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陈云；经济思想；俄罗斯；美国；比较研究

　　2025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负责经济工作方面，陈云同志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和重大举措，探索了创造性解决问题、打开工作局面的有效途径。”陈云的经济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与历程。他强调全面、协调的发展理念，系统阐述了经济建设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提出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同时，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和急于求成，注重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中国需求的经济政策。陈云的经济思想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窗口。

　　纵观世界诸多国家学界的研究，以俄罗斯、美国的学者对中国经济与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关注点广泛且论证深入。整体而言，欧洲其他国家学者的相关论述不多且聚焦于技术性议题，缺乏宏观框架；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则偏重区域经济合作，较少涉及制度的比较。相比较而言，俄罗斯学界的相关研究是希望以中国作为经济转型范本，协调计划和市场手段，破解“新自由主义”的困境；美国学界则是将其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重要内容，以剖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因此，本文选取俄罗斯、美国学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展开比较论述，以此来揭示陈云经济思想在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回响。

　　俄罗斯学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全盘接受了西方建议并采纳了“休克疗法”后，俄罗斯经历了经济的快速衰退并陷入停滞。其学界也由此对曾奉为圭臬的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反思，在对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及其作用进行重新思考的过程中，他们自然地选择了同样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作为参照。其研究者中，既有国家经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亲历者，如曾担任过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议员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也有法学专家、时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副校长的谢尔盖·沙赫赖，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原所长季塔连科等。他们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与协调， 二是关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双向互动。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俄罗斯研究者达成的共识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可以成功拥抱市场经济：“美国和西欧都从未体验过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但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成功地进行市场改革。”不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本身并不能保证自动繁荣。在市场条件下，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政策的施行”。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设计与实施时，将情况的复杂性进行了精细的分类定量，“涉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情况，基于‘更好’或‘更差’原则的评估并不是很合适”。同时，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处理机制，在稳定的前提下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手段，“每个阶段，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都会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调整”，由此取得了经济宏观控制和微观运行上的共同收获。而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的俄罗斯，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综合国力大大削弱，国家政治生活也由此受到经济基础不牢的深远影响。“改革仍在继续，但期待已久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发生。市场经济在效率方面的优势，在经济生产长期衰退的条件下无法得到体现。”针对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与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大相径庭的道路，俄罗斯学界对此创造了一个贴切的比喻，他们认为以陈云为重要成员的“中国领导层在处治经济疾病时采用了一种典型的东方医术——针灸疗法”。以针灸做比喻，体现出了两者在重整体、重动态、重安全、重效果上的共通之处。在具体的“治疗”过程中，讲究有耐心的循序渐进，市场和计划手段要相辅相成。俄罗斯研究者关注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数个时间节点，“1980年，在经济特区尝试市场元素；1984年，强化‘有 市场经济要素的计划经济’；1988 年，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1992 年，‘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手段，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休克疗法’的道路既短视又不可行，应该采取有计划、分阶段的改革措施，每个阶段都应明确优先事项”。

　　在提出“针灸疗法”后，俄罗斯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陈云。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政策制定者之一，陈云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奠定了基石。俄罗斯媒体和学界长期关注陈云思想及重要研究领域。2005年6月29日，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举行了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报道这次纪念活动时，俄罗斯媒体尤其重点推介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的观点，陈云是“俄罗斯人民始终如一的真诚朋友”，“即使在中苏关系最糟糕的时期，他也没有说过一句损伤俄罗斯人民感情的话”。

　　在长期的经济管理工作实践中，陈云既系统吸收与借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点，又能够根据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状况进行创新探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他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强调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无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改革，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将中心任务摆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之上，同时，坚持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是建立在按比例发展和高质量高效益的基础之上。俄罗斯学界关注到陈云关于经济改革的思想，尤其是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互动部分，以及这种运行机制对同处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经济建设的启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就是围绕陈云关于“鸟”与“笼”比喻的经济理论的系列评论。俄罗斯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即对自由市场的监督管理问题进行不断反思，亦从另一侧面间接印证了这一视角。

