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创了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胡乔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国务院研究室主要负责人，出席了工作会议并列席了全会，为会议和全会取得的巨大成果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他本人也在这次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在会后被任命为党中央副秘书长，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胡乔木从1954年起任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后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文化大革命”初被解除一切职务）。那段时间，我刚好担任他的秘书，有幸随他一起住进了会议所在地——京西宾馆，在那里度过了45个日日夜夜，亲眼目睹了会议的历史性进程和他为会议所做的大量工作。

　　一

　　中央工作会议是在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华国锋在会议开幕时宣布，这次会议只开20来天，议程主要是讨论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以及明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备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进入正式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问题（事后知道，这个决定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而作出的）。但实际上，这次会议却开了整整36天，而且把一次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会议。会议主持人原来的设想与实际结果发生如此大的差异，这在党的历史上恐怕是极为罕见的。要弄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不能不对会议之前的形势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我们党和国家从危难中得到挽救。出于政治考虑，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一些重大冤假错案暂不提出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后来华国锋却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一味拖延和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恢复老干部的工作，这就很难让人理解了。例如，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陈云在书面发言中建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会议简报竟然以不符合中央主要负责人讲话口径为由，不予刊登。在党内老同志的一再努力下，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虽然得以恢复工作，但华国锋又层层设防，迟滞各项政策的落实，甚至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企图在不纠正“左”倾错误的情况下，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内外积蓄的疑惑和不满越来越严重，党内正确力量与错误力量的冲突越来越尖锐，以至三中全会之前已到了不能不爆发的程度，而且果然爆发了。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华国锋一方面宣布明年全党工作重点要转移，另一方面又说这种转移是新形势的需要。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即11月12日下午，午睡一醒，胡乔木就叫我到他房间。他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因此，这次的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他要我帮他查几条马列和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说下午的小组会上要用。下午，他在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说明“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经济脱离政治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政治脱离经济也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他说：“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国内的阶级斗争也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他的发言很快被简报全文刊用，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并在他后来负责起草的全会公报上反映了出来。

　　就在胡乔木发言的同一天，陈云在东北组发言，率先解放思想，冲破了华国锋为会议设定的框框，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他在发言中说，他完全赞成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是，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顾虑的。对有些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接着，他列举了薄一波等61人和陶铸等人的历史冤案、彭德怀的名誉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等6个问题。陈云当时在党内虽然只保留有中央委员一职，但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形成的巨大威望，由于他讲的6个问题恰恰是触及到“左”倾错误要害的关键性问题，道出了大家憋在心里很久的话，因此，他的发言在简报上全文刊登后，立即引起了各组代表们的热烈响应，一下子使会议气氛活跃了起来。大家很自然地把话题集中在“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天安门事件、冤假错案等等这类政治问题上，眼看着会议一步步脱离了事先设置的轨道，成为向“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发起的一场总攻。全面认真地纠正这些错误，已经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洪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