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文章具有作者称之为“探古”的意图。这些文章的作者认为他们的任务是重构历史，以作为直觉理解的根据。他们认为过去一定是不同于现在的，因此他们的目的是使人记得那些事实。这类文章极少，但是可以在新发行的学术杂志，如中国革命博物馆出版的供内部使用的《党史研究资料》中看到。
　　第三类文章是第一与第二类文章的混合物。作者们既解释过去，又谈事实，因此他们将“探古”与宣传目的结合起来了。有些作者在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时均用官方的解释，但文章的大部分篇幅则是用于“探古”。另一些作者提供了比正规教科书更多的信息，但他们的材料仍是与事先已确定的解释和评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文章所提供的事实的数量和材料相对独立于官方的解释和评价，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文章具有“探古”的目的，而为使权力合理化和为达到宣传目的所写的文章则使事实从属于解释，传递的信息量相对来说就要少些。这类文章为数极多，中国各大学的学术期刊上均可以见到。
　　１９７９年与１９８０年进行的关于如何评价陈独秀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邓时代开始时的各类解释。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将陈独秀看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谁应该对１９２７年的失败负责？说陈独秀是奸细是否应该？关于第一个问题的文章主要是第三类党史工作者写的。虽然对这一问题有各种答案（如《教学与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３期的《应当全面地历史地评价陈独秀》、《吉林大学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２期的《对陈独秀评价的评价——简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３期的《五四后期的陈独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６期的《评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等），但读者的印象是，作者们不是在争论陈独秀，而是争论当前的政治与理论问题。他们对材料各取所需，只用有利于自己论点的材料，他们显然不是在重构历史，而是利用过去的事在理论上进行一场论战。
　　第二个问题是很微妙的问题，它涉及对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作用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在第一类和第二类党史工作者内部进行的，因为当时中央委员会对如何解释这一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
　　第三个问题是在内部刊物上争论的（如《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１５期的《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之后》、《上海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２期的《评陈独秀给党中央的三封信》、《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８０年第１６期的《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问题》、《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８０年第１６期的《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言论》等），目标是针对六大的决定的。第二类党史工作者利用了１９７９年反康生的运动，小心翼翼地重新构建和解释了过去的事件。虽然如此，在有些文章中，“探古”的目的是主要的，其中传递“真正”信息是主要的，解释是次要的。
　　作者认为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党史是与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引用胡华１９５３年在《新建设》第１期上发表的《怎样讲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文中对党史所下的定义，认为，党史是付诸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在５０年代末以前，毛泽东思想被宣传成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思想，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期间，它又被重新确定为代表党的左翼的正确思想。这时，制定１９４５年《决议》时组成的联合已破裂，因而，对《决议》的评价已失去其重要性。相反，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被确定为党史的内容。除毛泽东而外，其它人在理论上的贡献都被从教科书中删去。这种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史写作方法也反映在各领导人在著作中被提及的次数上。
　　文化大革命初期否定了七大所推崇的各次会议，并标志着毛与刘联盟的崩溃。但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６年间的党史与“文化大革命”前的党史差别不大，只有少数著作将党史写成是１０次路线斗争的历史。
　　党史所起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作用，如按韦伯关于魅力与常规化（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ａｎｄ　ｒｏｕｔｉｎａｚａｔｉｏｎ）的理论，有两个。一方面，它是完完全全的革命后的常规化，另一方面，它起到使毛泽东的有魅力的领导永恒化的作用。宣称党史是付诸实际的毛泽东思想，从而使对毛泽东著作的理解规程化，这起到了常规化的作用。宣称毛在党史中处于中心地位是为了使其魅力永恒化。因此，在１９６４与１９６５年教科书中的毛中心主义为７０年代初的教科书开辟了道路，７０年代的教科书将毛的理论与精选的历史事实相结合，将１９４５年《决议》丢在了一边。
　　１９４５至１９７６年间党史中的毛中心主义与今天党史的主要任务有密切关系。今天党史的任务是传递毛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有限的的观点，把毛泽东思想重新定义为共产党的集体智慧。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之一，就是写文章谈他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理论贡献。这些文章是政治运动的产物，但也起到了提供更全面信息的作用。
　　如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光明日报》的文章《古田会议决议是怎样产生的？》详细叙述了《古田会议决议》形成过程，说这个决议是毛泽东综合了红军干部战士，包括朱德与陈毅的正确意见的产物。这篇文章详细谈到毛以外其他人的贡献，以至毛本人的作用反倒不明显了。另一篇文章也有这一特点，如黄少群在１９８１年《教学与研究》第２期上发表的《有关古田会议两个问题的研究》中，提供了大量细节，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对历史的贡献与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不相称的。
　　另一个例子是《历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１０期中《立三路线时期的一个问题——试论毛泽东同志对李立三的认识和抵制》。该文与教科书不一样，提出毛对李立三的认识有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他感到路线不正确，但没有公开反对。在第二个阶段里，他认识到敌人比红军强大得多。在第三个阶段里，他开始说服战士离开长沙，因为如果守不住，那么，占领大城市是不起作用的。该文作者对第一、第二阶段提出了许多证据，但对第三阶段没有提出什么证据。给人们的印象是该文作者证明毛初期接受了李三立的路线，但对毛后来与该路线作斗争却未能提出证据。１９８０年《党史研究》第４期的《略论毛泽东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批评上文作者接受了中央委员会苏区局的一个扩大全会的解释，提出该文受到“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批评的一个论点是有趣的：该文作者使用了机密文件，似乎毛选四卷对他说来是唯一可靠的信息来源。
　　１９８１年《决议》又重新恢复了１９４５年《决议》的论点，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贡献是极为重要的。该《决议》力图团结党内各派，因为各派多少都与毛泽东有关系，肯定毛的贡献也就肯定了他们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１９８１年《决议》仍然要求助于毛的有魅力的领导，同时，１９８１年《决议》还必须帮助稳定新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一个方法就是将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分开就能使新的领导将他们不赞成的毛泽东的观念删去，加上新的内容。
　　这样，毛在党内作用降低了，这使党史工作者能研究以前与毛无联系的事与人，如旅欧支部对建党所起的作用、其他领导人的传记等。但党中央仍不能或不愿对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历史制订出一份文件来回答在党史研究中新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