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诞辰110周年。范老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也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他把自己的学术生涯与革命事业有机地融和在一起，是近现代中国追求真理、勇于创新、集学者与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范老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我们面对这位前辈的治学精神和为人风范，仍然有一种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钦佩、崇敬之情。

　　范老于1893年11月15日生于浙江绍兴一户世代读书人家，早年曾师从著名的音韵学、训诂学家黄侃先生，在传统学术方面颇有造诣，是一位饱富旧学、成就卓著的国学大学者。他的治学领域涉及经史子集诸方面，著有《文心雕龙讲疏》、《文心雕龙注》、《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群经概论》、《诸子略论》等。尽管这些著述已经奠定了范老在学术界的地位，但他目睹旧中国战乱不已、民族危亡的惨状，并没有陶醉在已有的学术成就中，而是忧国忧民，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从纯学术的圈子中走出来，投身于抗日和革命的洪流中，并且成长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范老早在1926年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党的地下组织遭受破坏，他一度失去组织关系。但他不改初衷，仍以左派教师面貌参加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组织，先后两次被捕，经受住了生死考验。1936年，他由北平来到河南大学文史系任教；进而脱下长衫，积极参加抗战的宣传鼓动和干部培训工作；进而投笔从戎，在确山竹沟加入抗日武装，成为新四军中的一员，从而完成了由研究国学到研究史学，由文质彬彬的教授到文武双全的战士的人生转变。当时的豫南省委领导认为他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于1939年批准他重新入党，使他实现了多年的心愿。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在1940年来到延安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使世界观产生了质的飞跃。

　　在延安，毛泽东为了加强对干部的历史教育，以便进一步克服教条主义的影响，亲自交待范老撰写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范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在窑洞和油灯下，只用一年多时间便完成了56万字的《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毛泽东看到后极为高兴，称这是为我们党做的“一件大事”，说明共产党人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拿出了“科学著作”，还为此请范老吃了一顿饭。随后，范老又写作了近百年政治史，于1946年冠以《中国近代史》的书名出版。这两部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对于这两部著作，戴逸教授曾评价说：它们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影响了后代的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它们奠定了范老在历史学界崇高而不朽的地位，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中国通史的，范老是第一人。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也是十分深刻的。

　　建国后，范老是中国史学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成为新中国史学界的领导人，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党和国家也很重视范老在学术界的影响，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在党的八大和九大上，他先后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同时，他还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第三届委员会的常委。但范老并没有因此而在学术上懈怠，相反，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创建和《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中。他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对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需要，受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委托，同吴晗等人一起，组织和推动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前四史的标点工作，先后主持编辑了《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等书。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和许多正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受到陈伯达、康生之流的迫害，只是由于有毛主席的保护，他才得以幸免遭难。1969年他病逝前，嘱咐亲属将其骨灰撒入钱塘江，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广阔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