　　俄罗斯学界对于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的关注点有较为明显的变化。前期主要是将其嵌入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考察，侧重于理论阐释；后期则更偏重于陈云经济思想的方法论与现实指导意义。换言之，前期的研究对于陈云的关注聚焦于认识论层面，即从另外一个同处经济转型期大国的建设实践中汲取经验，为本国的发展模式提供“他者”参照；后期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比较与历史反思，而是从跨体系对话发展至企业管理等方法论层面。尽管两者有分野，但均肯定了陈云经济思想所展现出的“搞活经济”，既要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又要在扎根于现实土壤的基础上充分吸纳外部的经验与方法。

　　总体而言，俄罗斯研究者以陈云经济思想为窗口来观察、分析中国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关系的模式，体现出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经济改革必须建立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之上，并把它贯彻到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之中。在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确带领下，中国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将计划经济的集中资源能力与市场经济的效率机制相结合，创造出经济发展的中国式长效机制。而俄罗斯“年轻激进的改革者们按照美国模式推行私有化和货币主义模式”，未能及时回应社会转型期的需求，导致市场的失衡与竞争优势的缺失，“几乎导致整个俄罗斯经济崩溃”。第二，经济发展应遵循渐进式的路径，而非一味依赖“下猛药”来解决问题，这是俄罗斯学界在与中国对比中感受最深的部分。1979年3月，陈云在给中央的关于财经工作的信中就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至于俄罗斯采用的“休克疗法”致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了过热与过冷的交替，导致经济要素的调配陷于信号失灵乃至手段失效的困局中，长期阻碍了经济的稳步发展，也使其基于自身资源特征布局的产业链难以实现有效的扩张与升级。第三，政府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探索中必须采取主动的干预手段，同时注重维护市场的平衡性。俄罗斯研究者关注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与李先念的谈话中，陈云提出要结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补充，但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从中国当时的实践看，198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强调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与陈云有关计划和市场的观点是相吻合的。而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仍然放任经济惯性发展状态，认为“建立的新制度将如此高效，以至于能够像自动驾驶一样运行”。其实际依赖的基础是“几乎完全报废的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固定资产、过时的技术、低生产率”，以及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储备。近年来，俄罗斯经济成分中的国防开支占比超高，民生投入一再失速，就需要政府强化对市场的精准调节与干预。第四，所有制改革的兼容性。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交叉持股的结构创新，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相较之下，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则由于缺乏竞争性市场结构和强有力的监管机制，暴露出突出的寡头垄断问题，进一步导致高利率被转嫁给普通民众。

　　此外，俄罗斯研究者还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史、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保持着密切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他们积极翻译并相继出版了包括陈云在内的部分中国领导人与经济学家的著述，加强了相关问题的研究。例如，有学者在研究中“追溯了陈云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作用，展示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实施国民经济调整，以及在70年代到80年代转折点上实现重要国民经济比例调整方面的贡献，这为随后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创造了条件”。

　　曾担任远东研究所首任所长的斯拉德科夫斯基是俄罗斯学界公认的陈云研究者中较为知名的一位，“在1920年代，斯拉德科夫斯基在上海就与陈云见过面”。因此在研究中苏经济关系的同时，他也是较早关注并探讨陈云及其经济思想的学者。他认为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认知，对于从马克思主义视角阐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模式与发展路径有着重要贡献。此外，另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俄罗斯学者是季塔连科，他认为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最熟悉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是因为俄罗斯学界一直以来十分关注陈云及其经济思想，所以陈云关于“鸟”与“笼”比喻的经济理论也被译介，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成果。他们认为，陈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之一，“综合平衡论”在其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出色地应用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纠正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实现了一条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限制重工业增长和基本建设规模的解决路线”。而“鸟”与“笼”的比喻，正是对市场与计划关系这一问题的精妙阐释。

