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采访：《摆脱“土匪史观”跳出“内战思维”》，接受采访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部委员，知名近代史研究者，近年被媒体说成是蒋介石研究权威。对于这样一位学者，人们有理由期待他给读者以真理和智慧的启迪，但读了这篇访谈录，令人既失望又惊讶不已。他仅仅根据蒋介石个人的日记，就武断地得出“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说我们对国共两党的斗争，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阐述，诸如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说成是“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都是根据“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得出的“荒唐、谬误的观点”，要求人们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要“重写中国近代史”。

　　近年来，这位学者写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的文章，或者接受媒体采访发表自己的观点，路数都一样，都是根据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看到的蒋介石日记下断语作结论。仅仅依据一本蒋介石日记，就宣称要“重写中国近代史”，声明“我的任务，找寻并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这就是说，我们史书上的蒋介石，人民群众所认识的蒋介石，都是不真实的，只有蒋介石日记中的蒋介石，才是真实的。

　　如果说他过去是根据蒋介石的日记，把蒋介石描绘成所谓的“民族英雄”、忧国忧民的政治领袖，那么，在这篇访谈录中，则是把问题提到了历史观的高度，把我们对国共两党的斗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统统说成是一种必须加以彻底摆脱的历史观，是“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我们党所坚持的历史观究竟是唯物史观还是“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必须加以澄清的。

　　近年来，一些人为蒋介石评功摆好、梳妆打扮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蒋介石参加了抗日战争。这位学者更是如此。他把抗战胜利的功劳都记到蒋介石头上，说蒋介石的一个大功，就是“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抗日抗战，而且坚持到底，争取到了最后的胜利”。他认为我们过去对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表现所作的批评，都是一种“内战思维”。为了表现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坚决性，这位学者特别引了蒋介石日记中对孔祥熙建议派员到香港同日本和谈来信的一段批示：“以后凡有以汪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勿赦”。似乎这样一说，就可以掩盖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倾向了。事情果真如此吗？

　　我们知道，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分裂，内战不已。因此，停止内战，争取一个统一的中国一致对外，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实现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为发动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有效的形式。在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两个战场，在中国抗战的统一体中，是既互为依存又相对独立的，它们都为抗战伟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对蒋介石寄予厚望,希望他彻底改弦更张,为团结抗战、民主建国做出贡献。但由于蒋介石出于一党私利，仍然坚持“限共”、“反共”、“溶共”的方针，做了许多危害团结抗战、亲痛仇快的事情，皖南事变便是一个突出的实例，而且他的对日妥协倾向也时有表现。抗战初期他就接受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寻求对日妥协的途径；1939年底到1940年初，又有和日本方面在香港、澳门的秘密谈判，双方讨价还价，甚至达成于8月上旬在长沙举行板垣征四郎（侵华日军总参谋长）与蒋介石会谈的协议。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使这种对日妥协未能实现，但这种举世皆知的历史事实，岂是蒋介石一纸冠冕堂皇的批示所能掩盖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学者在这方面的文章中，都只把蒋介石作为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而绝不从阶级上着眼；都只把国共两党的斗争看作是两党之间的政治纷争，都是以“自己的解释视角运用历史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他还在台湾特别声明：“过去，国共两党彼此都叫对方为‘匪’，历史证明，双方都不是‘匪’”。当然，称对方为“匪”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今天在历史研究中不必再使用这样的话语，但问题在于,在这里，有没有革命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区分？难道用一句“双方都不是‘匪’”就可以万事大吉吗？国共两党究竟代表什么样的阶级力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是历史研究中必须弄清的问题。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不可能做出科学的判断的。

　　这位学者仅仅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就断定1945年重庆谈判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最初方针是“诚恳”、“忍耐”的，只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而不去考察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和蒋介石的实际表现，就依据蒋介石本人的日记来演绎和判断历史，如果那样的话，用蒋介石的三封邀请电就可以了，又何必劳动他的日记呢。他还特别举例说，把蒋介石“称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样的基本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应当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根据这样的评价标准，蒋介石作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根本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起着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力量。当然，对他在某个历史时期所做的有益的工作，要给予应有的肯定。这难道就是这位学者所说的“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

　　应当说，这位学者的有关言论，集中反映了近年来在史学领域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做翻案文章。这就是通过美化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来贬损革命领袖和革命历史。这篇访谈录就是从历史观上根本否定革命历史，抹杀革命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而“土匪史观”就成了“告别革命”论的最好注脚。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历史现象，它的出现，是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的形势紧密相关的。一些人以学术研究为名，鼓吹“告别革命”，要求“重写历史”，说到底是为“另找出路”制造历史依据。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在思想理论领域提出“告别乌托邦”、“告别主流意识形态”，鼓吹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进行理论误导，制造思想混乱，以实现其“改向”的目的。以“告别革命”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正是作为同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主张相呼应、相配合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

　　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但从政治上看，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流传和泛滥，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直接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重视。

　　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支流，尽管是支流，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如果任其发展，就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这篇访谈录的出现，又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提倡唯物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依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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