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愈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长足的进步，有力地推动了这门新兴历史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在国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对国史学科的性质与定位、内涵与外延、理论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和认识逐渐明晰化，出版或修订再版了一批具有通史性的国史著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为主要代表的资料性研究著作为国史研究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史料基础，国史各领域、各时期和各重大事件的专史性著作进一步拓展了国史研究视野，制度化的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基本形成，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愈益活跃，国史领域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较好地发挥了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作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基本问题研究逐步深化

　　自改革开放新时期至20世纪末，国史研究逐渐兴起并取得丰硕成果，为国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那一时期，国史研究在积极探索、奋力开拓的同时，已经开始注意到国史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但从总体上看，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学科内涵与外延不够清晰，学科理论与方法尚不成熟，这成为国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新世纪以来，国史基本问题研究愈益引起国史学界的重视，诸多学者展开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2001年4月，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召开“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与会学者就国史研究的对象、研究领域、理论与方法、国史与党史的关系，以及“全球史观”、数字化、网络化与国史研究等问题发表了重要看法和意见。［1］2009年11月，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又与安徽行政学院共同举办“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讨会，交流了对中国当代史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定义、分期、主线、学科体系建设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并对中国当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国防史、外交史等分支学科做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2］

　　近十余年来，国史学界发表的关于国史研究基本问题的学术文章有40余篇。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有朱佳木的《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共和国史、当代史与现代史三者关系的思考》、《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等，程中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国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与方法问题》，张星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述论》，齐鹏飞的《关于“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再认识》，李良玉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郑珺的《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述评》等。［3］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史的学科性质与定位、内涵与外延、理论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认识逐渐明晰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逐渐趋于一致。

　　第一，关于国史的学科定位　国史界大多数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属于中国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国通史的现代或当代部分。也有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国当代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侧重于上层政治和政策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都持一视同仁的态度”。［4］这一观点对国史学科概念的理解过于狭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仅应当研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历史，同时也必须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发生的历史变迁。有学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当代史同样都应该以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社会面貌的全面变化、社会成员全面参与的生活进步为完整的认知对象，在这一点上两者不应该有任何区别。”［5］从狭义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要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但从广义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应该包括国家成立以来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变迁，如政治制度史、政权建设史、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民族史、国防史、外交史等等，还要包括疆域、人口、婚姻、民俗的变迁和气候、生态、资源、灾害等自然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6］只有从广义上来认识，才能正确地把握国史的学科定位。

　　第二，关于国史的发展主线　所谓“主线”，就是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始终、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走向的主要历史脉络。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史研究的主线应当侧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对国家性质的科学论断，着重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7］；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建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和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线，“一种更简明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8］；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史的主线至少有三条，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国史的发展，共同决定着我们国家始终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为自己的最高利益”［9］。

　　第三，关于国史的历史主流　任何历史发展都不可能是直线前进的，都会有前进有曲折、有成功有失误、有主流有支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探索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无疑是国史的发展主流。肯定国史的主流，就应当把国史研究的重点放在肯定成就、总结经验上，通过对成就和经验的科学总结，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当然，对国史中的支流，即探索过程中的失误和曲折，也不应该回避，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总结。

　　第四，关于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指南，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奋斗历程、成功经验和发展规律。同时，国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也要认真学习继承中国历史学的宝贵遗产，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继承中发展，在借鉴中创新。［10］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通史性著作的出版和再版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史学界对编纂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继续给予了高度重视。据笔者收集和检索到的单卷本国史著作有20个不同版本，其中绝大部分是高等学校或党校教师编写的国史教材。

　　作为中国通史配套教材编写出版的有杨先材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杨先材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此书为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的第6卷。，周新国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周新国主编：《中国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同时出版的还有《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中国现代史》。，这一新的教材样式显示了中国史学界和高等院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地位的肯定与认同。

　　再版或修订、增订再版的单卷本国史著作有金春明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金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出版，2004年增订再版。，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靳德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二次修订本，因原主编靳德行已逝，此次修订工作由原书副主编秦英君主持。，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经增订的第三版。，陈明显在20世纪末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中国50年》基础上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程》［11］，陈述先后著有3种国史著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简编》［12］、约2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3］和人民出版社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图书”于2009年9月出版的70余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初版的国史著作有庞松主编的《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4］，励维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5］，高平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明教材》［16］，欧阳国庆、张雪娇、刘桂凤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明教程》［17］，齐鹏飞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8］，李安增、李先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19］，还有郭大钧主编的《中国当代史》［20］，王玉贵、朱蓉蓉主编的《中国当代史教程》［21］，梁仁主编的《简明中国当代史》［22］等。单卷本国史教材的增多，显示了国史教学在高等学校中地位的提升。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后，有两种比较重要的多卷本国史著作问世。一种是张静如任总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23］，该书共6卷，近400万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新中国60的历史画卷。一种是郑谦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4］，该书也是6册，300余万字，以比较严谨的研究和论证记述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这两部书的作者主要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多年从事党史、国史研究的学者，其中有几卷（册）的主要作者是重合的。这两部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新中国60年的历史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分为前后衔接、一脉相承的两个时期［25］，又把两个时期各分为3个阶段，6卷（册）的时间分期也是基本一致的；两部书不同的特点主要是，张静如总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采取了注重通俗生动的图文并茂形式，郑谦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采取了比较规范的学术著作形式。两部书各具特色，相得益彰，为国史著作编纂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当然，由于篇幅较大、编撰时间较短，两部书的个别卷（册）都难免有粗疏之处。

　　另一种多卷本国史著作是刘国新、贺耀敏、刘晓、武力等主编的9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该书系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4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基础上增编、修订而成。其1~6卷分为6个时期，以“总论”、“重大事件”、“文献资料”等形式，概括了各阶段的历史概貌、阶段性特征、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参照中国传统史学的纪事本末体写法，叙写了各时期重大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局，并附有各时期的“国史研究论著索引”。第7卷为“人物卷”，主要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纪传体的长处，为新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英雄模范立传，通过这些反映时代特征的人物活动再现历史。第8卷和第9卷为“大事记”，借鉴中国传统史学的编年体，以时间为经，记述了新中国各时期的重要事件。该书力图以多种体裁、多侧面地展现新中国历史风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在国史编纂学上的创新

　　编纂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以下简称《国史编年》），是2001年12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原则批准的重大国史编纂项目。该书编纂工作自2002年启动，2004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1949年卷，到2011年已出版至1959年卷，共11卷，逾1100多万字。《国史编年》按年设卷，采用纲目体，逐日记述新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民族、社会、人口、宗教、疆域、地理、区划、灾害、气候、生态、资源、国防、军事、外交、对外关系和国际反应等诸方面大事。该书由纲文、目文、注释、文献、图片、附录等部分组成，在史料选用上广泛搜集各种公开史料，并认真加以考证、校勘，同时在中央档案馆的大力支持下，1951年卷之后各卷均用较大篇幅披露了尚未公开过的档案文献，以真实地记述国史各领域的重大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