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西方学者聚焦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这些研究中不乏对中国主要领导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客观、公正的研究，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就的声音也时有出现，具有历史虚无主义的鲜明特征。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否定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否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主要表现。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学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和基金资助、个人的政治立场以及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本质上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从而意欲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一股社会逆流”。历史虚无主义者运用教条主义研究方法对新中国历史进行解构，立足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诋毁新中国建设发展成就，因为其披有理性的外衣，具有相当的迷惑性，社会危害严重。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否定中国革命道路

　　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他们通过解构中国重要的“历史标志”解构“中国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政府官员认为中国革命是莫斯科设计和策划的，1950年5月11日，曾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马康卫（Walter P.McConaughy）在远东事务联系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政策命令都来自苏联的理论和实践，并完全忠实于莫斯科。在冷战思维影响下，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视为莫斯科指导的一个国际阴谋的观点在美国逐渐占了上风，美国主流媒体将这种观点大肆渲染，否定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中国革命道路思想逐渐流行开来。

　　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他们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在关于毛泽东研究的第一次论战中，“美国百万人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魏特夫（Karl A.Wittfogel）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进步性和道路独创性，在其1960年刊发在《中国季刊》第1期和第2期的文章《“毛主义”的传说》一文中，针对哈佛学派所谓“毛主义”的界定，他指出这不过是一个关于毛主义的“传说”（Legend of Maoism）而已。“Legend”一词在英文中是“传说”或“传奇”的意思，同时也有“不真实”的含义。他认定毛泽东思想缺乏“独创性”，是源自于“被马克思、恩格斯所发明，并由列宁在1906年和1920年加以发展并大大改变了的共产主义的农民政策”。他断言毛泽东长期在农村活动，并未有任何独特的革命理论，关于共产党的领导权和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的观点是“毛泽东在1951年插进去的”。魏特夫通过歪曲历史事实的方法解构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道路，他的观点受到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和黄宗智（Philip C.C.Huang）的批评。

　　霍华德·鲍曼（Howard L.Boorman）对中国在全球革命中的作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场世界革命无论是被打上平等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的标签，都可能是牺牲个人固有的尊严和潜力的举动。”因此，他否定中国革命的进步性。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艾米丽（Emily Honig）等人借用历史学家杰里米·布朗（Jeremy Brown）的观点否定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建设的成就，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城市成为了特权空间，而村庄变成了垃圾场”。在这股潮流中，他们片面夸大中国城乡的差异，用唯心史观看待中国历史，否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成就，否定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西方不少学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费正清认为，中国革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问题的独特思考，“中共政权显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它是由清一色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20年来在没有什么外援的情况下应对中国的环境，历尽艰辛，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计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胜利之路，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作为美国右翼学者中的代表人物，魏特夫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带有鲜明的历史虚无主义特征。

　　西方不乏研究毛泽东的重量级专家如施拉姆等，他们以崇敬的态度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贡献，其学术成果因为其深度的理论分析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他们认为，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制定者，但是在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中，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对中国革命的解构思潮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魏特夫等人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解构有历史背景的支持，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西方有广泛的市场，“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冷战的局面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美苏两大对立阵营的格局已经初见端倪。西方分析家往往很轻率地做出结论，把中国共产党视为苏联的‘工具’和‘傀儡’。”鲍曼个人的经历使他无法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他认为中国革命是苏联革命的附属物，背离了中国的现实。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受反共思潮的影响，当时美国中情局认定“在国家发展目标的设定上，中国就是美国在冷战环境下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并早晚会成为其全球竞争的潜在对手。”有的学者甚至为获得关注不惜扭曲事实，以持反共观点为荣，他们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的成就，虚无了中国革命的价值和中国道路的创新性，其结论深受“阴谋论”和“异端论”

　　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欧洲中心论有深厚渊源，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指出，1945年以来整个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尤其是1957年至1960年间非殖民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导致了“欧洲中心论”的盛行。尽管也有学者批评了“西方中心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美国中国研究，对中国革命的解读仍然局限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反华思潮阻碍了美国中国研究的展开。美国中国学兴起之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冲击-回应理论作为中国研究的主要方法论，亦坚守了“西方中心论”，它假设中国文明是停滞的、落后的，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殖民者的冲击下实现的，这种理论主导下的历史研究，虚无了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创新可能性。

　　我们在接收和理解这些思想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了解和把握中国革命的独特性，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新中国革命建设成就，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我们要秉持全面客观的观点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坚持历史与现实统一的态度，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

