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任务是真正地树立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在党的领导下,翦伯赞不仅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撰写了一系列史学论著,系统阐发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思想”,还积极参与历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并团结史学工作者共同推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史学的发展。系统地梳理总结翦伯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的史学建设工作及其贡献,对于当前史学工作者应该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翦伯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中国史学
[作者简介]李长银,历史学博士,教授,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暨儒学高等研究院。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翦伯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研究”(25FZSB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历史从此开辟了新纪元。为了与这一伟大历史实践相适应,中国史学界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推动新史学的建设工作。翦伯赞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觉地肩负起了这一时代使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下,历史研究者还需要传承郭沫若、翦伯赞等“名家大师”的学术风范。
翦伯赞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文化统战工作和学术研究,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等著作,新中国成立后投身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特别是历史学的建设工作。对于翦伯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取得的史学建设成就,学界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在对翦伯赞的具体史学活动进行梳理与分析时,从新中国史学建设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研究不够深入,而且在一些具体史实上还存在不确不实的问题,使得翦伯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建设过程中作出的突出贡献隐而不彰。因此,本文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翦伯赞在这一时期的史学建设进行探讨,从而彰显、弘扬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建设新中国史学的学术风范,并展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开国”的繁荣气象。
一、系统阐发毛泽东的史学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成为史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1950年8月29日,毛泽东在致陈寄生的信中明确表示:“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有学者认为,翦伯赞在这一时期的史学活动以清算“封建史学”为先,以摧毁“资产阶级史学”为急,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则次之。这一判断存在本末倒置的问题,因为翦伯赞在批判“旧史学”之前,就已相继发表数篇理论性文章,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建设工作。
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建设工作主要是通过阐发毛泽东的史学思想进行的。这与当时社会现实直接相关。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邀请他们北上协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月4日,翦伯赞等人经过长途跋涉,抵达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驻地。随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前去看望翦伯赞,并专门送给他一部《毛泽东选集》,希望他认真学习,鼓励他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力。不久后,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专门与翦伯赞会面谈话。可以说,从这时起,翦伯赞能够公开地系统学习毛泽东思想。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史学理论研究闻名学界的翦伯赞,怀着“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期许而撰写《历史哲学教程》一样,积极主动地担负起了阐发毛泽东的史学思想这一重大时代使命,并开展一系列重要史学活动。
一般认为,翦伯赞在这一时期主要对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中国历史的相关论述进行了理论阐发。1950年秋,范文澜建议翦伯赞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古代部分写几篇注释性的文章,以此宣传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观点,也为史学界在“史与论”的结合上做个表率。翦伯赞接受了这个建议。同年11月,翦伯赞发表《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论述进行了注释。1951年2月,他发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农民战争的论述进行了注释。
除上述文章外,翦伯赞还对毛泽东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阐发。1950年11月,翦伯赞发表《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有学者认为,此文是翦伯赞以清算“封建史学”为先,以摧毁“资产阶级史学”为急而写出的“最有代表性的议论”。这一观点并没有抓住此文的核心要旨。还有论者认为,“全国解放以后,原在蒋管区的史学工作者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问题”,于是“翦先生为了推动史学界共同学好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此文。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将出发点限于所谓“原在蒋管区的史学工作者”,并不妥当。实际上,翦伯赞此时学习完《毛泽东选集》不久,撰写此文的目的是直接回应《整顿党的作风》的相关论述,从而向全国史学界正面宣传、阐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整顿党的作风》是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毛泽东在演说中强调,“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毛泽东还将这一需要上升到了党中央决定的高度,强调“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诚如吕振羽指出的:“这就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纲领或根本方法”。