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其一生苦心创办实业，倾资兴办教育，支持中国革命，投身民族解放事业，支援国家建设。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热烈拥护、积极宣传国家大政方针，全身心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呼吁解决社会问题、开展社会建设，为家乡发展排忧解难，忠实维护广大侨胞利益，不遗余力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陈嘉庚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其风范业绩熔铸的“嘉庚精神”价值永存。 

　　［关键词］陈嘉庚；新中国；爱国华侨领袖；贡献

　　［作者简介］任贵祥，法学博士，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与华侨华人关系史研究”（21BDJ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一生波澜壮阔、业绩非凡，纵跨19、20两个世纪，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大历史时期。其前半生可简要概括为经商、革命、兴学，后半生经历了转折、救国、建设三个阶段。其一生实现了三次华丽转身，即由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向旧民主主义者转变，由旧民主主义者向新民主主义者转变，由新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其中，后两次转变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和重要影响。陈嘉庚由新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后，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 

　　陈嘉庚一生经历丰富曲折。在思想认识上，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到祖国，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和后方受难同胞，通过对重庆和延安等地的比较考察，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弃蒋拥共。解放战争时期，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坚定地跟随中国共产党领导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代表广大华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9月，陈嘉庚结束了约60年的海外侨居生活，正式回国定居厦门集美，将全部身心投入新中国建设大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励精图治，肃清残敌，医治战争创伤，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制定新的外交方针政策。陈嘉庚对新中国的前途乐观，充满信心，深感振奋和欣慰，积极宣传新中国各项方针政策。 

　　1950年2月，陈嘉庚由北到南调研考察后返回侨居地新加坡，准备处理完遗留事务之后回祖国定居。3月4日，陈嘉庚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社团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以亲身经历宣传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各方面建设情况。在政治建设上，中国共产党“诸领袖俭素之风”与战争时期“前后不易”；军政要人“咸都诚恳虚怀，勤奋俭朴，遵守政府纪律”。在经济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大力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欲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农村继续开展土地改革，“农民自耕其田，勤奋培养，成绩优异”。陈嘉庚兴奋地表示，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去恶向善”，“新中国建设之目的，为改善人民生活，其重要者为衣食住行”。3月27日，陈嘉庚在新加坡福建会馆会员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全国解放，成立人民政府，在英明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兴利除弊，百政维新，将见三大国中原属落后之中国，勃兴发展，独立自强”；“新中国现所实行者为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至私人财产，则依法妥为保护，私人之工业、商业以至航业，均可经营，尚未有共产条件也”。由于陈嘉庚的新中国成立和建设见证者特殊身份，他在新加坡华侨中对新中国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起到了现身说法的作用，使华侨深受感染，效果良好，“侨胞对祖国的感想比过去好了许多，现在很多人了解到中国前途是很光明的。” 

　　陈嘉庚在国内各地也积极宣传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1949年10月22日，陈嘉庚在给友人的信函中说：“现人民政府时代，作官与前不同，既不能滥用私人，亦不能营私谋利”，“人民政府服务人员，不拘作官与非作官，均须勤劳工作，节俭耐苦”。1950年8月7日，在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陈嘉庚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及反动派造谣说：中国人民政府只能管管农村，不会管理大城市的；现在，全中国哪一个大城市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些城市不仅是管理了，而且管理得很好。这些事实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无耻造谣。”1955年9月，陈嘉庚出席“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庆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之后访问天山以北地区，亲身感受到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亲眼看到毛主席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亲眼看到各族人民“庆祝他们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全区范围内行使他们在管理本民族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权利”。他感慨地指出：“各族人民在解放前受尽反动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才得到真正的、永远的平等和自由。”陈嘉庚对新中国方针政策的宣传形式多样，潜移默化，真诚可信。 

