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8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10周年诞辰。顾先生一生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创辟路径，培育人才，对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的贡献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顾先生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建者，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开辟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顾先生以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积极进行古史古籍的考辨，去伪存真，于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样一个观念。其主要内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比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比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我们虽然不知道上古时期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这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比如，我们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但至少可以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但至少可以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以后，他又沿着自己开辟的这条新路，由此及彼，提出要打破非信史造成的“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等四个观念，并提出“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观。

　　顾先生的这一学说虽然是继承了中国古代从刘知几到崔述等疑古派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不再像他们那样是为某种经学理论而辨伪，因而第一次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并由此产生了“古史辨学派”，在当时的史学界造成了惊天动地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后来古史研究的进展。蔡元培先生称誉他的观点是“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所未发”。 郭沫若同志在1930年也高度评价“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的”。 胡绳同志在1957年曾著文指出：顾先生在“古史辨”名义下进行的工作“不应当被抹煞”，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层累”说对整理周秦两汉时代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1993年，他在纪念顾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又重申：“顾颉刚先生用‘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点，进行古史传说的考辨，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

　　现在的考古挖掘表明，夏王朝之前也有类似国家那样的社会存在。但我们评价一个学术成就和一个历史事件一样，都应当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何况即使夏王朝之前还有王朝，也不能断定尧、舜、禹和三皇、五帝、盘古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古书上对他们的记载就是真实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文献和民间传说中，“层累”情况的确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例如，有人考证就连上海龙华寺和龙华塔的历史，也是越早的记载越简单，建造年代越晚；越近的记载越详细，建造年代越早。历史科学的前提是史料的可靠，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今后考古学界有什么新的发现，都不可能磨灭“古史辨”学术思想对于历史研究的巨大价值。就是我们搞当代史研究的人，现在不是也要警惕和注意剥离史料中那些看起来很具体生动，但实际上却是出于想像的、附会的、甚至是编造的成分吗？

　　其次，顾先生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他用神话、戏剧、歌谣、故事、传说、宗教等民俗学材料来印证古史，把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纳入学术研究的轨道，用传统的治学方法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

　　以民俗学材料来印证古史，是顾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古史记载中本来包含着许多神话传说的成分，相互冲突，难以在考古学上得到直接的印证，而借用民俗学的研究往往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比如，他通过孟姜女等故事的演变，论证了古史如何由简单变为复杂，由局部地方变为全国，由神话变为史事。他又通过民间歌谣论证了《诗经》是古代诗歌总集，其中有大量的民间创作。他和北大同人1925年对妙峰山香会的考察，是我国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调查。他于1926年出版的《吴歌甲集》，除具有丰富的资料之外，还有详细的注释、解说和对一些问题的理论探索，不只是一般的歌谣资料集，而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顾先生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又主编《民俗周刊》，创办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会丛书》，将民俗学运动由北方推进到了南方。尽管他的这些工作还只是初步的，还有许多粗糙之处，但有谁能否定这些工作对于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创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