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当代史的开始。此后，对当代史的研究工作就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了。但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史研究，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这个讲话简要回顾了建国后30年的历史，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当时，客观形势要求党对建国后的历次重大运动、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做出更加深入、更加明确、更加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于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及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和指导下制定的，起草时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许多老一代革命家提出了重要意见，还在党内4000人范围进行了讨论，又在一部分党外人士中征求了意见。因此，制定决议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次高层次的集体研究当代史的过程。决议对当代史研究中的许多难点、热点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随后，由胡乔木同志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方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宣传部部署，从全国抽调力量组织编辑了《当代中国》丛书。这套大型丛书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分卷，先后参与编写的领导干部、专家、实际工作者有10万多人，至1999年出版了150卷，共1亿字，3万幅图片。它利用大量丰富、确凿的档案资料，叙述内容包括建国后各条战线、各个地方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为系统研究当代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提议并经党中央批准，于1990年成立了主要任务是研究、撰写、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1992年，又以当代所为依托，成立了团结当代史学界专家、学者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这一切，标志着当代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式登上了学术舞台。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和当代史资料的大量披露出版，人们对当代史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在《历史决议》的指引和中央有关部门与各省、市、自治区的支持下，当代史研究的机构陆续成立，成果相继问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地方的临时性机构有21个、常设机构有9个，主要研究成果除《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各省、市、自治区卷以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已经出版了20卷，有一卷正在发排；另外，近十几年来，出版的国史通史、专著、工具书也不下百种，涉及当代史的文选、传记、年谱、大事记、回忆录、论文集、资料汇编等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机构的成立和成果的发表，使当代史研究的学术园地呈现出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的繁荣景象。在上述背景下，当代史自身的学科建设问题很自然地摆在了人们面前。下面，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谈一点粗浅的原则性的认识。

　　第一，关于当代史研究存在的理由。

　　在中国悠久的史学长河中，确实存在过当代人只写前代史而不写当代史的习惯。但这个习惯是在封建社会造成的。在封建社会，所谓当代、前代是以帝王姓氏为标志的朝代来划分的。在某姓帝王的专制统治下，历史学家编写当朝的历史，颇多忌讳，难以做到秉笔直书，只好等到改朝换代后再“盖棺论定”。另外，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落后，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客观上也给当代人写当代史造成种种不便。现在，这些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大多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封建时代，写不写当代史仅仅是史家的事，人民群众并不关心；而今天，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要求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希望看到有关当代史的著作。当代所前年进行的千人问卷调查统计显示，认为做一名共和国公民有必要了解国史的占98%，对国史感兴趣的占88%，便是一个有力的说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提高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任务十分紧迫，更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这就更需要自觉地用这些历史的实践经验来提高和丰富自己。”现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有不少问题有待我们从分析建国后的历史中寻找答案。例如，过去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历史证明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但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意味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如果还存在阶级斗争，它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应当如何对待?又例如，某些干部急于出政绩、好“刮风”、喜欢“一刀切”，这些现象在过去50多年里曾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过，这其中是否有规律?规律是什么?对于类似问题，如果能给以科学的回答，无疑有助于我们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可见，对当代史进行研究，是当今时代特点决定的，是客观的要求，而不是主观的强求。况且，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不乏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事例。比如，司马迁是西汉初年人，他写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人物和事件的有51篇，重点写这一时期历史的有15篇，合计占《史记》一半以上的篇幅。因此，说《史记》是一部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并不为过。诚然，与研究对象相隔时间太近，容易造成史学工作者认识上的局限。但是，这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当代史学工作者的认识能力来加以弥补。而且，后代人写他们没有经历过的历史，往往会显得隔膜，也有他们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应当从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摒弃过去时代留下的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的成见。

　　有些同志或许认为，既然中共党史也研究建国以后的历史，再把当代史作为一个单独学科来对待似乎没有必要。不错，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力量，一部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因此，党史的建国后部分与当代史在研究对象、内容上不可避免地会有交叉，有重合。但应当看到，党史是专史，而当代史是通史，它与党史无论在研究范围、研究重点还是研究角度上都有很大不同。当代史研究除了涉及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还要研究其他政党的参政议政史，以及政权建设史、政治制度史、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民族史、国防史、外交史等等，还要研究疆域、人口、婚姻、民俗的变迁和气候、生态、资源、灾害等自然因素对历史的影响；除了要研究党中央的决策过程，更多的是要研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的决策过程，以及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军事机关的重大举措；除了要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多的是要研究各级政府是如何根据这些决策来组织各项建设的，全国各族人民又是如何在这些决策的指导和影响下从事各自工作、开展各项活动的。现在一些有关党史建国后部分和当代史的出版物确实存在内容雷同的现象，但究其原因，是因为党史过多地写了本来应由当代史去写的内容，当代史也过多地写了本来属于党史的内容，并非它们的本质属性所决定。这是我们今后需要通过加强党史和当代史两个学科建设来解决的问题，而不应当成为怀疑当代史学科存在的理由。

　　第二，关于当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当代史研究是一门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但归根到底属于史学的分支。因此，当代史研究也和其他史学学科一样，指导思想应当是而且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攻击、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也影响到国内，一些人指责唯物史观有“理论缺陷”，“已经过时”，并且鼓吹“指导思想要多元化”，说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一个“学派”，应与其他学派“地位平等”。要不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这对于史学尤其是当代史研究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方向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乎自身学科建设的大问题。

　　例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获得胜利的原因，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纯属历史的偶然，不过是因为共产国际支持，或共产党人抓住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机会，或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而造成的结果。事实真是如此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当代史研究便会从一开始就走上歧路，进入死胡同。再例如，建国后党在指导思想上有过失误，历史出现过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但当代中国史的主流究竟是曲折还是成就?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是延误还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解放还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对这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当代史研究也是搞不好的。再例如，前一段时间国外公布了一些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有人便借此鼓噪，说什么北朝鲜是侵略者，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是“帮助侵略”，耽误了国内建设，并据此要求把《谁是最可爱的人》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可见，如果在当代史研究中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不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我们就不可能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就不可能从大量纷繁的事物中理清历史发展的主线，就不可能驾驭各种各样的史料而会被史料牵着鼻子走。现在有那么一些所谓的历史作品，由于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而陷入唯心史观，结果歪曲了历史的真实，产生了很不好的社会效果。这一现象从反面说明，坚持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关系到当代史研究的政治方向，也关系到当代史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 这就告诉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我们应当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把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当代史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勇于和善于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