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始自中国与现代世界碰撞之初，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世界汉学已经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国际学术界在近50年来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也日益升温，渐成“显学”之势。为了增加读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现状的了解，也为了提供一个中外学者交流碰撞的平台，本版开辟“海外中国学”专栏，不定期地刊发海外中国学方面的评论，报道最新的学术动态，介绍重要的机构、项目、学者和著作等。 

　　本期我们邀请著名中国学专家柏思德教授对欧洲中国学50年来的发展做一梳理评论。下期我们将回顾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敬请读者朋友关注。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从传统汉学中自然发展而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古典研究仍然占据欧洲汉学的主导地位，很少有人关注现、当代中国研究。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大学的汉学院系和研究所才开始设置现、当代中国研究教职。如今，当代中国研究的力量越来越强，许多大学的古典研究则处于守势。回顾欧洲中国学的发展，可辨识出清晰的三代。

　　第一代：争论“阶级斗争”观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影响最大的中国学研究学者是法国索邦大学的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他提出的“转型社会”概念使其在70年代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大讨论中赢得了核心历史学家的盛誉。这一阶段的中国研究多采取一种“阶级斗争”视角，英国的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铲除“所有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确保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德国的乔瓦尼·布鲁默（Giovanni Blumer）也是从阶级斗争角度对“文革”进行研究。然而，“阶级斗争”派仅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分析路径。杜勉（Jürgen Domes）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学》与《中国的政府和政治》等书中提出并发展了一种新观点，即功能/观念集团可能演变成宗派，恰恰是这些集团的存在主宰了中国的政治过程。杜勉的观点显然既不同于“两条路线斗争”，也不同于中国官方的自我表述。 

　　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古典研究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在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院（SOAS），施拉姆（Stuart Schram，后到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和沃克（Kenneth R. Walker）为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了平台。施拉姆成为世界一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沃克则被公认为英国现代中国经济研究的奠基人。沃克的三位博士生（豪、亚什和诺兰）在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影响巨大。克里斯托福·豪（Christopher Howe）早在7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著述，自然应归于第一代学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