中国政治进程中的主体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形成、组织形式和立场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决定中国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和以后的社会经济进程方向和结果的重要因素。这些进程的内容可以讨论，但我们认为，不能怀疑它们与中国２０年代以前的进程相比较所具有的崭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