　　针对某些人对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有疑虑甚至歪曲攻击，陈嘉庚通过答新加坡《南侨日报》记者问等方式作了详尽解释。他说，“一边倒”之意义是，“系指现世界有两派：一派为帝国主义，要侵略要战争，怀损人利己之野心，如美国是也；一派为社会主义，要和平，不战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苏联是也。我人民政府不能含糊两可，势必选择一派，平等同行，结为兄弟友邦，以维持世界和平，绝非屈辱依附，自失独立尊严”。陈嘉庚指出：“所谓一边倒，是倒在和平，民主，进步，建设的这一方面。并不就是倒在苏联身上。”中苏会谈公布的文件，都贯彻着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精神，“反动派诬我国将作苏联附庸，绝无丝毫根据也”。他还说：“以我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民气之烈，若有良政府领导，定可与列强并驾。就毛主席而言，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不但为我国历史所未有，亦为世界所仅见。将来新中国建设成功，其光荣芬芳，前古后今，殆无出其右，为公为私，安肯自屈卑下，附庸于人？”别有用心者“谤我为‘附庸’，真愚妄无知之极耳！”陈嘉庚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宣传阐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力地驳斥了对“一边倒”政策的歪曲攻击。 

　　1954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日内瓦会议，并在大会上阐明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对此，陈嘉庚发表谈话指出：“周恩来外长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是伟大祖国义正词严的呼声。这呼声代表着全中国人民包括广大华侨在内的共同意志；反映了五亿以上祖国人民以及全亚洲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愿望。我对于这个发言，衷心感到兴奋，并表示热烈拥护。”陈嘉庚在为拥护中苏会谈公报发表书面谈话时表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各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足为明证”。陈嘉庚阐明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实质，起到了解疑释惑的作用。 

　　陈嘉庚通过实地考察、耳闻目睹，见证并宣传新中国的大政方针，由衷地得出结论：“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社会主义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陈嘉庚用事实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也标志着他由新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的完成，最终成为社会主义的坚定拥护者。 

　　陈嘉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履职期间他忠诚尽责，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要把祖国建设得好、要把大家的事做得好，就必须发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时时刻刻检查自己，同时履行监督的义务。事关国家大政方针，陈嘉庚积极向有关党政部门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提案或意见建议。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期间，当大会向代表征求提案时，陈嘉庚提出了7个提案，分别是：在全国各中学普设科学馆案、在沿海各重要地区设立水产航海学校案、增加纸烟税率并停止公务人员之配给案、今后人民新建住宅应注意卫生之设计案、设立各地华侨教育领导机构案、救济华侨失学儿童案、引致华侨回国投资案。每个提案都阐述具体理由。这7个提案均获接受，交中央人民政府办理。这充分反映了陈嘉庚为建设新国家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凸显了他建言献策的高水平和高质量。1950年6月，陈嘉庚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指出：“建设新的中国，首先要发展新的工业，工业首要为钢铁生产，不论轻重工业，皆与钢铁有密切关系。微细如一枝针，非靠钢铁不成，一个国家如不能生产钢铁，便无法成为工业国，更无富强可言。”东北鞍山、本溪钢铁厂产量很大，但尚需扩大发展。1956年2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陈嘉庚对培养航海、水产等方面人才提出建议：“至航海、水产方面，以我国领海之广，海岸之长，鱼场之多，需要足够人才来发展海洋事业。因此我希望有关部门对培养此技术人才加以注意。”陈嘉庚早年侨居在新加坡，新加坡航海交通运输业发达，而且陈嘉庚曾经营过航运业务，深知航运业的重要性。因此，他对全国政协的提案中肯有道、在行在理。 

　　1954年9月15—28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陈嘉庚作为华侨代表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此开创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奠基立业的大会上更加积极建言献策。在讨论“刘少奇代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陈嘉庚发言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都是我国富有历史意义的大喜事，值得国内外全体同胞欢欣鼓舞”；“这个宪法草案”是“优美完善、符合国情的伟大宪章”。“我国前朝专制时代，无有宪法规律，贪污腐化，致外侮内乱，国弱民贫。满清末及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有数次所谓宪法，写了若干民主条文、公司权利，但都是虚伪骗人的，结果都为全国人民所唾弃。”“这次毛主席亲自主持草拟的这个宪法草案，是参考各民主国家的宪法，采取我国历史特点和现代的实际情况，是真正民主的人民宪法。”陈嘉庚通过新旧宪法对比，令人信服地说明新宪法是真正民主的宪法。 

