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奠基时期（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2个：历史学家费正清、社会学家傅高义 。这两位学者的贡献不仅是在于他们自己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于他们对当代中国研究所带来的整体影响。费正清引领实现了传统汉学向当代中国研究的转型，而傅高义(Ezrat F. Vogel)则因培养了怀默霆、戴慧思和赵文词等诸多学者而蜚声当代中国研究学界。 

　　　　除了费正清和傅高义以外，最早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还有两位学者，其一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Franz Schurmann，其代表作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其二是康乃尔大学的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其代表作是《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和傅高义一样，他们在50-6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的，而且除了施坚雅的资料来源于1949年前在中国四川进行的田野调查以外，其他人都因为无法直接进入中国，而主要依靠官方的报纸及在香港收听的大陆广播为资料收集的主要手段。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尤其社会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因此傅高义和Schurmann 等人的研究受到帕森斯的极大影响。

　　2.确立时期（20世纪70年代）。进入70年代以后，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不仅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采取了新的理论范式，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由于此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已经日薄西山，这使得"大多数最聪明、最能言善辩的研究生都自豪地宣称他们唾弃帕森斯的思想"，即不再将社会视为一个整合的、自我平衡的体系，这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研究视角；而在研究方法和资料的收集手段上，由于1970年代后大批的中国大陆移民从各种途径涌入香港，其中有许多人或是农民，或是下乡知识青年，或是工厂工人，再或当过红卫兵，他们带来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中国内情，这为西方学者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提供了可能。这样，在70年代许多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都通过在香港访谈的方式来收集资料，这些研究大多在80年代初获得出版。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魏昂德的著作，它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香港对80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的长达532小时的访谈基础上写成的。

　　3.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中国研究受到此时中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由于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而且使得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生活的相对宽松、文化的多元化和异质化发展，使得社会的力量壮大起来，第一次真正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被允许进入中国进行田野研究和资料的收集。1979年后，一批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进入中国，其中包括政治学家裴宜理、历史学家黄宗智和孔飞力（Philip Kuhn）、社会学家戴慧思等人；而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国广东省政府更是在1987年邀请傅高义前往。他用8个月的时间访问和考察了广东的14个地级市、三个经济特区、70个县和大量的企业，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有关广东发展的第二部著作《广东先行一步》。同早期的那本《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1969年）相比，傅高义有关广东的新著作体现出此时当代中国研究的新趋势，即研究者开始将自己的视野指向"过渡中的社会"的成长过程。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傅高义不仅分析了广东经济成功的原因，而且预测"如果政治环境能够给予广东人民更多的机会，那么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比先前更为丰富，而且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开放上，内容涉及农村改革、市场转型、社会分层以及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等。

　　4.繁荣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80年代末开始，当代中国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造成当代中国研究发展的动力，一是来自社会力量内部的变化，如前述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观点的影响，二是来自80年代末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同时更来自于1992年后中国社会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中西方实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对接。中国学者或与西方学者合作，或按照当代社会科学最流行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研究中国和中国社会，使得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国而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局面，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就像赵文词所说："我们目前比以往更多地与中国同事一起从事研究，而不仅以他们为研究对象。"1988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成立之时，美国学者Michel Oksenberg的一封贺信说明了中国学者参与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近年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机构风起云涌，遍及世界各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和加拿大，但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没有这种研究机构。现在，你们总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样，对全世界中国学的发展都将大有助益。因为，世界性的当代中国研究，不可能想像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参加进来，而能取得理想成果。"

　　随着当代中国研究成为显学，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大为增加，许多论文开始出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刊物上，这预示当代中国研究不再是一个非主流的边缘领域。与此同时，在西方留学继而任教的中国学者也出版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也都获得了中国研究学界的承认。

　　　　（孙翠萍根据周晓虹：《西方和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罗燕明，哈佛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仇华飞：《当代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朱政惠：《美国主要的中国学研究机构》，2006年7月27日《社会科学报》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