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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宁 王熹:胡乔木对新中国方志事业的贡献
发布时间: 2026-09-07    作者:王春宁 王熹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6-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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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胡乔木是新中国方志事业的重要推动者。在理论层面,他明确了地方志作为“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的基本属性,提出了符合科学性与时代要求的编纂原则;在制度层面,推动了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地位的确立,倡导严把志书质量关,为“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工作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胡乔木的这些理论倡导与制度建设举措,有效地推动了20世纪末全国新编地方志工作的全面展开,为当代中国方志事业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胡乔木;新中国;方志事业;贡献 

  [作者简介]王春宁,博士研究生,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王熹,历史学博士,教授,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方志通史”(24VLS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方志编纂作为赓续两千余年的中华文化传统,其在当代的命运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脉络紧密交织。梁启超曾言:“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编修新地方志的工作。早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三次会议上,就有代表建议“早早动手编修地方志”。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顾颉刚、李培基、叶恭绰等委员就“继续编纂地方志”问题联合提出八项实行纲要。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地方志小组,并在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中提出了编写地方志的任务。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倡议编修地方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方志工作出现了新的情况,各地对系统性地情资料的需求激增,但当时地方志编纂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1980年4月,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不要让将来的历史学家责备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学家,说我们把中国历史学这样一个好传统割断了。”此番倡议迅速得到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响应,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将编纂《河南省志》列入重点科研项目,史志学家傅振伦予以通函呼应。尽管有研究者指出湖南等地在1979年已先行部署修志工作,但胡乔木发出的倡议,则是将地方零散性的修志活动进行系统整合。这标志着地方志工作从地方自发的探索逐步上升为国家统筹部署的文化建设事业。 

  近年来,关于胡乔木与地方志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侧重于胡乔木方志理论及其对地方志的贡献,尤其是对相关史实的梳理和过程回顾;另一类则从地方志编纂的角度,探讨如何避免“过度宣传化”倾向以及提升科学性等具体问题。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充分利用相关文献,重点探讨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方志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下,胡乔木如何通过理论倡导与制度设计,重塑当代中国方志事业的基本范式与治理逻辑,以期进一步探讨胡乔木对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贡献。 

一、从“史志之辨”到“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的范式转型 

  20世纪80年代初,新中国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全国修志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一些领导干部对修志事业缺乏正确的认识,各地修志机构不健全,修志队伍薄弱,修志体例不统一,志稿编写流于草率,等等。新方志应如何定位?是旧志传统的简单延续,还是适应新时期的文化创造?胡乔木凭借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治高度与社会科学家的专业自觉,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核心矛盾。他并未陷入传统的“史志异同”概念之争,而是明确提出了“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这一理论建构,不仅在学理上完成了对方志属性的界定,更为其奠定了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基础。 

  (一)明确“资料书”的基本定位 

  新编地方志工作重启初期,有些方志机构存在将方志视为政治宣传的倾向,因而有的志书内容空泛、结构失衡。针对此问题,1986年12月24日,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作为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的色彩,这样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这就否定了“修志即宣传”的认知,强调地方志应避免“政治化”倾向。而应保持其科学性和客观性,将方志的性质限定于客观资料的承载。此举旨在使地方志回归其“存史”本质,并赋予其现代社会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与实证性内涵。 

  为强化地方志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胡乔木曾批评志书编纂中的形式主义。他指出,有的地方志,“首先出现的不是序言,也不是目录,首先是大批的题词,以及大批选得不适当的照片”,“像这样一种格式就不合乎地方志的规范”。同时,他还进行了自我批评:“因为我也为有的县志题过词,这我决定撤销”。他进而指出:“地方志不是发表题词的地方,它也不需要任何不必要的风景照片,因为不是导游手册。至于其他不相干的照片更不需要了。”他强调:“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这一定位迅速成为共识。例如,1988年2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江西省志编纂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新编《江西省志》是一部全面记述江西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大型资料性历史文献”。“要编好《江西省志》,根本问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新编《江西省志》是对修志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决不是对旧志的照搬和沿袭,因此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并自始至终贯彻在整个编纂工作之中”。3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山西省县志编纂研讨会纪要》也指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一定要注意保证质量的问题,要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胡乔木对地方志“资料书”的定位,为地方志编纂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二)提出“三新”与科学性的编纂原则 

