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客观层面上进行经验总结外，《方志论丛》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总结了经验。例如，志书的体裁究竟是纲目体好还是章节体好，对这个问题，方志界历来存在不同看法。《方志论丛》依据首轮修志的实践，对二者的优劣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纲目体的优点是容易编写，便于检索，缺点是内容难以区别轻重主次，层级不清，结构松散，缺乏内在联系。章节体的优点是内容分不同层次，轻重主次一目了然，结构严密，上下有连续性，左右有关联性，系统状态比较清晰。缺点是不太便于检索。从志书编纂体例的历史演变看，章节体逐步取代纲目体而形成了志书的主流。”书中还指出，选择章节体并非因编纂者的喜好，而是志书作为资料性著述的客观需求决定的，是由于资料性要求真实、准确、全面，著述性要求把资料放在特定系统中，以突显其类别、主次和传承。在作了上述分析后，《方志论丛》得出结论，认为“对志书来说，章节体优于纲目体”（见《对第二轮修志几个问题的探讨》）。又如，编纂志书要特别注意哪几个问题，是方志界十分关心的，对此，《方志论丛》也依据首轮修志的实践给予了回答。书中指出，首先要注意材料的真实性，一时搞不清楚的事宁可不写，不勉强迎合某种政治风向，不要只记成绩不写缺失；其次要注意材料的全面性、系统性、完整性；再次要注意在收集资料的同时认真设计、充分讨论、反复调整、逐步充实志书的总体框架，做到大事不漏，要事不略，各种事件归位适当、编排合理（见《对编修<北京市残疾人事业志>的几点意见》）。正因为重视对首轮修志经验教训的总结，《方志论丛》一书对第二轮修志肯定会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再说指导具体。新编地方志与古代修志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古代一本志书往往出自一两个人或少数几个人之手，而新编志书都是众手成志，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参与撰写。这与首轮新编地方志修志时间跨度大有关，也与当代社会经济远比古代门类众多、内容丰富有关，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唯其如此，更显得主编作用的重要。现在一些志书质量不高，内容前后重复、左右矛盾、详略不当、良莠不齐，究其原因，很大成分出在主编不得其人，或虽得其人而没有到位上。从首轮修志看，一部县志至少上百万字，一部市志更有几百万字，一部省志动辄上千万字、几千万字。这样规模的书，如果主编只是挂名，不看书稿；或者知识准备不够，看了而看不出问题，不能做到事先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事后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更不用说亲自动手去统稿，那么，志书质量不高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与此相反，《方志论丛》充满对于志书编纂富有真知灼见的具体意见，为地方志工作系统大大小小的主编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比如，志书的总述如何写，就是一个具体的普遍会遇到的问题。《方志论丛》从总述的目的、写法、特点三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指出，总述的目的是给读者阅读志书起提纲挈领、客观认识和思想引导的作用；写法上可以是对志书所述历史的简要介绍，也可以是对志书主要内容和编纂结构的简要介绍；特点是综合性、思想性、概括性的统一，是介于志书和史书之间、有叙有论、观点鲜明的论著（见《说说地方志的总述》）。

　　又如，人物志是志书中撰写难度较大的一种，古人就说过：“修志之难，难在于人物。”《方志论丛》没有回避这个难题，而是迎着难题上，在人物入志的方式、原则、标准、写法等几个方面，都拿出了具体意见。归纳起来，这些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关于入志方式。“生不立传”不等于“生不入志”，活人入志可以采取以事系人，即在记载事件时把相关人物带出来，略作生平介绍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分门别类，搞生平简介的办法。其次，关于入志原则。一是要先确定总量，在总量控制下选择；二是要厚今薄古，现代人入选多于古人；三是要适当照顾在本地出生和活动的名人（针对首都而言）。再次，关于入志标准。一是要看对历史影响的大小，无论是功绩卓著的伟人还是恶行累累的坏人，只要是名人，对历史起过重要作用的，都应入志；二是要看在每个行业中的地位，不能只重政治，而轻文艺、轻学术、轻民间；三是现代政治人物入志要有硬杠杠，标准明确具体，具有唯一性。再次，关于入志的写法。对每个人物介绍都要有统一的规范的要求，要规定必须有的要素，即姓名，性别，籍贯，民族，生卒年，出生地，主要学历、经历、思想和影响，有定论的历史评价等等；也要规定不能用的内容，如形象化的描写，编者的议论和评价等等（见《对第二轮修志几个问题的探讨》、《撰写〈人物志〉的难度》、《关于编纂〈北京志·人物志〉的意见之二》）。

　　又如，图片编排也是修志中普遍遇到的问题。许多编者要么对图片入志不重视，没有广泛搜集、精心制作；要么选择标准不当，过多使用各级领导人的标准像或视察照、会议照，政治化倾向突出；要么编排不科学，没有和文字搭配好。针对这些问题，《方志论丛》提出，志书编纂一开始，就要把图片纳入计划，广泛搜集，周密设计，使图文一体，相互映照；要多选择和制作一些示意性、社会性、文化性的图片，如疆域图、城池图、山川图、规划图、风景照、文物照、古迹照、美术作品照等等，少选和不选会议照和领导人的标准像，尤其不能把志书变成编纂时在任的地方主要领导人的宣传册（见《对第二轮修志几个问题的探讨》、《关于编纂〈北京胡同志〉的意见》）。

　　另外，《方志论丛》中还收入了对编纂北京志的《中央机构志》、《共产党志》、《政府志》、《自然环境志》、《科学技术志》、《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志》、《胡同志》、《云居寺志》、《明十三陵志》、《著述志》等志书的意见。从这些意见中也可看出，段柄仁同志对志书编纂的指导是十分具体，十分细微的。例如，他在审读《政府志》稿后提出，要调整篇目结构，补充“经济管理”、“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等三篇，同时撤销原有的“专记”篇，把其中的四章十七节的内容分别纳入其他各篇正文。再例如，他在审读《胡同志》初稿后提出，封面设计应当突出胡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讲胡同的书；后记与概述重复的内容要删去，只记编书过程的感触、答疑和为此书做出贡献的单位与个人；图片过多，重复的、反映外地的可删去，反映宏观的应放大；文字要规范，每个条目分多少个自然段要有统一标准（见《关于〈北京志·政府志〉的修改意见》、《关于〈北京胡同志〉初稿修改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