自此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更加自觉地依据、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相应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究竟应该如何依据、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并没有学者对此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理论阐发。1950年11月,翦伯赞发表《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才真正从理论层面回应了这一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翦伯赞在此文的开篇即点题:“怎样研究中国历史,这个问题很大,但扼要地说来,就是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问题。”首先是立场问题。文章指出:“一个史学家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历史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批判那种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历史观点”。但这不是说,“就可以不研究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历史”。此外,还“应该批判那种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所写的历史,要重新写著包括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历史在内的真正的中国历史”。其次是观点问题。文章指出:“所谓观点问题,就是对历史的看法或认识问题”。“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就应该从中国史上撕去这种骗人的神秘主义的外衣,揭穿唯心主义者的阶级本质,正确地指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卓越’人物的愿望,更不是神的启示,而是社会经济”。不过,“唯物主义者从来不否认,而且承认观念形态对历史所起的反作用”。最后是方法问题。文章指出:“所谓方法是指辩证唯物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应该学会分析史料,把史料变成历史”;“应该学会从历史上选择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联系到历史的全面发展去进行研究”;应该“学会从历史现象背后寻找本质的方法”,“必须把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及其行动归纳到他所属的阶级予以说明”。总之,翦伯赞认为,史学工作者应该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可以说,翦伯赞凭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如何依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一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发。此文发表后,虽有个别学者提出了异议,但在整体上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得到了顾颉刚等“旧史家”的赞许。还需要指出的是,此文的另一个版本甚至受到了中学历史教育界的欢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此后,翦伯赞还于1951年11月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历史》,对毛泽东的史学思想进行理论阐发。翦伯赞在该文中表示:“毛主席再三告诉我们,要我们尊重自己的历史,学习自己的历史遗产”。“毛主席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通过历史的学习才能知道祖国的伟大”。具体来说,从历史的学习中,“才知道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历史遗产的巨大是世界上少有的”,“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民族之一”,更能知道“新中国的伟大”。值得关注的是,翦伯赞不仅在文中强调尊重中国历史时,明确引用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不懂得中国历史的同志的批评,还在总结出“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民族之一”时,明确引用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华民族的赞美。其实,除了最后一点之外,翦伯赞的其他总结,多可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一节“中华民族”中找到对应的观点。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此文面向的是全国少年儿童以及“初中及小学的教师同志们”,故写得通俗易懂。可以说,翦伯赞此文是对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的态度以及相关观点的一次通俗化阐发。此文在青年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出,扩大了毛泽东的史学思想的宣传范围。
在同一时期,史学界为了真正确立毛泽东的史学思想的指导地位,并建设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还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随着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史学界积极参与了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两场“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运动,一场是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场是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翦伯赞走在了这两场思想批判的最前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两场思想批判的进程,为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参与历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
新中国成立之后,史学界的重要任务还在于将唯物史观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但是,每个研究者有着较为独特的主体意识,往往会得出不同的历史结论。于是,史学界充分贯彻了毛泽东关于历史问题需要“百家争鸣”来解决的意见,开展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历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新面貌。在这些讨论中,几乎都能看到翦伯赞当仁不让的身影和风采。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讨论最为热烈的基本问题,是最先盛开的“东风第一枝”。这一问题的重新讨论始于郭沫若。1950年3月,郭沫若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表示“殷、周都是奴隶社会,而奴隶社会的告终应该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此文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1951年5月,范文澜发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坚持“西周封建论”。二人进行了你来我往的隔空论辩。截至1954年8月,在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上,基本上以“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的两种论点为主。与此同时,“魏晋封建论”及相近的观点也悄然登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论点与毛泽东认为的中国封建社会始于周秦以来的观点存在根本的差异。基于唯物史观的认识,郭沫若、范文澜在论辩的同时,还一致对“魏晋封建论”及相近的观点进行了初步回应。
