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到现在，每在时代需要和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都出现里程碑式的理论与实践飞跃，从而开拓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书写了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个辉煌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奠基、开创到发展、完善，使具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近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这样自信而坚定地“高高举起”，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引领旗帜，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导力量。

　　成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

　　使具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并在生产力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基础上进行新社会建设。他们也关注过俄国等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这些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但由于其生前未经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的见解大多是预测性的，可以说是对历史课题的“点题”。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做了许多创造性探索，提出并实施新经济政策、实行工业化、发展先进文化、加强执政党建设等，并在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可以说是对历史课题的实践“破题”。此后苏联进行了数十年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也发生过严重错误，最后由于苏联解体而使探索归于失败。可以说，苏联对社会主义也进行了大体为时70年的探索，但最后以改旗易帜的“跑题”告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创立、发展和完善，是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成功“解题”。这一伟大历史创造过程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2］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经历过严重曲折和犯过严重错误，但从总体上来看，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对此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开创、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接续探索和成功回答，使具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创造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理论、实践和制度方面全面推动科学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世界意义。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70年以成功破解社会主义历史课题而做出了里程碑意义的巨大贡献。

　　新中国70年的发展之所以能成功破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开拓出来的，是根据本国国情在长期探索中走出来的一条成功之路，是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独立自主的创新之路。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立党立国的重要法宝，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近14亿人口的大国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过去，我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这条成功之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福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版”。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全面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曾展望未来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这一基本原则，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p.83）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具信心实现这一目标。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有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那就是党的十九大规划的战略安排：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形成党和国家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

　　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5］恩格斯这里讲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探索并创造性运用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根据时代、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不断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提供了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为后继者进行接续探索和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中，形成了列宁主义，极大地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述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加深刻、更加成熟。比如，中央提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开创性的丰富发展；提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有机统一，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拓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途径和发展目标理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出关于党的领导“两个最”的重要论断，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科学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新思想，丰富了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论；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等等。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鲜明时代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全面发展，极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不断建设

　　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基于唯物史观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认为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制度具有其固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同发达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在现实中得以体现和实现，成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百余年来在“一球两制”世界格局中，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探索破解的难题。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曾在现实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性，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端。后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努力革除弊端、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苏联解体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探索求解这一历史难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从基本确立到巩固发展，从体制改革到创新完善，在取得历史性成就中也不断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巨大优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飞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曾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6］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在中国的初步体现和有力证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创新中焕发活力，更充分体现其优越性。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7］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证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不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而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显示了独特优势。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优势、强大动员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优势，等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更加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具体地讲，我国的经济制度有效促进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文化制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社会制度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制度有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2］（p.1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以独特的制度成果对科学社会主义做出制度贡献，也为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社会制度建设上提供全新选择，不断丰富创新着人类制度文明。

　　当今世界“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优势。在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治理失灵、党派纷争不断、保护主义滋生、民粹主义盛行、恐怖主义猖獗等，都表明西方的制度衰败和治理无效。当前，有许多国外理论家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的体系危机、制度危机、价值危机，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凸显。两相比照，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其优越性为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可和赞同。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充满信心地展望：“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6］（p.337）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发展完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2］（p.550）

　　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做出贡献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在1956年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比重的。”［8］因此，改变落后状况，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应有贡献。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而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为人类做出比较多的贡献是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发展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在1978年会见外宾时说：“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 ［9］改革开放，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也深刻改变了世界。今天，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更大贡献，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10］

　　中国为世界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人民造福，而且为世界人民造福。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世界难题。中国遵循新发展理念，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包容发展、共赢发展”的新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国际秩序新原则和人类社会发展新愿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沿线各国各地区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中国为世界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近3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步入低谷到21世纪初谋求振兴的过程。在每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对世界社会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然而中国顶住了巨大压力和挑战，把社会主义旗帜举住了、举稳了，捍卫和挽救了社会主义。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整个资本主义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两种制度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中国发展和振兴了社会主义。近年来，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潮流，表明资本主义对世界的驾驭能力显著下降，开始变得力不从心。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的中流砥柱，引领和塑造着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

　　中国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以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积极推动各国文明繁盛、人类进步。习近平反复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1］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推动各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2］当今世界，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中国始终倡导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并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互学互鉴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编织出斑斓绚丽的图画。通过开展各种文明交流对话，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让“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衷共济”等古老中华文明理念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建设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元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的大国、大党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引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2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7］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10］《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11］《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12］《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北京倡议》，《人民日报》2017年12月4日。

　　［作者简介］姜辉，法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100009。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周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