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 世纪初期开始,马塔埃乌斯·帕尔斯恩西斯(Mathaeus Parsiensis) 等学者开始有目的和系统地收集有关蒙古人的信息;后来弗朗西斯教团教士,特别是耶稣教会教士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介绍和研究;到19 世纪初,法国率先建立汉学专业,一门以认识世界为宗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达到了专业化的程度并且获得了学术界的承认。继法国1814 年设大学汉学学科之后,俄国、荷兰和英国也都先后建立了汉学。德国的汉学形成得比较晚,如果以1909 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汉学正教授职位为德国汉学之始的话, 那么德国汉学的建立比法国晚了近100年。即使以莱比锡大学1878 年决定设立东亚语言专业副教授一职和翌年7 月开始授课为准,也比法国晚了60 多年。这并不是说,在那几十年中德国没有汉学研究,只不过他们的研究都是“散兵游勇式的”,而且也没有什么职业前途,几位颇有建树的学者都转道他国谋求职位。1909 年,汉学虽然取得了与哲学、法学平等的地位,但是在规模上与当时的印度学(21 所大学中设17 个正教授和8 个副教授职位) 还是无法相比的。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上述状况才有所改变。以汉学正教授职位的设立为准,形成了汉堡(1909) 、柏林(1912) 、莱比锡(1922) 和法兰克福(1925) 4 大汉学中心。同时,在其他一些大学里,如哥廷根大学、波恩大学、慕尼黑大学、哈雷大学和耶拿大学也开设了汉语课,同时从事一部分研究工作。20、30 年代,德国的汉学在人员上和机构上都赶上或超过了邻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汉学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不仅多年积累的图书资料毁于战火,而且相当多的一批汉学家流亡海外, ⑦其中大部分则永远离开了德国,这不能不说是德国汉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德国在莱比锡和洪堡大学设有汉学专业,联邦德国在汉堡和慕尼黑大学设有两个教授职位。随着经济的复苏,汉学恢复得较快。联邦德国有一大批汉学研究所应运而生,其原因在于当时文化教育政策的大权在各州,每个州都至少要维持一个汉学所,而且每个像样的大学也都要设一个汉学所。德国科学委员会也有一个相应的规划。20 世纪60 年代,汉学教授的人数翻了一番,从1960 年的7 名增长到1969 年的15 名,其中正教授12 名。

　　战后的几十年是世界政治动荡的年代,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众对中国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此时学究式的中国研究已经满足不了政治上和新闻界的需要,一些大学外的与中国相关的机构、团体应运而生。1956 年由联邦德国外交部和汉堡市牵头成立了亚洲学研究所( IFA) 专门从事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1959 年联邦德国外交部与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文化部携手,在波恩重建东方语言学院(SOS) ,其前身是1887年建于柏林的东方语言学院,以培养汉语人才为宗旨。以中国的现实政治为着眼点,在大学内也形成了以柏林政治学教授于尔根·多梅斯(Jürgen Domes) 为核心的“中国政治学派”。在大众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1967 年德国亚洲学会(DGA) 成立,旨在促进对亚洲国家当代问题的研究。中德建交以后,学术交流得以大踏步地发展。汉学不再是50 年代的“兰花专业”,规模得到极大的扩展。马尔丁教授称1980 年是战后汉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①在这段时期里,不仅大学内的汉学体制建设基本完成,教员实现了世代更替,研究兴趣也明显地向现代中国转移。

　　汉学在民主德国也占有重要地位。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民主德国的汉学研究独占鳌头。除了洪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的汉学系以及洪堡大学的中国现代史专业以外,科学院历史语言所、国家与法学研究院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和社科院的国际工运研究所也从事对中国的研究工作。在40 年的时间里,这些机构共培养了200 多位专业人才,其中一半获博士学位,约20 人具备教授资格,可谓人才济济。② 德国统一之后,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洪堡和莱比锡大学。