　　从今天的中文报道和文献资料来看，“鸟”与“笼”概念的形成可追溯至1956年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构想。“陈云，他提出了‘鸟’与‘笼’的概念。鸟代表市场经济，而鸟笼代表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这个原则正是‘改革开放’战略的基础”；“如果你把鸟抱得太紧，它们会窒息。如果你放过他们，他们就会飞走”。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作为“笼子”，需要为微观运行这只“鸟”的活动提供框架和边界，以确保市场在计划的宏观调控下运行，防止市场失灵和经济混乱。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陈云同志从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有过比较长期和比较深入的思考”。计划的总体性则通过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防止经济过热或资源错配来体现。市场的活力释放则通过在计划范围内的自由调节来实现，诸如价格机制反映供求关系。在此，计划与市场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补充。

　　在“鸟”与“笼”的辩证关系中，“笼”的设计与边界范围是基础性工作，没有具体的公式套用，需要依据现实国情科学地制定与实施。科学性首先根植于实践，其次则取决于实践的精确度。而这一点早在陈云领导制定“一五”计划之时就被俄罗斯研究者所关注。“1952年8月，一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部门组成的代表团乘坐3架飞机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国的经济工作者学习了务实。其中，副总理陈云提出的第一个教训是：摒弃‘几乎’、‘大约’、‘或多或少’等词语。在与苏联专家打交道时，要使用精确的计算和具体的数字。”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俄罗斯学界的局限。对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陈云一直主张通过市场调节把微观经济搞活；同时，他又强调市场调节必须在国家的统一计划指导下发挥作用，使经济在宏观上得到控制。而俄罗斯长期深受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即使其学界看到了中国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展市场经济所展现出来的巨大活力，但其政府可能也无法通过政策的制定与经济的微观运行来实现他们对“鸟”与“笼”关系的理解。

　　陈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经济思想在美国学界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美国学者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要点展开：一是陈云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看法，即“鸟”与“笼”的关系；二是陈云对“渐进式”和“激进式”改革的看法。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陈云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也成为制度观察的棱镜，投射出美国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了解和评价。

　　在陈云的经济思想中，其对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关系的阐述，即“鸟”与“笼” 的关系，同样也是美国学者所关注的重点之一。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指出，陈云将市场调节比作“鸟”，计划经济比作“笼”，强调市场调节必须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下进行。中共领导层通过反复实验来确定“笼”的大小，既认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又强调国家计划的主导地位，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和有序发展。这一理论体现了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刻理解和谨慎态度， 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因此，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和陈云共同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合模式。这种模式既避免了东欧式的“政治自由化伴随经济休克”，也确保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

　　对于陈云一以贯之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家巴里·诺顿认为这并非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而是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存在着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等诸多困难，需要依靠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来稳定秩序。另外，陈云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优势，因而主张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适度引入市场调节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尽管陈云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他对此仍持有谨慎的态度。如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认为，这主要体现在陈云对价格管制的坚持上。在20世纪80年代，陈云担心过早放开价格管制会导致经济失控，故而多次强调要通过行政手段对价格进行调控。罗斯基提出，这种谨慎态度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经济，但也引起了中央“无法预料或控制的分散反应”，延缓了市场化进程。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来看，陈云在价格改革问题上，一直坚持的是“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

　　除了上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外，美国学者对陈云经济思想的另一个关注焦点是“快与慢”的问题，即采取所谓的“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改革路线。美国学界普遍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激进式”与“渐进式”路径的矛盾集中体现在改革目标与执行策略的冲突。“激进式”改革强调快速突破，如价格双轨制通过“调改结合”打破计划定价体系，在利改税、企业放权等领域进行综合改革，但这类措施常引发市场秩序混乱与寻租行为。“渐进式”改革则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通过分阶段释放要素活力。一方面，价格双轨制试图短期内衔接计划与市场，但产生了“体制双轨”的摩擦成本，造成资源配置低效；另一方面，地方分权改革虽然激发了经济活力，但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过低，也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此外，央地分权政策与顶层设计的渐进转型形成张力，导致区域改革试点与全国的制度变化难以协同。这些矛盾最终衍生出通胀压力、国企效率不高、市场分割等结构性问题。

