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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 王静:郭沫若对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组织和领导
发布时间: 2026-11-05    作者:李斌 王静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6-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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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效组织、协调并整合全国科研力量,使科学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建设与人民需求;延揽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对科研人员关怀备至,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筑牢人才培养基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深刻阐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身体力行实践学术民主;高度重视学术刊物和平台建设,开展“有组织科研”,产出标志性成果,为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郭沫若 科学工作 中国科学院 

  [作者简介]李斌,文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王静,副研究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郭沫若等“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郭沫若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 

  郭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是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领导人。1949年10月19日,郭沫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既包括应用物理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等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也包括考古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1954年3月,《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以下简称《批示》)指出:“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生产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时明确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1956年,我国制定的第一个长期科学规划《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科学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明确中国科学院“是学术领导核心。”作为首任院长,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曾回忆,郭沫若“荣任院长以后,几十年中,他为它的成长、发展呕心沥血,帷幄操劳。从院的方向、任务到科研机构的设置、布局,从旧体制调整到新兴学科的发展,从所长人选到青年人才的培养,他都细心体察,一一过问。” 

  学界关于郭沫若与中国科学院已有若干研究,但多聚焦某一历史阶段或郭沫若工作的某一方面,尚未对其在新中国科学工作中的整体贡献进行综合论述。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忠实践行党的科学政策,引导科研人员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指导科研工作,将科学精神与思想武装融为一体;组织、协调并整合全国科研力量,使科学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建设与人民需求;延揽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对科研人员关怀备至,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筑牢人才培养基地;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深刻阐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内涵,身体力行推进学术民主;高度重视学术刊物等平台建设,持续关心重点项目,开展“有组织科研”。这一系列工作既有效推动了全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使郭沫若成为新中国科学工作的重要领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郭沫若始终将思想政治引领置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重要位置。1949年11月14日,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会议上强调,科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科学是包含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固然必须由科学历史观点,即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从事研究;自然科学也不能违背这个观点,自然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证明,所以唯物辩证主义又称为自然辩证法。这是自然发展的规律,研究自然的人,怎么能够违背自然本身的规律呢?以往的科学家虽然都能实事求是,但都只是着眼于某一小块,而不能窥得自然的全貌,所以今后我们必须用自然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科学。”1950年1月16日,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政治学习动员会上提出,中国科学院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八时到九时半进行集体学习。他指出:“有人认为学科学与政治无关系,这是多余的忧虑”,“政治学习与研究是相配合,各种工作与政治是一致的”。在这一年中,中国科学院“号召和组织了各所研究人员进行政治学习与思想学习,尤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这一工作是和全国大规模学习运动相配合的,打破了过去科学家不问政治脱离实际的风气,一般地奠立了科学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51年9月,中共中央为帮助知识分子适应新中国各方面建设需要,在全国知识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在京津两地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结合自身的经历说明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为响应中央号召,同年底,中国科学院召开思想改造动员会。12月18日,郭沫若作题为《为科学工作者的自我改造与科学研究工作的改进而奋斗》的动员报告。针对当时许多科学家“仍然坚持着学院式的作风,对于国家的需要,人民的号召漠不关心,而沉湎于无关大局的琐碎的枝节问题的研究,使有用的人力物力等于浪费”,“认为自己是超政治、超阶级、超时代的,而以此自鸣清高”。郭沫若严肃指出:“要改正科学工作者的错误思想,要改进科学研究工作,加强科学工作者的计划性和组织力,必须加紧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这是一种长期的艰巨的思想斗争,要无情地克服自己的旧思想,尽力地种植并培养新思想。” 