　　在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的历次会议上，陈嘉庚都充满热情、积极建言献策。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他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为我国建设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基础”，“是我国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阐明了“一五”计划与国家工业化的关系。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发言中，陈嘉庚分析了预决算报告中有关建设计划项目，对着重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积极发展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安排表示赞同，同时对福建省的发展建设提出具体建议。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陈嘉庚建议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克服官僚主义。在发言中，他列举了官僚主义种种弊端，认为官僚主义为数千年积习，人民政府虽大力革除，但仍难奏效，应标本兼治。“我深望政府或高明人士别筹良策，根绝官僚主义蠹国病民最大弊。”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陈嘉庚发言主张对地方主义作风应予以彻底革除，列举了福建教育主管部门在福建集美商业学校招生中存在的问题，闽北修建铁路工程设计不合理，等等。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地方主义作怪，“地方主义者未尝全心全意为闽南人民谋利益”。陈嘉庚对官僚主义、地方主义的揭露痛斥切中时弊，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一届全国人大各次会议上，陈嘉庚不但踊跃发言提出各种意见建议，而且还提出各种提案，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汇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7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汇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45、950—951、972、97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汇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1页整理而成。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至四次会议，陈嘉庚共提交7个提案，其中，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4个提案，是与会30名华侨代表提案最多者，也是与会全体代表个人提案最多者之一。其提案内容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国计民生、经济社会发展、侨乡建设等各个方面，反映了陈嘉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的情况。 

　　陈嘉庚十分重视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建设问题，无论在侨居地，还是在国内各地及家乡，都注重营造建设卫生良好的社会环境，反对和厌恶伤风败俗的恶习。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对此更加重视并有积极建树。 

　　陈嘉庚始终重视调研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风尘仆仆经北平、天津、河北到东北各地调研考察；1955年8月，他不辞辛苦进行了祖国万里行，奔赴16个省份调研考察。每到一地他都留心观察当地城乡面貌、风土民情、公共卫生等社会建设情况，发现问题后及时向中央有关部门及有关领导提出意见建议，或者向当地有关部门随时反映，希望政府注意这些问题。 

　　市政建设是陈嘉庚倡导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陈嘉庚赴东北调研考察时，认为沈阳、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将来必为繁荣大城市，而目前多数城市市政建设陈旧，街路狭隘，没有长途汽车路，“希望当局放大眼光，预早计划未来市区建设图案，必须多留空地，放宽街路，改良住屋，适合现代卫生，并准备扩展市郊以外”；吉林、抚顺、本溪、安东、鞍山、辽阳、旅大（今大连——笔者注）等，除鞍山、旅大外，“其他更形狭隘，亦非考虑改革不可”。陈嘉庚主张城镇“水沟不可盖密，逐日须要洗扫；污水须使其流通消净，不可使其积聚生蚊；上言屋前遮盖之物，切须拆卸；垃圾应移运郊外，设炉烧毁，亦可作肥料；鱼肉菜蔬，应专设贩卖市场；小贩所售食物，最好用玻璃器盖藏，以防蝇秽。此若不知改革，何能谈及其他新建设？”在陈嘉庚的一些著述中，关于注重市政建设的记载甚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城乡公共卫生是陈嘉庚调研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陈嘉庚引用20世纪30年代欧洲卫生工作者调查数据进行欧洲、中国和印度人均寿命比较，“欧洲人平均五十四五岁，中国人三十九至四十岁，印度人二十七八岁。中印人寿命短促之原因为不卫生，印度人又有早婚之害”。因此，陈嘉庚始终注重公共卫生建设。1950年1月7日，陈嘉庚在厦门市各界欢迎晚会上发表演说：“对建设新中国提出希望，主张要使无衣者有衣穿，无饭者有饭吃，建设卫生的住房和便利交通，改善衣食住行，使人人无忧无虑，健康长寿”；当然这“不是两三年所能达到的，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陈嘉庚到郑州调研考察时，细心观察市貌，还和市长进行交谈。市长告诉陈嘉庚市政府拟裁减税收，陈嘉庚问“其因市民抗拒不交？抑因景况不好？”市长回答说可免许多预算。陈嘉庚认为，“如此打算则错误”，他看到“市内街路概是泥土，未铺石碎，亦不铺水泥灰，稍降雨则泥泞难行，路边水沟未造，污水散流，积聚莫消，公共厕所未有，鱼肉菜蔬则在路边散卖，未有集中菜市。以上等项，与卫生甚有关系。因秽水及垃圾，易生蝇蚊，侵害市民，致生疾病，甚至疫症疟疾多从此起”。陈嘉庚建议“政府向市民征税，为市民设想”，“计市民力量，征收税款，兴办地方公益事业，此当局之责任也”。陈嘉庚到华中某市镇参观一所高中学校，有师生数百人。他看到露天厕所，“用砖块筑两行墙，高可二尺余，阔约三尺，深约四尺，长三十余尺，只此而已。露天无屋瓦，不但无门户，其中亦无间隔遮掩”，认为“此种陋习实有改化之必要”。陈嘉庚到各地考察，发现所乘火车厕所多不清洁，乘客不注意保持卫生，服务人员不及时清扫；甚至常常看到列车顶棚也搭坐旅客，既危险又不雅观。遂建议铁路部门采取措施改正。在江南某些城市，陈嘉庚常常看到上午八九点钟时，便有清洁工挑粪桶穿街而行，屎尿流溢，臭气弥漫，甚至喷溅到挑粪工身上。陈嘉庚请当地工作人员转达市政管理部门，规定挑粪时间提早到八点以前，粪桶加以遮盖消味免溢。1958年1月，他曾拟电文给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叶飞：“闽南最害乡村厕所林立，请严令乡政合作，废私厕，立公厕，正实际的除害。”陈嘉庚关注公共卫生建设，反映出他对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社会风貌的重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陈嘉庚即呼吁各级党政部门重视公共卫生建设，实属难能可贵。 