在古史分期问题上,翦伯赞虽然仍然坚持“西周封建论”,且被视为这一论点的代表性学者,但其并未直接参与“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的论辩,而是重点对“魏晋封建论”及相近的论点进行了批评。1954年8月,翦伯赞发表《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深入探讨了汉代社会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此文针对的是中国古史分期论战中的“魏晋封建论”观点。但这一判断过于笼统。根据文本对比,此文是在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第七章第一节第三目“西汉的奴婢与奴隶制度”的基础上写成,而此一部分主要针对的是王宜昌等的“魏晋封建论”。此文针对的对象则有所改变,其针对的应该是苏联史学界的“魏晋封建论”。文章的具体内容则主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为理论依据,结合《汉书》等古籍中的大量相关记载,从两汉官私奴婢的数量、来源、任务、待遇几个方面,“说明两汉的官私奴婢不同于奴隶制社会的奴隶,而是残存在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此文发表之后,在史学界影响很大,引发了关于汉代社会性质的热烈讨论,推进了这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延伸。1955年1月9日,邓拓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认为《红楼梦》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是18世纪的上半期,“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邓拓还坦言,这一探讨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历史材料,可以进一步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正确判断。此文发表后,史学界的讨论逐渐转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较早响应邓拓的是翦伯赞。1955年10月,翦伯赞发表《论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以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相关论述为理论依据,通过对《红楼梦》中有关经济的资料,相关的清代的官书、地方志、笔记杂录等大量资料的分析,认定“18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烂熟的程度,并且在它的内部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以极其复杂的多样的散在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出现于当时某些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某些组成部门中”。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对当时的封建经济起了一定的分解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因素还是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它所起的作用,不论在深度上或广度上都没有达到足以摇撼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程度”。该文“结束语”引用了邓拓的看法,并表示同意。此文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可以说在邓拓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与上述问题相比,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讨论并不热烈。这一时期,主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的论述进行阐发,并依据这些论述对历代农民战争的起因、过程、结局、作用进行正面阐述。最引人瞩目的是,翦伯赞在范文澜的建议下,于1951年2月发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对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农民战争的论述进行了阐发。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并对农民战争的失败进行了分析。翦伯赞则以大量的“具体的史实”证明了这一基本认识,指出“农民暴动是中国历史的动力”,并强调“毛主席分析农民暴动失败的原因,是完全正确的”。
值得指出的是,翦伯赞在阐发的同时还建设性地提出“让步政策论”,来解释农民战争是如何成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问题。所谓“让步政策论”,即“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从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翦伯赞以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相关论述作为理论依据,并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进一步完善了“让步政策论”。经过翦伯赞的推动,“让步政策论”迅速被国内大多数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所接受,成为“一种特别流行的理论”,同时也得到了苏联学者的认可。尽管这一理论后来遭到了批判,但客观来讲,这一理论“可能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但总是努力在作尝试,努力按照毛主席所指的方向去踏出一条新路,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说明”。
当时史学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还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认为,“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这一问题被重新提出,与前述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直接相关。因为,对于古史分期的不同看法,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中国封建社会是否长期延续以及长期延续的原因问题。率先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索的是范文澜。在范文澜的建议下,翦伯赞于1950年11月发表《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毛泽东的相关论断作了深入阐述。文章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分析认为,“从周秦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都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土地之被封建统治阶级瓜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强烈的封建剥削制度和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缓的最主要的原因”。难能可贵的是,翦伯赞还在文中辩证地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很长,并不能意味着是中国历史的停滞,具体的史实显示出来,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是依照它自己的基本的规律不断地向前发展”。可以说,翦伯赞与范文澜共同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