  在中国科学院思想改造开展之际发生了《科学通报》被批评事件。1952年1月4日,陆定一在政务院会议上指出,《科学通报》应配合思想改造,过去只是介绍了科学知识,以后应有斗争精神。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的文章,称《科学通报》的编辑方针中没有明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研究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表现出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国科学院高度重视。1月12日,郭沫若与副院长竺可桢、李四光、陶孟和及编译局长杨钟健商议整顿《科学通报》。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科学通报〉编者的自我检讨》,其完全认同批评,还主动承认其他工作的不足,如斯大林的经典著作《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还没有在《人民日报》刊登前,“郭沫若院长即曾关照过我们,一定要转载这篇论著。但我们却把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完全置诸度外了。”《科学通报》的编者还深刻地检讨说:“由于我们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的低下也就必然导引出本刊编辑上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的缺乏。这就是我们的根本错误”,纠正错误的方法是“加强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总体而言,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工作进行得比较平稳。竺可桢在1952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刘大年交来的思想改造计划,把检讨会分为三种,一种是副院长、厅局长的检讨,限于各所所长副所长到会,不过二十人,第二种是各所所长副所长检讨,限定所中研究员、副研究员及若干代表到会,第三种是对于突出的个别人,如×××之检讨,全院指定人参加。说明院中检讨和大学不同,是和风细雨。”正如论者所说:“科学院的思想改造在政策的把握上比较稳妥,与高校的作法有很大的差别,没有出现多少伤害科学家自尊的事。”经历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后,在郭沫若领导下,科学家们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更加坚定了科学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信念。 

二、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 

  郭沫若强调根据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根据生产建设的实际需要,制定科学规划、开展科研工作。针对有科学家提出的“赶超国际科学水平”,郭沫若认为,中国还有很多科学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如果不和工农业生产、国家建设相结合,“而在所谓现在的国际科学水平之上去进行追逐,很可能脱离现实,离开中国的需要越走越远。即使在个别的问题上赶上了或超过了国际水平,但就全体来说仍然落后,这样便会使中国的科学事业陷于脱离中国建设需要的孤立状态。”对此,中国科学院召开扩大院务会议决定:“会同有关经济部门召集一系列的科学会议,组织全国科学人才,来研究和解决经济建设上的各项迫切的科学问题。” 

  1954年1月,政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四大学部。经过1年多的讨论和磋商,中国科学院推举学部委员233人并报国务院正式批准。郭沫若阐明了学部的根本任务:“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规律,根据我国的现状,制定科学工作发展的长远规划和目前计划,检查计划执行情况,保证计划的顺利实现,并且根据情况的发展,在实践中改进计划。同时,各学部还有责任组织全国的科学力量,联系和调整各研究单位的工作,避免科学工作中的重复和遗漏的现象,充分运用和发挥各单位的特长,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用以解决国家建设的重要的任务。”而学部委员制度的建立,用郭沫若的话来讲,其意义就在于“中国优秀的科学家,要更有组织地参加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工作了。” 

  中国科学院特别重视科学研究与工农业生产及国家建设相结合。郭沫若强调,新中国的科学研究要“积极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践中发展科学事业,充实科学队伍,为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倦地努力。没有科学技术的不断支援和科学事业的相应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不可能进一步地提高,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也不可能迅速地向前推进。反之,离开了积极支援国家建设的科学实践,科学事业也不可能获得蓬勃的发展。”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多次派出调查组,在全国各地调查资源与自然条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1953—1954年,“科学研究题目中约有60%是由政府各部和生产部门提出来的。科学与生活结合、理论与实践联系、科学机关与生产部门的创造性合作,已逐步成为推动我国科学前进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而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则注重“及时注意并研究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深刻而复杂的社会经济变化所提出的新的问题,以提高人民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和人民对社会主义觉悟。” 

  对于那些跟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研究成果,郭沫若也给予了高度肯定。1953年,郭沫若为兽医专家金重冶编著的《新牛马经》写序,指出:“中国古代对于兽医学积累了不少的经验,金重冶同志着手加以整理,编成这部《新牛马经》,这是很有意义的。无论从整理遗产或从实用价值来说,都很值得推荐。特别是研究过新兽医学的专家更宜细心研讨以求新旧的会通而开展实际的效用。”1959年,他为化学专家侯德榜所著的《制碱工学》题名并写序,称赞说:“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科学技术活动……他和他的同伴们把合成氨和纯碱的两大工业结合了起来,成为了今天能够连续大量制造纯碱和氯化氨的联合企业,这在我国制碱工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了高度评价的。”郭沫若为多部体现科学与生产相结合的著作题写书名或写序,大力支持科学研究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 