　　美国学者大多认为陈云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倡导者。例如，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等指出，陈云支持通过“边缘革命”逐步推进改革的进程，而不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的著作引起了美国学界的普遍关注，他曾经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有过一个简要概括，认为中国是“以循序渐进、零敲碎打和试验性的方法为基础。如果一项改革奏效，就将其推广到新的领域；如果失败，就将其放弃”。这种谨慎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渐进式”改革策略通过在局部地区进行试验来积累经验，将来自基层的一些重要理念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方针，避免了苏联式激进转型的灾难。对于“激进式”改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苏珊·舍克也指出，陈云担心“激进式”改革会导致经济失控和社会不稳定。譬如他坚决反对进一步推进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主张通过紧缩信贷和控制投资来稳定经济，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为中国改革提供了缓冲。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认为“渐进式”改革策略不仅减少了改革阻力，还为后续的市场化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通过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在城市推行价格双轨制，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此外，华盛顿大学教授大卫·巴赫曼也认为，陈云、邓小平相互尊重与支持的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因素。双方的不同意见更多是在经济改革的步伐快慢方面，例如，邓小平希望1992 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2%，而陈云则主张达到6%即可。这种由邓小平推动开放，陈云把控风险的模式确保了改革的稳步推进。

　　尽管陈云的经济思想在稳定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美国研究者基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立场对行政干预经济的手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认为，作为改革启动的核心机制，行政权力通过政策试点、制度嫁接和资源再分配等方式，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原有结构。国企放权让利改革通过行政性分权释放经营自主权，价格双轨制则以行政定价和市场议价并行的方式实现了渐进过渡。改革通过或“积极”或“谨慎”的实验等方式实现落地。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行政化的手段导致改革陷入另一种困境，中央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和项目审批保留宏观调控权，却因地方分权催生了区域性诉求，形成市场分割与重复建设，中央财政能力不断下降；价格双轨制的最初目的是平稳过渡，却因行政定价与市场价格的价差诱发权力寻租的空间。这种制度摩擦，导致了资源配置失衡和通货膨胀压力积聚，并最终激化为“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华人学者张一平等在美国的《亚洲事务：美国评论》杂志发文指出，尽管陈云在帮助建立“一个稳定的过渡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种经济调整战略“并未解决供应和需求之间的严重失衡”。