与上述关注对象不同的热点讨论问题是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评价历史人物,对屈原、荆轲、秦始皇、岳飞、史可法等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重新加以评论。但是,这些评论出现了一些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有鉴于此,翦伯赞于1952年9月发表《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郑重提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要求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的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按照这一历史主义原则对史学界存在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进行了剖析。此外,翦伯赞还提出,“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有人提出历史上与各族之间的战争有关的人物”。此文发表之后,虽然有读者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但在总体上不仅对当时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起到了补偏救弊的引导性作用,还为接下来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奠定了基础。
翦伯赞以刊物主编的身份支持刊发了一系列历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讨论的文章。1956年,由翦伯赞任主编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3期刊发了许大龄的《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此文后收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此外,由翦伯赞任编委会主任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刊发了一系列关于历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讨论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刊发,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
三、团结史学工作者进行新史学的建设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各项工作,其中第四项强调:“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长期从事文化统战工作的翦伯赞十分关心史学界的团结,不仅与郭沫若、范文澜等共同筹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会(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结束历史),把大批史学工作者团结到了党的周围,还将新组建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师团结起来。更为重要的是,翦伯赞还有计划地团结了一批史学工作者从事史料整理与编纂以及中国通史编写工作,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
翦伯赞最先着手的是发起、组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工作。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这一工作是在范文澜的实际领导与组织下进行的。但实际上,这一工作是由范文澜与翦伯赞共同发起和领导的。1957年,范文澜在北京大学作演讲时肯定了翦伯赞“做了不少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他发起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他还编辑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史料”。夏自强也回忆说:“建国初期,翦伯赞教授在燕京大学任教,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关于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的任务,首先组织北大、清华、燕京和其他方面的力量,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两位知情人的说法值得重视。1949年3月,翦伯赞前往燕京大学任教,而该校藏有丰富的中国近代史资料。7月,翦伯赞发起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当选常务委员。
继发起这一工作之后,翦伯赞便投入整理工作。按照最开始的计划,《鸦片战争》和《捻军》由燕京大学历史学系编辑,翦伯赞负责组织;《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由翦伯赞主持的历史研究室编辑。根据当事人的说法,这个研究室或又称中国史学会研究室,成员开始包括王其榘、金家瑞、段昌同、林树惠等。后来,聂崇岐、齐思和、张雁深、孙瑞芹等都加入了这个历史研究室。1951年3月,《义和团》率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发行,编者署名有翦伯赞、荣孟源、杨济安、王其榘、金家瑞、林树惠。1953年9月,《戊戌变法》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者署名有翦伯赞、刘启戈、段昌同、林树惠、王其榘、金家瑞。需要指出的是,翦伯赞还在《义和团》中进行了“发凡起例”的工作。书前首先是翦伯赞的“序言”,然后是“例言”,正文后是翦伯赞的“书目解题”。后来出版的各种中国近代史资料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体例进行了编排。可见,翦伯赞是团结一些史学工作者及相关人员共同编辑了《义和团》和《戊戌变法》。
翦伯赞还直接推动了其他几种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1950年夏,翦伯赞找到燕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两位“旧史家”齐思和、聂崇岐,“谓计划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于是“怂恿”他们分任“鸦片战争”和“捻军”二题。是年秋,聂崇岐开始汇录《捻军》,该书于1952年初大致完成,后于1953年出版发行。编者署名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齐思和的情况应该与聂崇岐的情况相类似。1954年,由齐思和负责的《鸦片战争》出版发行,署名齐思和、林树惠、寿纪瑜。后来,齐思和于1956年又开始负责编辑《第二次鸦片战争》,1962年大体完成,但直到1978才出版,署名齐思和、林树惠、田汝康、金重远等以及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此外,翦伯赞还于1950年10月3日专门宴请“旧史家”金毓黻,嘱其“编太平天国史料丛刊”,并言“其所辑民国传记为最近史料之一种,可以付印”,并让神州国光社承印,金毓黻欣然应允。1952年,《太平天国》出版,署名向达等,金毓黻是其中的核心成员。由上可知,这几种近代史资料的编辑是在翦伯赞直接推动下完成的。