三、加强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一切科学工作的根本是人才,没有高素质的科研人才,再完善的规划都无法转化为真正的科学进步。1954年,党中央在《批示》中就科学人才作出指示:“科学家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必须重视和尊敬他们,必须争取和团结一切科学家为人民服务”。郭沫若始终将人才工作置于科学事业的核心位置。他尽最大努力延揽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归国,给予学者们充分的尊重与帮助,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筑牢后备科研人才培养基地,为新中国科学事业储备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一)积极帮助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参加科研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国外求学和工作的留学人员渴望回到祖国怀抱。郭沫若公开致信,欢迎他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1950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申请回国时被美国警方拘捕,物理学家赵忠尧和两名学生归国途中在日本横滨被驻日美军拘捕。郭沫若致电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主席居里博士:“此等蹂躏人权、摧残科学家的暴行,已激起中国科学界及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怒。请你和贵会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对美帝国主义暴行加以谴责,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科学家。”同时,郭沫若同意吴有训、钱三强等人的建议,给赵忠尧在南京的家属按照当时教授最高薪资的70%发放生活补助费。通过国际舆论施压,1951年1月,赵忠尧抵达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从事原子核研究工作。1955年,钱学森突破层层阻挠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科学院举办隆重的欢迎会,郭沫若请钱学森全家到自己家里做客,赋诗相赠:“大火无心云外流,登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突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星际游。”李薰是一位旅英的金属学家,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写信动员他回国筹办冶金研究机构,李薰回国后为冶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有了钱学森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我国终于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等众多高科技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热心关怀学者的工作和生活 

  通过中国科学院这个平台,帮助一些知名文史学者安排工作、发表成果,让他们感受到新生人民政权的温暖,并有条件在学术研究上继续前进。著名学者贺昌群曾担任中央大学教授。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筹建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时,郭沫若给院党组写信推荐调入贺昌群。1954年,贺昌群进入中国科学院,担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出版了《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等专著。同年11月,商承祚致信郭沫若,提出整理殷墟文字类编的计划,希望中国科学院帮助承担助手费用,还提到自己准备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鉨文和货币文”。郭沫若将此信批转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副所长尹达:“我觉得可以津贴他,请他先搞鉨文和货币文。孙海波有《甲骨文编》似比商的类编好。不知孙今在何处,该书似可考虑补充校印。”在郭沫若的过问下,一方面,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组织力量配合孙海波重新整理了《甲骨文编》,于1965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另一方面,中国科学院为商承祚开展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补贴。1983年,商承祚、王贵忱、谭棣华合编的《先秦货币文编》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使用中国科学院补贴在20多年后结出的成果。 

  (三)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1954年,中国科学院制定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开始招收研究生,1955年招收50名,1956年上半年招收65名,下半年招收361名,但规模仍不能满足事业发展需要。当时,中国科学院主要从高等院校选调人才,一度要求高等教育部优先向中国科学院输送人才,高等教育部对此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指示:“请郭老向科学家解释说明:向科学进军并非向科学院进军,科学研究需要,生产也需要,教学也需要,号召科学家服从整个国家需要互相协调。”在此情况下,1958年5月,为培养科学技术专门人才,郭沫若汇总了部分科学家的意见,向中央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大学。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任命郭沫若为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主要是培养世界科学发展中最新的尖端性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干部。所设的专业是目前在一般大学中尚有困难建立,但在科学院则具有一定条件的(如设有核子物理、放射性化学、超音速空气动力学、超高频技术、地球化学、高空大气物理、射线、生物、半导体等学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组书记郁文回忆说:“创建中国科技大学的筹备工作仅花了三个月时间。当时,招生在即,校舍、生源、教职员工、教学计划和后勤供应等一系列问题都迫在眉睫,亟待解决。校舍不足,郭老和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副院长亲自奔波,筹借礼堂和宿舍;没有教师,郭沫若主持校务委员会聘请科学院一大批著名科学家任教;为解决招生问题,经报请中央批准,从各省、市当年的考生中为科大优先录取160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入学。开学前,郭沫若陪同聂荣臻到校仔细察看了教室、实验室、运动场和宿舍,并且亲自为校歌作词”。郭沫若还约请著名音乐家、全国音协主席吕骥为校歌谱曲,在开学典礼前教学生演唱。他向周恩来汇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学典礼致辞”内容,周恩来肯定地说:“可以,是施政方针了。”经过紧张筹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1958年9月20日举办了成立大会暨开学典礼,郭沫若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要做到“三纲五化”。“三纲”包括:政治挂帅,党的坚强领导;勤工俭学,教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抓尖端科学技术,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五化”指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化、生活工农化、组织军事化、教学集体化和技能多面化。 