　　与管理较为集中的法国相比,德国的汉学机构较为分散,这种状况有利也有弊。其优点是为自由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但是在资金不足,统筹规划难的情况下,其弱点就表现得十分明显。特别是在汉学宗旨尚不明确的状态下,机构的进一步发展,甚至维持现状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瑞士汉学教授加斯曼(Robert H. Gassmann) 把德国的汉学发展分为4 个阶段: (1) 19 世纪外行和专家并存的混沌阶段,汉学尚是东方学的一部分; (2) 20 世纪初汉学从东方学中分离出来,自成一家; (3)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期是汉学内部开始专业化的阶段; (4) 20 世纪60 年代初开始的自我解体阶段,即汉学研究的课题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课题相冲突,或者说相融合的时期。所谓的第4 个阶段,听起来好像是未来学式的预测,但如果联想到70 年代初,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社会科学派对汉学的批判和90 年代德国汉学界内部关于“认同危机”的讨论,也不能说是危言耸听。德国汉学确实处在一个重新整合的时期,要走合理化的道路,关于建立几大汉学中心的呼声很高。

　　德国汉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尤其是现实问题很少问津。这是不是弱点,众说纷纭,但至少可以说是德国汉学的一个特点。除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外,只有波鸿大学汉学研究所的部分教授和科隆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所专门从事当代中国的研究。汉学家们好像有意无意地把这一领域留给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亚洲学家”了。所以,在一些关于中国和亚洲当代问题的争论中,例如,在“文明冲突论”提出后,在关于当代中国研究中使用的概念、范畴(“儒家文化”、“亚洲的价值观”、“亚洲民主制”、“半民主制”等等) 的讨论中,汉学家们的反应是迟缓的和零散的。在出席1998 年汉堡亚洲研究所举办的“亚洲价值观研讨会”的48 位与会者中,只有4 位是汉学家。①在现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上,真正挑大梁的是汉堡的亚洲学所,它是德国的“中国观察家”。该所从1972 年开始发行月刊《中国动态》( Chinaaktuell) ,月发行量达2000 余册,排行第一。此外,该所主办的研究著作系列也是年轻一代学者竞相发表自己论著的园地。文稿的退回率达70 % ,可见编辑部选材之精。②该所共有科研人员17 人,其中一半从事中国研究。在近年出版的77 部关于中国的论著中,以法律为题的17 篇、经济16篇、国际关系13 篇、价值观8 篇、社会问题5 篇,其当代中国研究的重点可见一斑。前任所长维尔纳·德拉贡(Werner Draguhn ,1939～) 教授是一位经济学家, ③于2004 年4 月退休。继任所长是莫妮卡·舍德尔教授(Monika Sch¾ dler) ,她也是经济学家,原在不莱梅专科大学任教。

　　亚洲学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奥斯卡·韦格勒(Oskar Weggel ,1935～) 是一位元老,著书近30 部,其中不少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发表。退休后,汉堡市政府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这也是对该所学术研究工作的肯定。在学术思想上,韦格勒教授是传统文化论者,他强调文化因素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并针对“国家儒家观念”提出了“元儒家思想观念”(Meta2Konfuzianismus) 论,意即个人的儒家思想观念是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在因果关系的说明上,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争论都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

　　亚洲学所迈向国际化的步子要比汉学界大。它与欧洲各国的7 个学术组织一起组成了“欧洲亚洲研究联盟”( European Alliance for AsianStudies) 。这7 个学术机构是: International Institutefor Asian Studies in Leid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Studies in Kopenhagen ; 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Studies in Brüssel ;Asia Europe Center in Paris ;Centrode Estudios de Asia Oriental in Madrid ; School of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n London ;Swedish Schoolof Advanced Asia Pacific Studies in Stockholm。这些机构的研究主要针对现实问题,是关于“亚洲的未来的研究”(Fritz Opitz 语) ,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咨询价值。亚洲学所2004 年的科研课题包括: (1) 中国的教育与医学伦理; (2) 中国向德国的移民; (3) 中国互联网中的“文化认同论坛”(identity workshops) ———社会文化变化加速条件下认同观念的构成和转变; (4) 中国党政机关的变化; (5) 日本和韩国政党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成分; (6) 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私人关系; (7) 民主参与制度对东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8) 反恐联盟的社会结构———美国、日本和德国; (9) 中国农村劳动市场; (10) 从医疗领域看中国的全球化与社会发展; (11) 中国金融媒介和金融政策的制度性变化; (12) 1988 年以来的缅甸———通过经济开放达到民主? (13) 中国有没有儒家思想的复兴? (14) 日本、印尼和菲律宾的人权政策; (15) 日本的“银市场”———增长的市场及其潜力的分析;(16) 南亚的政治伊斯兰与民主; (17) 互联网作为非政府组织强化市民社会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