　　陈嘉庚在国内各地调研考察，用心关注社会百态。如“屡屡遇见随意吐痰之人，甚至高声狂咳，在宴会中亦不顾一切。此种弊端，实为社会恶习”。陈嘉庚所到各地见到吸烟者甚多，交际应酬，丧喜宴饮，非烟不可。对卫生无益，对健康有害。陈嘉庚主张：“人民政府百政革新，兴利除弊，对于烟枝之害，应当加以注意，准备预防，虽不能禁绝，亦不宜放任，置之度外也。”因此，他提出了“请增征纸烟税，限制吸用案”。 

　　陈嘉庚始终重视社会建设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对新生国家各项建设寄予厚望，大到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小到禁止吐痰、限制吸烟、清洁卫生，其关注国家建设事业，大小事务事无巨细，尽职尽责。社会建设还包括教育问题。陈嘉庚早年倾资创办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以及在家乡和侨居地创办或资助百余所中小学，有口皆碑；新中国成立后一如既往关心教育事业并倾注大量心血，如扩建集美学村、扩充厦门大学等，这方面多有研究介绍，不再赘述。 

　　陈嘉庚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在积极致力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同时，也时刻关注家乡福建的建设发展。 

　　陈嘉庚深谙福建省情为山多田少，交通不便。新中国成立之前，他曾向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及官员呼吁修筑福建铁路，结果却石沉大海。新中国刚成立时，福建全省没有一寸铁路，各项事业发展不起来，民生困苦。1952年5月31日，陈嘉庚致函毛泽东，恳切陈述修建铁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福建无铁路交通，如人身血脉麻痹，关系民生至为重大，困苦难以言喻，尤以闽西为甚。五反后国基更巩固，万祈主席迅令开办，不但造福闽民，亦适应海外数百万闽侨之企盼。”12月5日，他又致信毛泽东说：“闽南地狭人稠，为乏铁路交通，工业绝无，渔利极微，因不能远售故也。自十余年来，帝国主义禁止入口，闽南人民生活日惨。解放后全国各处日趋繁荣，独闽南人无法翻身，闽西人次之。补救之法，惟有续建闽西南铁路。闽西南铁路自满清时，与粤汉路同时倡办，闽侨投资曾达数百万元，尽行乌有。解放后海外千万闽侨盼望兴建，不亚成渝路之川民也。再者，厦门港阔水深，二三万吨巨船可泊岸，然乏铁路交通，不但闽省货弃于地，而华南、华西亦乏便利出口。”陈嘉庚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并很快得到落实，1955年，鹰厦铁路正式动工。当陈嘉庚得知鹰厦铁路计划分两步，一步先从江西鹰潭到闽北，第二步才到厦门时，陈嘉庚随即致信中央，后来，中央决定鹰厦铁路从鹰潭入闽后直达厦门，一步到位。鹰厦铁路于1956年12月建成通车，比预计时间提前了一年，“不但使闽省急起直追，早一天走上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扫除过去历史所遗的污点，而且为国家节省了难以计量的工程费用”。与此同时，抓住修建鹰厦铁路的机遇，国家还修筑厦门海堤，使厦门岛与内陆相连，成为人工半岛，对加强海防和促进厦门及闽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鹰厦铁路的建成通车，倾注了陈嘉庚建设发展福建家乡的一腔心血。 