  郭沫若十分重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发展。他常常邀请陈毅、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著名科学家到学校作报告。学校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只要有可能,他都要亲自参加,讲话大都亲自拟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9年元旦献礼大会上,郭沫若要求同学们重视科学特别是科学精神,将大胆创造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仔细耐心地观察、分析、研究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掌握规律,利用规律。讲话结束后,他写了三首诗勉励同学们:“绳可锯木断,水可滴石穿。苦干兼巧干,坚持持久战。”“路要两腿走,唱要有节奏。既要专能深,还要红能透。”“凡事不怕难,临事亦须惧。不作浮夸家,两脚踏实地。”1963年7月14日,郭沫若与陈毅、聂荣臻等出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典礼,郭沫若在讲话中赞扬说:“应届毕业的同学们经过五年的勤奋学习,作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科学工作者,你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础和科学基础”,希望“永远听党的话,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继续不断勤奋学习”。 

  郭沫若高度重视教学工作。1959年9月,他出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二届开学典礼,在强调思想基础和语文基础的同时,要求同学们尤其要打好科学基础:“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要训练出大批尖端科学的人才。要搞好尖端科学,基础科学如象数学、化学、物理、力学等是不能不重视的。这是尖端科学的科学基础。要把基础科学学好,将来进入专业学习才有一定的根底。我希望你们对于基础科学要好好地学习,认真地学习。”1964年,郭沫若把自己绝大部分稿费作为党费交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后来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郭沫若奖学金,激励着广大中科大学子学习继承老校长的光荣传统。 

四、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下简称“双百”方针)被确立为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的一条基本方针。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指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5月26日,陆定一应郭沫若的邀请,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上千名来自科学界和文学艺术界的工作者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阐释了“双百”方针,引发热烈讨论,报告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对于“双百”方针,郭沫若积极拥护,多次撰文阐释,并在工作中身体力行。1956年6月18日,郭沫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我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实是鼓舞科学文化工作者发挥高度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最好的方针。”“我们的‘百家争鸣’就是要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7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指出:“今天的‘百家争鸣’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更进而建设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母题(Motive),我们是要围绕着这个母题来组织我们的管弦乐队,演奏出史无前例的雄壮的交响曲。万种乐器齐奏或叠奏,但总要按照着一定的乐谱。我们要‘争鸣’,而不是要‘乱鸣’。” 

  此后,郭沫若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表达其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和支持。例如,1956年8月26日,郭沫若在《大公报》发表《“百家争鸣”万岁》,指出“百家争鸣”的特点是:“采取自由讨论的方式,以思想来克服思想,以理论来克服理论。在自由争论中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在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自由讨论”;“理论联系实际”。文章最后说:“我们要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要为某一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服务。因而我们对于学术发展的要求是要不断提高的,我们今天和今后的‘百家争鸣’便不会有定于一尊或僵化的危险。只要我们不断努力,我们的‘百家争鸣’将永远继续下去。”10月,郭沫若为《天津日报》“耕植学术园地”专栏题字,并写了“代发刊词”,提出:“要实现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需要有更多的争鸣的园地。”“通过自由讨论,集思广益,然后才能更好地使学术进步,以提高人民生活,促进国家建设。”12月,郭沫若在回答保加利亚《我们的祖国》杂志总编辑包果米尔·诺涅夫的提问时指出:“双百”方针“是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推行的。这种的创作自由和讨论自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前提,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放纵。”“如果展开自由讨论,呈现出意见分歧,那也没有什么可怕。更进一步展开讨论,到了一定阶段意见终归会一致。意见的不一致,也是具有变化性的,在相互影响之下,使彼此对问题的看法更加深入,不必强求人为的一致。” 