　　在部分美国研究者看来，这是源于计划经济和行政手段的先天不足。如托马斯·罗斯基认为，陈云的改革思想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将一些低效率的部门和机构置于围墙之内，容易造成企业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向自身利益倾斜的纪律问题，由此延缓了市场化进程。也有学者指出，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在开放环境下难以应对全球化冲击，只是历史情境下的一种保守选择。对于这些观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邹至庄就认为计划经济思维虽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也为后续市场化积累了缓冲空间，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纵观美国学者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一方面，他们肯定了陈云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关系上的深刻见解及推进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陈云对于计划经济手段的坚持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延缓了市场化的进程。这是信奉“市场万能论”的西方学者面对非西方经济体制的偏见，源自缺乏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系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有着基于自身需求和目标的运行规律，计划与市场只是经济发展中运用的具体手段。将经济手段强行挂钩意识形态，并由此作为评判的简单标准，这是部分美国学者在认知构建上的缺陷，也是阻碍其对陈云经济思想进行准确、深刻、全面理解的障碍，我们对此要有清晰认识。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开展俄罗斯与美国学界的观点对读和分析，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陈云经济思想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复杂性是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大国在当前国际国内局势下所面临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乏力，复苏不均衡，呈现出复杂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和俄罗斯，研究两国学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关注点及其变化，对于我们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尽管国际需求放缓、关税冲击等不利因素对中国经济有所影响，但也为中国带来了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机会。从他们的研究中反观中国经济发展高连续性与高韧性的原因，以史为鉴、以邻为鉴、以己为鉴，找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正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深入开展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学习好、运用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判断形势、科学谋划未来，善于抓住机遇、勇于应对挑战，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深入探究俄罗斯、美国学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分析，笔者认为两国学界之所以对于陈云经济思想的兴趣点和研究方式产生差异，根源是其传统与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一方面，俄罗斯领土横跨欧亚大陆，国土主体为辽阔的平原、森林和草原，缺乏天然屏障，加上西伯利亚的严酷气候与频繁的战争，其民族认知中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东正教的传统与历史村社形态又强化了这一认知，并由此催生出其在对于中央集权的习惯性依赖与不易变通的社会基本管理方式。这种依赖，在外部形态上就表现为不能及时根据环境快速、恰当地做出决策调整。另一方面，俄罗斯历史上市场经济发展就不充分，私营经济不活跃。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其自19世纪以来的数次市场化改革均遭失败。进入21世纪，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再度受挫。虽然早已不再是计划经济为主导，但微观上不够灵活的计划管理体制仍然是其基本特征。与此相对照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界，完全以市场经济作为导向，迷信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法宝，对于市场经济手段，一直报以强烈的自信与过分的乐观。不但对于本国经济的研究一直坚持自由市场法则至上，对于他国经济的看法，也常常会选择性忽视其历史环境和基本特征。

　　在回顾俄罗斯学界对于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时，可以发现，他们倾向于将经济思想研究置于文明交流的角度来解读。“俄中双边关系及其战略协作性质首次被阐释为文明冲突论的建设性替代方案，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关系的新模式”，也印证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长期倡导的文明互鉴理念。这种理念也在某种程度上指导了俄罗斯学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系统性研究，尤其关注其“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平衡机制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启示价值。俄罗斯经济学家将陈云的改革方法论概括为：存量稳定（计划经济框架维护）、增量激活（市场要素引入）、系统重构（混合所有制培育）等要素，并纳入俄罗斯经济转型评估体系。同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促使俄罗斯学者关注陈云的“综合平衡”等理论，将其视为破解市场失灵与产业结构失衡的参考方案。此外，陈云的“国力论”（即经济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原则）曾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引入本国能源经济政策评估体系，陈云的“农轻重比例协调论”也曾与普京政府的经济结构模式进行对比，都凸显了中国经验对于破解俄罗斯现代化发展困境所具有的独特参考价值。当前，中国正在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格局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方向发展。这一变化对于俄罗斯经济的未来发展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与示范作用。

　　作为对比，从美国学界对于陈云经济思想的剖面观之，大多数观点仍然倾向于将市场视为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认为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能够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表现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漠视、对政府干预的担忧、对经济效率的质疑以及对经济模式普遍性的批评。虽然美国也有某些计划的运用，如通过使用演绎推理、计量检验的方法来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或政策效果的做法，以及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通过罗斯福新政对市场进行了干预，但随着市场体系的发展，美国经济再次转向所谓的自由经济政策，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自主性。有学者对陈云的经济思想有“保守”的评论，但其他学者则注意到正是这种所谓的“保守”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制度弹性。傅高义认为，陈云经济思想的精髓在于构建“韧性体制”，即通过保留计划经济体制外壳实现市场化内核生长，这种制度弹性是中国规避苏联式崩溃的关键。巴里·诺顿则论证了陈云的“鸟”与“笼”经济理论实质是建构“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空间”，修正了西方传统理性选择模型的绝对自由假设。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还表现出与中美双边关系的时空同频特质。如暨南大学教授陶季邑的研究表明，美国学界对陈云思想的研究高潮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同步。总体而言，美国学界对于“鸟”与“笼”的关系，对于陈云经济思想论述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关系有着普遍的了解。但对于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保留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具体做法缺乏认可。这是由其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底色所决定的，也是一种不易消除的偏见。

