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的徘徊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标志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即确立了三中全会路线；实际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陈云与邓小平曾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正是由于陈云所处的这一特殊地位，以及他的丰富经验与巨大威望，他对党对人民的高度使命感、责任感，以及他求真务实、多谋善断、公道正派的崇高品格，使他在这次会议的会前、会中、会后，为准备确立和确立三中全会路线，以及巩固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都发挥了积极而独特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邓小平说过：“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 这一准备是广大党员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共同进行的，也是邓小平复出后在他领导下进行的。陈云在其中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 对抗“两个凡是”的方针，率先公开提出邓小平复出问题

　　早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陈云就以他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敏锐性，预感到了“四人帮”夺权的危险。那时他虽然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但他密切关注着“四人帮”的动向，并以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嘱咐一些老同志提高警惕，保持联络。叶剑英曾派人秘密接他去自己寓所，就解决“四人帮”问题，当面向他征求意见。他明确回答：“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在叶剑英、李先念的积极参与下，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共和国从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然而，令全党失望的是，“四人帮”粉碎后，华国锋虽然主持开展了全国范围内揭发、批判“四人帮”和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运动，但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延续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进而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上公开亮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当时，要使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彻底摆脱出来，打开全党全国工作的新局面，关键在于要解决两件大事：一是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恢复邓小平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撤销的职务，使他重新回到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来。而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恰恰阻挠了这两件大事的解决。

　　一个月后，党中央召开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总结半年来的工作，部署当年的工作。会前，陈云与王震等一些老同志相约，要在会上提出解决这两件大事。会议—开始，华国锋重申“两个凡是”的方针，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陈云、王震等不顾高压，按照会前的约定，分别发了言。陈云的发言是事先写好的，只讲了这两件大事，加上标点符号总共不过三百零几个字。但发言后，会议简报组却搞了一个所谓“摘要”，删去了其中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话，送给陈云过目，要他点头。陈云看后问，为什么搞“摘要”?对方解释说，其中有些话与华主席讲话口径不一致。陈云表示：要登简报就全文登，搞“摘要”不成。结果，这篇发言在华国锋的压制下，最终未能在简报上刊出。王震和其他几位同志的发言，凡是有关这两件大事的内容也被简报统统删去。但尽管如此，陈云等人的意见还是不胫而走，产生了强大影响。在舆论的压力和叶剑英、李先念的促进下，会议临近结束时，华国锋不得不表态，说“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听到这句话，陈云马上在小组会上钉了一句：“适当时机，我赞成”。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终于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尽管华国锋还在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但全党拨乱反正的事业毕竟从此有了自己的主帅。毫无疑问，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 积极争取平反冤假错案和解放老干部

　　如同任何一种政治力量一样，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坚持“两个凡是”的力量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要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党的正确力量还需要同错误力量进行艰苦的较量。较量的焦点，仍然在于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和历史上的冤假错案。

　　“四人帮”粉碎后的第10天，即1976年10月16日，李先念给陈云打电话，征求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陈云经过同一些老同志商议，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中一条便是“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工作。”以后，他又通过替老干部及其家属转信给中央领导人等办法，由易而难，逐件进行冤假错案平反的争取工作，使一些老干部陆续走上了领导岗位，也为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最终解决开了头。例如，“四人帮”粉碎后，黄克诚仍在山西“下放”，生活条件很差。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如得不到及时治疗也很危险。陈云致信中央，转交了黄克诚夫人的信，请求同意黄克诚回京医疗。这一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为黄克诚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也为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这一冤案的平反迈出了第一步。陈云还致信中央，转交有关陶铸、王鹤寿问题的信，建议先将王鹤寿从外地接回北京治病(陶铸此时已去世)，并重新审查他们的案卷。信中指出：他们是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他们的案子涉及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他们的问题很有必要。他在审查革命博物馆陈列时又提出：不要再讲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了，这句话是见之于当时中央文件的，是1946年1月17日停战令上的话。1978年9月，他就徐懋庸的问题致信当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证明毛主席讲过徐给鲁迅的信虽然是错误的，但徐还可以教书，而且确实安排徐当了抗大教员；从未听毛主席讲过30年代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论争，也没有听毛主席说过国防文学是反革命口号。信中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这类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说作评价时必须把他们的是非功过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而且要马上着手做这项工作。他还布置有关同志搜集潘汉年一案的材料，为平反潘案做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医院要为他做结肠癌手术，进手术室前，他给当时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交待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潘案需要复查。手术成功后，他又就此事向中央正式写信。1982年8月，中央经过认真复查，发出了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使这一建国初期的冤案也得到了解决。

　　在邓小平、陈云和其他第一代革命家的艰苦努力下，不少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增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者中反对“两个凡是”的力量；同时，不少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被摆了出来，为它们在三中全会及其后的彻底解决做了铺垫。

　　(三) 呼应邓小平，从理论上批驳“两个凡是”

　　平反冤假错案的阻力之所以这么大，主要原因在于反对平反的人以“两个凡是”为挡箭牌。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驳倒“两个凡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意见首先是邓小平提出的。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人去看邓小平，邓小平就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以后，他又在4月10日给中央的信中，在5月24日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在7月21日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为了驳斥“两个凡是”，也为了呼应邓小平，陈云以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为契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文章还在引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必须学会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这段话后说：“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只有首先做到这一点，才叫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门。” 正是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这些意见的推动和鼓舞下，理论界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 为在经济领域中冲破“左”的束缚献计献策

　　除了要在思想理论和组织工作领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外，经济工作领域也有一个要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指导思想的问题。这种“左”的思想当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二是经济建设上求成过急。对这两方面，陈云都通过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四个现代化速度的问题，其中也涉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陈云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主持全国经济工作时，就提出过“三个为主，三个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设想。经过“文化大革命”中的读书与思考，他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有了更加成熟的想法。他同李先念谈话时说：“要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根据陈云的意见，李先念在务虚会总结发言中，讲到今后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改革计划、财政、物资、企业管理和内外贸易等体制时，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陈云当时的用语中，市场经济与市场调节是混用的，二者是一个意思，都是指计划经济下的市场调节。这在他于1979年3月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写道：“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又写道：“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虽然这里讲的市场经济与党的十四大上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概念，但这一思想的提出，毕竟为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迈出了一大步，对推动改革和发展都起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同是在国务院务虚会期间，陈云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意见，即：利用外资搞建设也要注意按比例，考虑国内的配套能力，包括资金、技术力量、动力、原材料等。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时，就针对中美关系解冻、资本主义世界的资金由于经济危机正寻找出路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大胆利用外资，“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 的观点。不过，那时“四人帮”正批判“右倾回潮”，这个主张不可能得到实行。“四人帮”粉碎后，有了利用外资的好条件，但华国锋不顾第一个五年计划后长期急于求成，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把“大干快上”的宝简单地压在利用外资上，将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作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贸然宣布要从1978年到1985年，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钢、原油和粮食产量分别达到6000万吨、2.5亿吨和8000亿斤。显然，这已经不是要不要利用外资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了。在高指标的推动下，务虚会上有人提出要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陈云看了会议简报，于7月31日向李先念等同志提出，务虚会能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他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8年、10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还指出：“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这些意见在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的条件下虽然难以被接受，但它毕竟是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对正在兴起的“洋跃进”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解决重大比例失调问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经济调整，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