  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大力倡导“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他认为:“在学术上展开自由争论,要使不同的意见充分发挥,决不能轻易地下结论。在讨论中,少数人的意见应受到尊重,因为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就是最正确的意见。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就是绝对的少数。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我和范文澜先生有不同的见解,同意我的意见的人并不一定是多数,但我们可以彼此阐述自己的论点。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每一学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独立思考的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当时,历史学领域对中国历史分期及相关问题长期存在不同意见,数学领域中的基础数学与应用数学,生物学方面的苏联李森科学派与摩尔根学派也存在着争议。对此,郭沫若“建议要为不同的学派设立研究机构,并为他们培养年轻人创造条件,严格鉴定学术观点与政治问题,不能乱扣帽子,要创造良好的‘双百’局面”。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经过争鸣,而求得进一步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要把革命热情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使学术得到健全的发展。”他的同事们对此印象深刻,如张劲夫回忆说:“在郭老主持下,科学院很重视学术民主,院部由学部委员分别设立有关学部外,各研究所都设有学术委员会,对科研课题选题及科研成果鉴定,都要经过有关科学家论证,由科学家民主讨论。发扬学术民主,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就议定下来,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鼓励继续争鸣。有时采取求同存异的办法,能同者就定,异者允许保留。总之,在学术问题上,要充分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 

五、加强学术平台建设,开展“有组织科研” 

  学术刊物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载体,没有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便难以形成持续而深入的学术生产;大型科研项目则是集中力量攻克学术难题、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抓手。郭沫若重视学术刊物的创办与建设,为各学科搭建学术平台,并直接领导了《中国史稿》《甲骨文合集》等大型科研项目,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有组织科研”经验和学术遗产。 

  (一)重视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平台建设 

  中国科学院建院五周年时,已有《中国科学》等37种专业性学术刊物,此后还不断创办新刊,大多成为该学科领域的权威期刊。郭沫若为很多刊物题写刊头、撰写发刊词。《历史研究》于1954年1月创刊,很快就成为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郭沫若在发刊词中指出:“历史研究的资料对于我们是绝对丰富的,而历史研究的需要在今天却又相当地迫切。”“在世界史中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却差不多还是一片白页。这责任是落在我们的肩头上的,我们须得满足内外人民的需要,把世界史上的白页写满,我们须得从历史研究这一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交稿次日,郭沫若就给刘大年、尹达写信,要求他们对这份发刊词仔细斟酌,尽量修改。第三天,他又给刘大年写信谈发刊词:“末尾一小节,如无大改动,请将‘促进高潮’四字,改为‘各尽所能’。”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历史研究》的高度重视。郭沫若在百忙之中还与《历史研究》实际负责人尹达一起,挑选稿件、修改文章,为编好这份刊物付出了大量心血。例如,贺昌群投来一篇讨论西汉土地占有制度的文章,郭沫若仔细阅读,提出了18条修改意见。贺昌群根据郭沫若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仔细修改,并发表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二)重视科学普及工作 

  在1949年11月的中国科学院会议上,郭沫若重点讲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三个就是学术普及:“以往我们的科学光是提高而不是普及,结果便使科学研究变成花瓶,普及与提高必须密切合作才能发展下去。”《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两份综合性学术刊物,“《科学通报》的任务是接近于普及工作的,《中国科学》和各种学报则将担任提高的任务。”郭沫若特别重视《科学通报》,指出这份刊物应“偏重于报导和介绍。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科学政策的解释,中国科学院所属和国内其它各研究机构,各学术团体的工作概况,生产技术部门的活动和改进,国际上重要学术性的动态,国内外有关科学的发明和发现的消息,学术论著的评介等将是它的主要内容”。 

