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改革开放，从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的会议起步
　　“历史转折发生在那个时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或迟或早总要发生。”作为那场大转折的亲历者和研究者，1978年底，朱佳木在京西宾馆住了45天，“时间虽长，却感到过得很快。”因为，“会议气氛热烈、活泼，真正做到了代表们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几乎天天都有好消息”。
　　改革开放三十年发生的变化，无不可以追溯至1978年12月那短短5天的会议。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在此前为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作了充分的准备。当时，朱佳木作为秘书，随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经历了两个会议的全过程。
　　实现转折并非一帆风顺。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议题中仍然没有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内容。甚至会议中间还发生过不同意见的交锋，使得会议时间一延再延。如果没有会议中途议题的变化，没有与会代表对“两个凡是”和压制民主做法的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历史转折的出现或许还要拖后一些时候。
　　现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朱佳木称，具有前述特点的会议，在我们党史、国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的，恐怕也是极其少有的。
　　邓小平当时这样评价中央工作会议：“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中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陈云在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党中央副主席后发表即席讲话，也说这两个会议“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党史、国史上少有的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在此之前的11月10日至12月15日，开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两个会议的地点都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是212人，都是中央各部委、各省区市、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第一、二把手，其中有的不是中央委员。参加三中全会的代表是281人，绝大多数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有几位准备补为中央委员的同志列席。
　　两个会加起来是41天，但由于提前报到，以及在两个会议间歇时修改会议文件，胡乔木实际在会上住了45天，朱佳木始终跟他在一起。始终跟他在一起。
　　《瞭望》：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本来有什么打算？ 
　　朱佳木：在全会之前召开工作会议，为全会作准备，这是我们党经常的做法。不过，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有些特别。在会议之前，中央，起码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打算开成后来那样一个会；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起码是绝大多数代表，也没有想到会议会开出那样的结果。
　　中央工作会议原来宣布有三个正式议题，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只是决定在进入正式议题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但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后来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真理标准讨论中暴露的问题和中央人事调整问题，并且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正是这一结果，使我们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初的动议只是为了通过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的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和1979年至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另外，成立中纪委和通过中纪委领导班子的组成。但实际上，也变成了确认工作会议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和充实中央领导机构的会议。
　　《瞭望》：您对会议有什么整体感受？
　  朱佳木：对中央工作会议的特点，我可以用三个印象来概括：一是议题中途发生了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二是持续时间长；三是气氛热烈、活泼，真正做到了代表们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简报有闻必录、及时详尽。在那40多天里，我天天都看简报，因此，天天都可以看到代表，尤其是许多老同志的精彩发言，越看兴趣越大，时间虽长，却感到过得很快。
　　就我所知，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的会议，在我们党史、国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的，恐怕也是极其少有的。
　　《瞭望》：议题是怎么发生改变的呢？
　　朱佳木：进入小组讨论的第二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作了可以说是这个会上所有发言中最为重要的发言，这就是已经收入《陈云文选》的《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他列举了六大问题，如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关于彭德怀骨灰安放、关于康生的严重错误等。这些都是“文革”中或“文革”前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是当时最为敏感、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个发言捅破了窗户纸，被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性作用。
　　陈云后来对我说过，由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过他的发言不给登简报的情况，所以他在讲完后，还特别问简报组的人，敢不敢一字不落地把他的发言登在简报上。那时，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党内情况与1977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像过去那样不给代表发言登简报，已经做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