此外,还有几种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也离不开翦伯赞的支持和推动。1952年院系调整,翦伯赞从燕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转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邵循正由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调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后被翦伯赞安排为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主任。翦伯赞还推荐聂崇岐、张雁深、孙瑞芹、林树惠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工作,其中林树惠担任秘书和编辑工作,1953年后由段昌同接替。这个编辑室就设在燕园内,“利用北京大学的藏书,便于搜集史料”,“主要任务就是编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等书”。其中,《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原本就由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负责编辑,邵循正负责组织。《中法战争》于1955年出版,编者署名有邵循正、聂崇岐、张雁深、林树惠、单士魁。《中日战争》于1956年出版,编者署名有邵循正、聂崇岐、张雁深、孙瑞芹、张蓉初、林树惠、段昌同。至于《洋务运动》原本计划由辅仁大学史学系编辑,陈垣负责,后转为聂崇岐负责,该种资料于1961年出版,署名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可见,这三种近代史资料的核心人员大部分来自翦伯赞此前组织的历史研究室,且翦伯赞还在北京大学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藏书、办公地点等便利条件。
在这一时期,翦伯赞开始主持编写《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和《历代各族传记会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中外历史年表》是由翦伯赞与齐思和、刘启戈、聂崇岐“分工合作”编写而成,为史学界提供了一部必要的工具书。《历代各族传记会编》是由翦伯赞与陈述等人合编。该书出版之后,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方便,并推动了民族史料整理与编写工作。
除了上述工作之外,翦伯赞还与邵循正、胡华编写了《中国历史概要》。有学者指出,此事源于苏联学者编写“十卷本世界通史”。1951年初夏,苏联科学院派人来北京,说苏联在编写“十卷本世界通史”,建议由中国的史学家自己编写“中国史”部分。来人还带来编写提纲,要求中国史学家按照他们的提纲撰写。中央指示,此事由中国史学会处理。当时,范文澜、翦伯赞等人进行了讨论,不同意其中的很多提法,特别是“把魏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后来,苏方同意由中国方面自拟提纲,双方达成协议。这年秋天,由郭沫若和范文澜邀请北京高校的十余位中国史专家学者开会,就提纲和编写方式进行讨论。会议推定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分别负责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部分的撰写工作。不设主编,由范文澜代表中国史学会主持书稿的讨论、修改和定稿。1953年,此书基本定稿。后苏方回应,不拟用中方书稿。中方收回书稿,决定由中国自己出版。1956年,《中国历史概要》由知识出版社出版,署名翦伯赞、邵循正、胡华。这一概述后被学术界广为接受。
但是,这一概述过于笼统,且存在史实不确问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的古代史部分最后署名虽然是翦伯赞,但实际上是其团结了数位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的。根据《柴德赓日记》,可以得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于1951年4月8日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历史概要》事宜。“经讨论结果,一致认为原提纲以秦汉为奴隶社会,晋起为封建社会,不能同意。拟由会中推人修正提纲,再与苏联方面商量。计分三部分,古代、旧民主、新民主三段。”柴德赓、郑振铎、郑天挺、翦伯赞、齐思和五人修改古代史部分,其中柴德赓“专主隋唐至宋辽金部分”。8月19日,为了落实具体的写作计划,中国史学会又召开会议,讨论古代史如何写法。在这次会议上,郑振铎提出“写六朝一节不接头,请改他人”,遂推荐余逊担任。1967年5月17日,柴德赓还在《我和翦伯赞》的一份材料中叙述了具体的写作计划,即由柴德赓和齐思和、余逊、郑天挺写古代史分段长编,由翦伯赞统一删改。可见,《中国历史概要》的古代部分是翦伯赞和柴德赓等人共同完成的。
由上而言,翦伯赞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来的一段时期团结了一大批包括“旧史家”在内的史学工作者,共同从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等史料整理与编纂工作,并撰写《中国历史概要》的古代史部分,从而切实推进了新中国史学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需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勇于探索,自觉肩负起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时代重任。在党的领导下,翦伯赞不仅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素养撰写了一系列史学论著,系统阐发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思想”,而且还积极参与历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并团结一批史学工作者共同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可以说,经过这些史学家的共同努力,真正地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
经过70多年的不断努力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新征程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大史学工作者应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明确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团结起来自觉致力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围绕历史学重大基础理论与现实课题进行攻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派”。“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这些新的历史学要求亦是翦伯赞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奋斗方向的延续与发展。因此,辩证地梳理、总结翦伯赞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的史学建设工作及其史学遗产,对于当前史学工作者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