　　陈嘉庚积极向家乡党政部门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1949年，陈嘉庚回国后，得知福建省会福州没有自来水设施，市民长期饮用井水或河水，而且影响防火用水。陈嘉庚通过实地调查，提出在福州建设自来水工程设施案，很快得到福建省政府的采纳并实施，解决了福州市民长期饮水困难及消防用水的大问题。1955年1月，福州市区遭台湾地区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木制民宅店屋被烧毁4000多间。陈嘉庚闻讯当即致电周恩来和叶飞，提出重新规划建设福州市。周恩来采纳其废木屋建新式街巷的建议，在废墟上重建新福州。 

　　1954年9月，陈嘉庚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其间，他就福建建设发展提出几项重要提案，如请政府在福建多设工厂以扩大就业，增加出口，争取外汇。闽南人多地少，居民多占耕地建屋。陈嘉庚建议政府对此进行调查、限制和改革，以保良田；请政府派员调查沿海袋形海滩，组织民工围滩造田，等等。1958年7月，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陈嘉庚再次提出“鹰厦铁路已通车，其终点站厦门临海有三处码头（嵩屿、厦门、集美），请政府及早计划分别筹建案”。提案的理由是：“鹰厦铁路之终点站厦门，临海有大小三处码头，最大者为嵩屿，二三万吨巨轮可泊；次为厦门码头，一万吨以下轮船可泊；三为集美，数千吨轮船可泊。此三处相距约十余公里，厦门四面环海，为闽南晋江、龙溪二专区出入口岸，晋江专区人口四百余万，龙溪专区人口近二百万。晋江专区各县地狭人稠，粮食不能自给，解放前多由海外及他省运来，解放后则由龙溪及闽西等处运来，除供厦门市自用外，多由集美码头转运晋江专区各县。鹰厦铁路通车多月，终点站仅至厦门市郊，嵩屿及厦门码头均未接轨设站，即集美虽有经过，亦无设站，因此鹰厦铁路仅有大陆腹地而无海口，殊感遗憾。”提案的办法为：“嵩屿码头工程较大，然关系中外交通，尤其关系半个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极为密切，应及早筹备，乃有告竣之日。厦门港码头系眼前渔业和运输的需要，该处应划作渔港区，使厦门及附近各县渔船汇集，渔产亦可由铁路运销华中华西各地。集美码头设站费款甚少，由铁路运销晋江专区货物，可从集美转运，否则，运至厦门市郊，再用汽车运回集美，多了三十公里路程，来往及其他损失，实不可胜计。”分析陈嘉庚的提案，“鹰厦铁路仅有大陆腹地而无海口”，修建三处码头连接陆海，事关中外交通，惠及厦门兼顾国家，理由充分、办法可行，是事关家乡和国家发展建设的高水平高质量提案，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逐步得到落实。 

　　1958年上半年，陈嘉庚被确诊癌症，但仍坚持为国家和家乡的发展建设建言献策。1960年2月，陈嘉庚病情恶化，转往北京治疗。病重期间，心中仍惦记厦门人民吃水供水问题。4月，由陈嘉庚口述、他人笔录整理，写成《厦门供水问题》一文。文中认为，将来厦门市区范围扩大，人口增加，企业工厂增多，轮船出入益多，用水与日俱增，应有长远计划，考虑修建水库问题，水库选址，则以九龙江最为适宜。 