  如何处理复杂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若干特殊时期的历史议题,成为实践难题。早在1980年4月,胡乔木就明确提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即“三新”)继续编写地方志,为编写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则指导。然而,“三新”并非无约束的创新,其内核始终受实事求是的原则规约。胡乔木主张“述而不论”,强调“客观的历史就是客观的历史,不需要在地方志里画蛇添足地加评论”。这些观点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客观呈现史实而非主观评判,既保存了历史的真实,又规避了不必要的现实争议。 

  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方志编纂方案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制度,体现了对上述观点的融合与落实。例如,1988年9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了《江苏省志》编纂方案和凡例。《江苏省志》编纂方案将“坚持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作为编纂的重要原则,并明确规定:“一般来说1840年前简,1840至1911年次简,1911至1949年次详,1949至1987年详。”这种“详今略古”的时间分配策略,展现了新方志工作服务于当代建设的“资政”导向。同时,胡乔木通过纠正“社会上流行的、含义不确切的简化词”,增强了编纂志书的科学性。例如,他纠正了将1949年称为“建国”的提法,指出:“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名的改变,国体的变更,并不是刚刚建立国家。”这个纠正,旨在维护历史连续性,防止历史虚无主义。 

  此外,1986年12月,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关于新方志的体裁和科学性问题时指出:“旧的地方志作为一种资料书是有价值的,但它的科学性很差”,“新的地方志应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改善”。胡乔木还强调:“一部新志书,从头到尾要合乎科学的要求。因此,我们要求新志书的编辑同志们,自始至终要保持科学的态度,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三)倡导构建系统化的当代方志编纂体系 

  在胡乔木的构想中,新方志不仅应定位于“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同时也应具备实用“工具书”的便捷功能。这一双重定位,集中体现于他对志书门类划分、图表运用以及索引系统的科学化倡导中,其实质是将零散的方志内容整合为一个“有系统、有组织的资料”整体。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介绍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大型工具书。1979年,在胡乔木指导下制订并经他批准的编辑方针是:“全书编辑工作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介绍文化科学知识要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对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要反映各家学说”。这一编辑思想对地方志编修、对地方志定位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地方志编修是一项学术活动,“新志书要提供的资料,应该是科学化的资料”,“科学化的资料是真实的,是反映事物本质的。不仅资料的分类要科学化,资料的排列也要科学化”。胡乔木重视方志门类设置和取材,主张取材要科学化和现代化:“我们不仅要门类设得比较合理,在门类的叙述上比较得当,而且要力求表现出各门类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研究本身不能在地方志里面展开,那是另外一门专门科学,地方志应当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的资料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倡导推动了方志编纂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现代化转型。胡乔木对地方志“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的这个定位,“影响了整个这一轮志书的编纂,成为对方志定义和方志性质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点”。 

  胡乔木很重视志书中的索引和图表。1990年1月15日,他在听取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汇报时指出:“志书作为一部工具书,索引是不可少的,它为读者检索提供了方便。”他强调索引系统,旨在将方志从线性阅读文本改造为可供分类检索的文献体系,以适应现代行政决策对快速、精准数据支持的需求。与之相应,他对插图功能也进行了重新定义,提出:“志书的图片,不是为了摆设,而是要求同志书中的内容相配的插图。这类插图,就像百科全书中的插图那样,因为有些问题,用文字不容易表达,附一张插图,就容易把事情说清楚,如果没有相应的插图,差不多等于没有说清楚”。“这类插图,是一部科学著作应该具有的。”在谈到志书中的表格时他指出:“现在只有纵横两类表格,还应采用现代科学制表技术。科学的表格,可以使读者一目了然。”这种对“图、表、录”并重及索引系统的强调,并非单纯的技术改良,而是基于地方志作为科学的资料汇集,尝试将百科全书体例融入志书,旨在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地情资料体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方志工作及编纂工作实践逐步落实了上述要求。例如,1989年3月通过的《〈新疆通志〉审稿办法》要求“资料全面系统、准确可靠,能真实反映出专业或事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以实现对地域自然与社会全貌的系统性呈现。胡乔木不仅在理论上重塑了志书的定位,更在编纂技术上推动其实现了从传统文史记述向现代系统化资料汇编的转变。 