  (三)组织开展重大历史研究项目 

  郭沫若长期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1960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第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后,郭沫若兼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对历史研究所工作花费精力最多的是《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这两个重点科研项目”。1955年7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要求郭沫若组织力量为县团级干部编一部中国历史教科书,不久之后成立了由全国著名史学家36人组成的编委会,郭沫若任召集人;并由郭沫若、陈寅恪、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大年7人组成编委会编审小组。该书“叙述范围是从旧石器时代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书暂定为一百万字”;“书中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采用郭沫若的主张,即殷周为奴隶社会,战国以后为封建社会”。1956年7月1日,郭沫若召集50多位学者讨论编写问题,他提出这本教科书在观点上要“百家争鸣”、民主集中,并表示愿意在全书完成后“做整个书的校对工作”。此后,中央明确由郭沫若担任主编,尹达协助郭沫若工作。1959年3月,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提纲草案座谈会召开,陈垣、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等60余人参加。郭沫若指出:中国通史的编写是很重的担子,一百万字,几千年的历史,要照顾到各时代经济、政治、思想、学术等方面,并不是容易的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处理很难,很复杂,希望到会专家做参谋部的“诸葛亮”。参与编写《中国史稿》的学者众多,观点差异很大。郭沫若写就《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为编写工作提供指导。文中指出:“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我变动过几次,最后定在春秋、战国之交。近来又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这样分期要适当些。”经过大家努力,编写出的初稿暂定名为《中国历史初稿》,向部分史学家和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前后收到意见7000余条,许多都涉及重大问题。郭沫若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1962年1月,尹达建议修改书名,郭沫若最终将其定名为《中国史稿》。有关方面为该书起草了《前言》,经周扬修改,郭沫若认可后定稿。1962年,《中国史稿》第一册、第四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3年,《中国史稿》第二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科学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胡厚宣提出的“甲骨文合集”项目被列为历史科学资料整理的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承担了这一项目,郭沫若担任《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兼主编。郭沫若强调:“一定要集思广益,取得全国古文字学家及有关单位的支持,尽可能集中丰富的资料,经过科学地整理和编纂,使之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的学术资料的汇编。”这成为项目组的工作方针。郭沫若对《甲骨文合集》的编撰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据胡厚宣忆述:“每当我们把编辑计划草案送给他,他总是立即仔细审阅,详加批示,提出意见,很快还给我们,以便于工作的迅速进行。”1973年,胡厚宣向郭沫若报告《甲骨文合集》恢复编纂的情况。郭沫若将信转送国务院科教组,并致信刘西尧:“我觉得把《合集》的工作抓起来有必要,因此他们回北京后已经进行工作了。出版工作尚未落实,如认为有必要请考虑。”在郭沫若过问下,《甲骨文合集》的出版问题得到解决。郭沫若在给胡厚宣的信中说:“《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工作大有进展,颇为欣慰。《序言》我不能写,因为我未参予工作,请您们集体写,就用集体的署名,较妥。”“学部的归属尚未确定,但将来总会落实的。工作既在进行,就积极推进,把稿子编好,是目前第一要紧事。”“目力差,现在看甲骨文很吃力了。深感在年富力强时,必须抓紧工作。”在郭沫若的指导和关心下,《甲骨文合集》从1899—1973年安阳殷墟发掘的15万片甲骨中精选价值较大的41956片,分为5期,每期又分为22类,汇编为13册,于1978—1982年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当时古籍整理中最突出的成果。 

  1978年6月,郭沫若与世长辞。中央和社会各界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为我国科学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得到了广泛肯定。正如邓小平在郭沫若追悼会上致悼词中所指出的:“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郭沫若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精神相融合的理念,依然指引着科研工作者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他构建的科研组织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身体力行的学术民主与集体攻关传统,仍在重大科研项目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征程上,郭沫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开拓进取精神、对科研事业的热忱与担当,将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不懈奋斗。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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