　　陈嘉庚十分关心家乡的发展建设，至少作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改变了福建全省无铁路的历史，解决了福建交通闭塞的大问题，为福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经陈嘉庚的努力争取，解决了福州市民生活用水和房屋市政重建问题；三是厦门修建码头，改变了厦门有海不能出洋的窘境，解决了福建乃至国家东南陆海交通连接问题。陈嘉庚把国家情怀与家乡情结连在一起，是其爱国爱乡的真实写照。 

　　陈嘉庚长期侨居新加坡并成为东南亚乃至全世界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不遗余力地维护广大华侨的利益，同侨居地统治者迫害和损害华侨利益的行径进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即使回国定居，也一如既往地维护华侨正当权益，成为广大华侨的代言人。 

　　1949年10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何香凝任主任委员，陈嘉庚是委员之一，通过侨务部门积极护侨。195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通过，陈嘉庚对其中第九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倍感欣慰。随后，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明白规定，华侨同国内全体人民一样，是国家的主人”。“华侨和国内人民一样都选出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所拥有的国家最高权力。由此可见，祖国是何等重视、何等热爱她的国外儿女！” 

　　新中国成立不久，陈嘉庚就反对美英帝国主义日益加紧迫害华侨发表谈话指出，早年华侨开拓南洋披荆斩棘，太平洋战争期间，广大华侨与当地人民一道反抗日本侵略者，为开发建设侨居地的功绩永远不能磨灭。“近几年来，帝国主义者殖民地政府完全背弃道义，更加无理地迫害华侨，使华侨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这实在是我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一定大力支援爱国华侨的正义斗争，粉碎帝国主义迫害华侨的一切罪恶阴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东南亚某国疯狂排华，残忍屠杀、驱赶华侨，陈嘉庚代表我国侨界提出强烈抗议。 

　　1956年10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中，陈嘉庚指出，华侨一向爱国爱乡，很愿意对祖国和家乡有所贡献。“可是旧时代的中国，在国际上处在被压迫的地位，内政又非常腐败，所以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各项事业，都很难发展”，“华侨要在家乡安居也有困难，更谈不上建设祖国和家乡。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现在，我国人民空前团结，建设事业飞跃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可以超额完成，打下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时，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空前提高了。长久以来，华侨期望祖国强盛；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在这个伟大的祖国，华侨可以和全国人民一道，贡献自己的力量，参加建设事业，实现建设家乡的理想了”；“祖国政府很重视华侨，但是有一些地区，由于部分的干部和有关的部门不了解侨情，没有照顾到归侨侨眷和华侨的特点，所以工作上曾经发生一些缺点和偏差”。陈嘉庚提出侨联组织成立后应经常向有关部门反映侨情，积极提出建议，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广大华侨为居住国的开发建设及祖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缅怀华侨的功绩、教育启迪后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陈嘉庚积极发起推动建设华侨纪念和接待设施。1956年9月，陈嘉庚发起创建华侨博物院并带头捐款10万元，或安排人调研设计，或亲自构想图纸筹划建设，1958年底，华侨博物院在厦门建成，翌年5月展陈开幕。由陈嘉庚提议并经周恩来批准，1958年在厦门市思明区修建鹭江大厦（1985年改名鹭江宾馆），作为政府接待华侨的场所。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期间，北京建成了著名的十大建筑，其中包括华侨大厦（二层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和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办公场所），陈嘉庚参与了这座大厦的建设工作；北京华侨饭店和后来修建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等建筑也凝聚了陈嘉庚的心血，体现了他对华侨的关怀。总之，陈嘉庚在维护侨益、为侨代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是他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贡献一个特殊的方面。 

　　台湾问题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安危，在陈嘉庚的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从1950年9月回国定居到1961年8月去世，有生之年一直不遗余力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 