二、新编地方志工作体制与制度保障体系的确立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第一轮新方志工作在全国普遍开展,胡乔木通过理论倡导与组织动员,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的工作体制,推动地方志工作从单一的部门学术研究逐步发展成为由各级政府统筹的系统性文化事业。 

  (一)推动全国地方志工作重要文件的出台 

  1985年4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参照执行。这是新中国修志工作的第一个文件。该文件的发布在当代方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志工作的开展。 

  1985年3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梅益在给胡乔木与邓力群的信中指出:“关于批发报告的名义问题。我们原建议以国务院名义批发此报告,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提出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批发。我们认为各省市编修新方志的工作大都是在各省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这个文件又是关于全国修志工作的第一个文件,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可以加强文件的权威性,有利于修志工作的开展。各地修志人员都急切地期望有这样一个文件。因此,最好还是以国务院名义批发。”除了谈及批发《报告》的名义问题,还谈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归属问题:“在原报告中曾指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应成为一个独立机构,由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提出实际情况虽应如此,但此句最好不提。我们认为,此句还是不改为好。因各地修志单位属地方政府系列,由当地政府领导,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个学术机构,与各地无直接联系,也无指导关系。明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为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有利于指导小组的工作。” 

  1985年4月10日,胡乔木致信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信中援引历史成例指出:“各省市区地方志编纂工作关系重大,过去历史上(包括国民党时期)历来直属各级政府直接主管(犹如国史馆由中央政府直接主管,过去封建时代历朝皆然)。故望所拟文件以国务院名义发出,而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亦仍由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我觉得他们的意见是有理由的,望能准如所请。”4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报告》时指出:“各地要对地方志编纂工作进行一次检查,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问题。尚未建立地方志编纂班子的地方,要根据本地区情况,逐步组建班子,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有关编制、经费、出版等问题,由地方各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适当解决。”《报告》指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是由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的独立机构,同时对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任务有明确规定,它主要是从政策上、业务上指导各地修志工作,定期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反映情况,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报告,并负责拟订编修新地方志和整理旧地方志的规划,制定新编地方志的工作条例,组织交流修志工作的经验等。《报告》还建议各级政府加强对本地区修志工作的领导:“新地方志的编纂,涉及到政法、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各部门的工作,必须在当地政府主持下才能顺利进行”。上述要求使得全国地方志工作得以突破部门局限,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研究范畴正式进入各级政府的行政议程。 

  (二)推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及多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设立 

  胡乔木着手推动方志工作组织实体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既非纯粹行政机构,亦非松散学术团体,而是“一个独立机构,由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这一设计体现了对方志工作行政协调效力与学术专业性平衡的制度考量。 

  1983年1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恢复地方志小组工作的请示报告》报邓力群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上述请示报告指出,对于中国地方史志协会要求恢复中断的中国地方志小组这一要求,原中国地方志小组组长曾三写信给胡启立,建议中央指定一位同志负责地方志小组工作,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承办。曾三的信由邓力群批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研究后,同意恢复中国地方志小组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名称可改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这一请示报告经邓力群圈阅同意。但是方志工作涉及政法、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跨部门的资源协调,若无国务院授权,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学术单位难以开展工作。在探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归属问题时,梅益明确提出:“因各地修志单位属地方政府系列,由当地政府领导,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个学术机构,与各地无直接联系,也无指导关系”。为了保障地方志工作的顺利开展,在胡乔木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最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了“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的体制安排。这一设计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突破了单一学术机构的局限,获得了统筹协调各级政府修志工作的行政依托,从而确立了其在全国方志事业中的指导地位。在此体制下,也使得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得以确立为“政府直属的常设事业机构”,而非临时班子。 