　　当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模式，不仅是预判性的研究课题，而且是全球面临的现实问题。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为保护就业等采取的单边主义盛行，致使全球治理开始碎片化。各国在政治、经济手段的选择上凸显出多元的困境。究其根源，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结构性失衡与阶层利益分化严重。随着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变数横生、瓦解风险加剧，跨国资本扩张加剧主权国家竞争，“资本—生产”体系失衡又导致发达国家治理与全球责任脱节。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逆全球化浪潮也为加速治理机制的创新提供了契机。新兴的经济大国崛起与数字革命发展所催生的生产要素，正成为重构国际治理体系的新动力。其中，经济治理范式 的转型是争论核心焦点之一，即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中国经验充分证明了“有效市场 与有为政府结合”的模式更具管理和发展的韧性。在脆弱的单一市场经济调节手段下， 计划手段如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摆在了全球决策者的案台之上。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零和博弈思维，回应了这种时代需求，重塑着当前的全球 经济治理话语体系。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开展俄罗斯、美国学界关于陈云经济思想的对读与比较，正可为这种范式转型提供历史的思想智慧，同时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这一对读折射出经济转型路径的东方智慧。美国研究者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切入解读陈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其对“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等的批判价值；而俄罗斯研究者则将焦点投向陈云“综合平衡”思想对俄罗斯经济震荡的镜鉴作用。陈云“鸟”与“笼”经济理论比喻中蕴含的弹性调控理念，既不同于信奉自由市场至上的美国价值观，也区别于俄罗斯的激进私有化，展现出独特的理论价值。这种“稳中求进”的方法论，对当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强化国家经济安全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以史为鉴，从全球经济思想史的视域中找寻现实的驱动力。陈云提出的“国情论”“国力论”等概念，及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诀，在美国、俄罗斯学界关于“中国模式”的学术争鸣中屡次出现。如美国研究者对陈云经济思想的解读常常嵌入“实用主义”框架内，而俄罗斯研究者则侧重“综合平衡”思想对资源型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参考价值，彰显出其所具有的跨越国界与时代的穿透力。这种学术对话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经济学话语霸权，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提供实际资源。特别是陈云关于“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的论断，在美欧债务危机与俄罗斯资源依赖困境的对照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最后，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有价值的中国方案。以陈云经济思想为坐标，进行跨国的学术观点对读和比较，最终指向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发展理论——既能跳脱美国式的“市场万能论”，又可以避免俄罗斯式的改革风险。如陈云提出的农业基础论等问题，也都在俄罗斯、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有所论及，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在粮食安全、碳中和、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形成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共识。陈云经济思想带来的启示，无疑可以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新挑战提供历史的智慧与方案的参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此背景下，开展俄罗斯、美国学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对读与研究，是为挣脱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束缚，为中国发展经验在全球制度竞争的环境下树立自身坐标的一种尝试。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美国学界都在通过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来强化自身立场——俄罗斯借此质疑西方经济范式，美国则试图构建遏制中国的新理论框架。在这里，基于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实践，构建起能够更好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话语体系就变得尤为重要。陈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始终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着清晰认识，强调“我们国家是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陈云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抱有坚定信心。他在1994年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时鼓舞道：“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在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蹄疾步稳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多动力和活力。”这是对全国各族人民提出的殷切期望。深化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进一步创造和丰富中国经济学的话语和叙事体系，已不仅仅是期望，更是切实的任务。陈云的经济思想和真知灼见，不仅仅是独属于中国的宝贵财富，也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朱潇潇，历史学博士，副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澜，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