　　陈嘉庚始终坚定地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主权不可分割。20世纪50年代初，陈嘉庚在厦门主持建设集美鳌园时，特地请人在集美解放纪念碑前的石壁上刻下《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福建省地图》和《台湾省全图》等，并亲自撰写《台湾史略》，勒石为记。《台湾史略》写道：“台湾为我国东南一大岛，唐宋闽粤人民逐渐移植，构成该岛大部分之居民。明季曾被荷兰侵占，后郑成功起兵逐之，自是人民移植者益众。清初收隶福建，清季改省。甲午战败，全岛沦为日属，被凌轹者五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依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台湾归还中国。解放胜利后一时为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之蒋匪帮所窃据，不久终归剪灭，回复领土完整。”字字句句，证据确凿，铭刻着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的事实，也铭刻在陈嘉庚的心中，表明他对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和期待。 

　　陈嘉庚始终关注台海局势，多次发表声明讲话严正阐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出兵蓄意扩大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又悍然派出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周恩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7月2日，陈嘉庚在《福建日报》发表谈话响应周恩来的声明，义正词严地指出：“台湾是我中国的领土，而且归还中国早已成为事实。”1954年9月28日，陈嘉庚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再次从历史上论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铁一般的事实”。1956年10月5日，《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中，陈嘉庚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陈嘉庚坚定地认为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骨肉同胞。他多次指出，大多数台湾同胞与福建同胞同根同源，都是中华民族骨肉兄弟姊妹，台湾同胞中闽人占2/3。1956年初，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首次公开发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陈嘉庚当即在会上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周恩来主席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我相信，这个号召很快就会深入台湾同胞的心坎。八百万台湾人民之中有将近六百万人是闽南人”，“他们还有不少人是在台湾有家，在闽南也有家的。几年来由于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统治，使他们父子、兄弟之间未能团聚或互相往来，过着痛苦的生活。当他们听到周恩来主席对他们的关怀和号召，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兴奋。”陈嘉庚还指出：“全中国人民都关心台湾的解放，闽南人尤其关心台湾的解放，因为台湾同胞当中，很多都是他们的血亲。”陈嘉庚强烈呼吁台湾同胞和国民党人员回到祖国怀抱。 

　　陈嘉庚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对中国内政台湾问题的干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极力破坏新中国统一大业，干涉中国内政、图谋制造“两个中国”。陈嘉庚强调“绝不容许外国干涉”，号召海外华侨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支援祖国解放台湾。1958年9月7日，北京各界群众集会，“拥护周恩来总理的声明，坚决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陈嘉庚发表书面谈话，严厉警告美国挑衅者：“你们如果敢于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你们将会遭到比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更加可耻的失败。”10月6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陈嘉庚随即发表谈话表示拥护，严正指出：“我们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是为了这个地区的解放，纯粹是我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12月11日，陈嘉庚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致书面开幕词：“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澎、金、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反对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陈嘉庚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严正立场，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值得高度赞扬。 

　　陈嘉庚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12月2日，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陈嘉庚闻讯非常愤怒，指出：“美蒋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件非常幼稚的骗局，是掩盖不了明眼人的耳目的。美国跑到离他的领土几万多公里以外的地方来，凭着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一纸条约，硬打算把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以及可能的其他领土霸占住，这个事实本身就不是什么‘防御性质’的”。陈嘉庚坚定地表示，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是阻挠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的。1961年8月，陈嘉庚病危，弥留之际仍对祖国统一大业念念不忘，留下了“我们应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的遗愿。 

　　陈嘉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党外人士，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61年8月，陈嘉庚病危弥留之际留下遗嘱：“人有一次死，早死晚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陈嘉庚一生淡泊名利，但新中国在他心目中十分重要而神圣，其丰功伟绩、崇高风范令人钦佩敬仰。 

　　毛泽东赞誉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种赞誉体现在陈嘉庚非凡光辉的一生中，在其晚年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中体现得更加充分。2014年10月17日，在陈嘉庚诞辰1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进一步赞扬陈嘉庚“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陈嘉庚以国家为重、民族为重的品格在晚年得到进一步彰显，其风范事迹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特殊而光辉的一页，充分展现和深刻印证了“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赞誉。陈嘉庚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就是他一生尤其是后半生在追求和奋斗中形成的伟大风范和崇高精神，即习近平总书记赞誉的“嘉庚精神”，这是陈嘉庚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价值永存。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