  胡乔木强调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并指出编写新的地方志,一定要重视质量,凸显地方志工作的学术性。1991年10月,他在听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工作汇报时强调:“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本来不是行政性的事。修地方志,应当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这种安排确保了地方志工作在政治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能遵循历史学规范,并且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在这次谈话中,他还就志书质量、提高修志人员素质、方志队伍的稳定和专业化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编写地方志必须具有严谨的学风,志书中的任何一个门类都是一门专门的学问”。“重视政治质量,要求不出政治性错误,这当然是对的,当然重要。但是一部志书,如果仅仅没有政治性错误,而这部志书整个质量很差,也是不行的,也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说要重视质量,关键是人选要合适,否则地方志不可能修好”。“对于地方志我还是主张要由学者来管。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修地方志,官员不能多,这应当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地方志写得好坏,还是应当由学者来鉴定。”根据胡乔木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工作领导的报告》,1992年3月,国务院批复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重建或充实地方志指导小组、调整其代管单位的条件尚不成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成员及其管理体制暂维持现状,其重建或充实成员、调整代管单位的问题,待条件成熟时再议。”“但应抓紧指导小组的建设,以利开展工作。”依托这一特殊的组织架构,地方志工作得以形成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各省区市—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垂直网络。至1990年前后,全国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037个县(市)建立了修志机构,形成了全国性的修志网络。 

  (三)推动三级审稿质量管控制度的建立 

  随着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普遍设立,一支规模庞大的编纂队伍迅速形成。为确保志书质量,胡乔木将制度建设重心转向质量管控。他反复倡导必须严把志书质量关,并在宏观层面上定下了严格审查验收的基调。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开始制定相关审查规范,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也将地方探索出的审稿经验作为重点进行交流推广,从而在全国范围内逐步确立了严格的三级审稿制。 

  1985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各地各类志书定稿时,各级编纂委员会必须严格审查,严格验收手续。”这一规定迅速被地方细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法规。如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工作是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筹划,到1986年就进入以审稿为重点的新阶段,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陈元方强调新编县志稿审查修改的重要性,认为“审稿这件事,要省、地、县各级编纂人员共同负责”。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陈元方还作了大会交流发言,专门介绍审查修改志稿以保证志书质量的经验。1989年1月,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关于甘肃地方志书审定出版的暂行规定》,规定县(市)志,各地、市、自治州志,省志各专业志均实行初审、复审、终审三级审稿制,还提出了“齐、清、定”的送审稿验收标准。除甘肃外,全国多地也相继出台了严格的志书审查验收规范。例如,江苏省与吉林省均明确要求各级志书实行严格的三级审稿制。辽宁省则规定省、市、县三级志书必须严格执行两级审批制度,明确不经评审、未经政府审批的志书一律不准出版。 

  三级审稿制的核心特征在于,实现了“政治把关”与“学术审核”的统一。首先是初审与复审,主要由专家学者及业务部门负责,侧重于史实考订、数据核查与体例规范,切实落实了胡乔木关于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的学术要求。然后是终审,由党委、政府负责,侧重于政治方向、政策界限把关与保密审查。《〈江苏省志〉编纂方案》还规定:“参加终审者要在志书上署名,以示负责。”这种责任机制的引入,显著增强了编纂者的严谨态度。 

三、传统方志向当代新方志的转型 

  胡乔木推动方志工作成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备高度组织化特征的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从学科范式、治理效能与历史传承三个维度审视,其贡献奠定了当代中国方志事业现代转型的坚实基础。 

  (一)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方志学长期困扰于“史”与“地”的学科归属之争,旧方志因袭“寓褒贬、别善恶”的史官传统,注重堆砌辞藻。胡乔木不仅在理论上明确了方志作为“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的定位,更在实践中采取了切实的推动之举。他主张打破单一的历史学框架,明确批示邀请研究现代史、经济史、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及社会学的学者共同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通过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胡乔木推动了传统方志编纂向当代综合性区域研究的转变。 

  胡乔木在谈到新方志的体裁和科学性问题时指出:“为了研究地方志各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面涉及许多学科,从历史学、各种专门的史学、史料编纂学、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到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也可以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部分)、社会统计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等。这里面最主要、最关键的也许是人文地理学”。这种多学科交叉的视野,实质上将方志从单一的人文著述,重塑为涵盖自然、经济、社会等内容的综合地情资料体系。 

  新方志的门类设置,既是对旧方志的借鉴,也是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际而考虑和设计的。据统计,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版的《绥远志》,经济部类篇幅仅占全书的4.3%;而新方志的经济部类内容所占比例增加到20%—30%。这并非简单的篇幅调整,而是体现了方志功能的拓展与延伸,即在传承传统资治、教化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服务于现代经济建设与行政决策的现实意义。 

  (二)适应大规模文化建设的工作体制 

  在新方志编纂过程中,胡乔木注重借助行政权力的统筹协调能力解决学术资源匮乏等问题。1984年8月,针对修志面临的实际困难,他明确批示:“调集有志于此者全力以赴。遇有困难,请按范围分请国务院和各省市县负责解决。”随后,在其推动下,《报告》正式下发,地方志工作由此正式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日程,从而在编制、经费等方面获得了坚实的行政统筹保障。这些举措为后来地方志工作实施“一纳入”(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五到位”(即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的工作体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正是在胡乔木的大力推动下,全国迅速组建起一支规模空前的修志专业队伍。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曾三指出:“现在遍布全国从事修志工作的专职人员约在万人以上,加上兼职人员,估计在10万人以上。”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从事修志的专职人员2.2万人,兼职人员9.2万人。至1998年底,出版志书3400余部。如此规模的文化产出在世界范围内也属罕见,充分证明了依托国家统筹保障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一次重要实践,为之后相关重大文化工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与组织样本。 

  (三)构建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胡乔木对方志事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解决了从无到有的初创难题,更通过建章立制,解决了如何持续的长远问题。一是确立了依法修志的制度框架。胡乔木始终高度重视修志工作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建设,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1985年制定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这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第一个修志文件,为指导当时新编地方志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98年发布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为之后《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出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6年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各地也陆续出台地方志工作有关法规和规章,为依法依规开展地方志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是三级审稿制度行之有效,成为保障志书质量的重要制度。质量是志书的价值所在,是志书的生命。胡乔木严把志书质量的倡导,推动了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将三级审稿制度作为大会交流重点推广,各地在实践中也逐步探索并最终确立,成为沿用至今保障地方志质量的核心审查验收制度。通过分层级审稿,权责明确,有效避免了知识不足或工作疏漏导致的错误,确保了地方志的政治性、科学性与规范性。 

  三是地方志工作实行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的工作体制,成为新方志事业发展遵循的核心组织管理模式。这明确了各级机构在地方志工作中的角色和责任,确保地方志事业的顺利推进。而在体制的核心全国层面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统筹指导、组织协调,并在业务上予以督促指导,确保了地方志工作机构一直担负着行政管理和业务指导的双重职能。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加快信息化和方志馆建设,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准备,加强对社会修志的指导和管理,基本形成地方志编修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努力开创地方志发展新局面。随着第二轮修志任务的圆满完成,地方志事业稳步迈上新征程。2025年6月,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印发《全国第三轮地方志书编修试点工作暂行办法》,标志着第三轮修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该办法不仅重申要切实落实初审、复审和终审的三审制度,更明确鼓励探索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赋能,推动传统方志向数字方志转型。202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地方志工作”,新时代的方志事业向高质量发展与数字化转型目标迈进。胡乔木不仅是新中国方志事业的推动者,而且在连接传统与现代、贯通历史与未来的文化发展脉络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传承发展作用。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相关链接 - 当代中国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 中国社会科学网 - 人民网 - 新华网 - 全国人大网 - 中国政府网 - 全国政协网 - 中国网  - 中国军网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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