　　二、否定中国改革开放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有相当多成果肯定了中国的建设成就，李成认为，中国日渐强大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一个渴望得到中国支持的年老而脆弱的俄罗斯总统的形象与毛50年前访问苏联请求苏联老大哥的经济帮助画面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威胁论”的兴起，一些西方学者热衷于渲染针对中国的负面叙事文本，他们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意在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美国记者查尔斯·克劳特汉默（Charles Krauthammer）大肆宣扬西方意识形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绩。他荒谬的论调却得到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响应，澳大利亚学者安·肯特（Ann Kent）在不提供充分举证的情况下恶评中国贸易，试图丑化中国的形象，称“澳大利亚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中国的贸易实践充斥着保护和欺骗手段”，立足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他们不愿正视中国的发展进步。丹尼·罗伊（Denny Roy）分析西方学者否定中国发展成就的原因时指出，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中国飞速发展，他们担心中国经济发展打破亚洲固有的平衡，如“保罗·迪布（Paul Dibb）认为，在经济上更加强大的中国的崛起，将破坏亚洲目前的力量平衡，并引发中国邻国的重组。以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生产能力和总财富将很快超过其他亚太大国，相对能力的增强使崛起的大国对其他国家施加更多的控制权成为可能。”因担心中国会威胁到自己固有的利益，美国一些势力利用媒体不断抹黑中国，以降低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前国务卿安全助理约瑟夫·奈曾坦白地指出：“在美国，中国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因为美国人担心中国迟早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Minxin Pei）分析指出，美国抹黑中国的原因是中美意识形态存在差异，他们热衷于推进所谓的政治改革，虚无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显现了美国右翼分化中国、瓦解中国政治基础的动机。他们处心积虑对中国政治进行黑化，但措施收效并不明显，在他们看来，“关于该国经济自由化将有朝一日导致政治改革的梦想仍然遥遥无期。”是带有这种期盼的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国家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效果时，结论难免有失偏颇，如美国卡尔顿大学教授洪长泰（Chang TaiHung）将中国的学校教育解读为毫无人权，指责中国政府规定和限制孩子的学习内容，他们曲解中国对大学的正常管理，将之称为强制和剥夺；他们指责中国政府采取政治诱导的方式管理大学生，运用精妙的网络监视学生，通过庞大的检查和控制系统阻止学生动员起来 ；他们认为中国大学管理导致青年的“异化”，他们发表这种谬论目的是希望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在他们看来，“受大学教育的青年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未来仍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问题”。

　　部分西方学者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中偏离了历史事实、虚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站在偏狭的西方立场片面夸大中国政府对社会的统治，他们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强制性能力’发生了‘急剧的扩张’。”美国亚特兰大埃莫瑞大学的徐斌（音译）给中国政府贴上了专制的标签，在他看来，“诸如‘人民’之类的旧共产主义术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有意或无意地借鉴了深深植根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式作风。”这些偏离现实的叙事文本有相当的迷惑性，斯德凡·哈珀和约瑟夫·奈（Stefan Halper and Joseph S.Nye Jr）否定中国的发展前景，认为“中国不断与混乱作斗争使它显得内向和不可预测”。他们对中国基层民主治理的研究有明显的选择性，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部分学者占有资料不全，坚持西方价值标准，并将其作为唯一可选的价值向度，宣传西方意识形态，最终陷入真理向度和价值向度的悖论。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民生改善取得显著成就，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一些学者提醒要注意中国的复杂性并关注中国改革的成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提醒他的同仁注意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他指出：“如果国际社会在分析当今中国时犯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错误，那就是用一个整体的术语来描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变化最快的国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对中国共产党评价的反复就显现了西方学者把握这种复杂性的力不从心。由于知识构成的局限、对中国了解的有限，以及立足西方自由主义立场，期待中国实现所谓“民主”的过渡等因素，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结论会显现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我们在审视和分析西方学者的观点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之进行去伪存真，以获取客观的结论。

　　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新发展

　　近年来，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呈现新的动向，他们打着“去意识形态化”的旗号推销西方意识形态，更加注意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通过事例分析唱衰中国的和平发展，他们指责中国政治专制，李成认为：“今天比在改革时代的任何时候都清楚的是，中共的‘威权韧性’在概念上和经验上都是停滞不前的制度，因为它抵抗民主过渡。如果中共想恢复公众的信心并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它就必须接受该国真正的系统性民主变革。”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犯罪研究所苏珊·台瓦斯科（Susan Trevaskes）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更是横加指责，在他看来，“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36年，毛主义的惩罚政策的逻辑仍然是意识形态的基石。”更有学者污蔑中国政府的合理大学管理为人身控制，他们将正常的大学管理解读为加强专制统治，甚至将中国政府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政府。他们借助看似科学的研究，推销西方价值理念。

　　西方学者提出淡化意识形态，要求中国参照西方标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他们某种不可明说的目的，吴本立主张中国政府应该加强透明性、参与性、包容性。他认为中国政府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是解决意识形态冲突的一条出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彼得·劳伦斯等人（Peter Lorentzen, Suzanne Scoggins）警示需要正视中国青年的思想动态，以应对各种冲突的发生，“价值观的变化或对行为的共同期望所产生的权利意识正在破坏中共的一贯统治”。德国墨卡托研究所和伦敦大学的马提莎·斯提芬（Matthias Stepan）等人认为需要防止民众的不满，并培养某种合法性、听取民主的声音。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不乏对中国的有益建议，但也有学者借淡化意识形态的旗号推销西方所谓“普世主义”的价值，“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有些人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要把中国引向适合西方需要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他们在‘反思历史’的名义下，利用我们党经历的曲折，任意夸大党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蓄意歪曲历史，制造思想混乱”。

　　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很多人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分析西方学者的研究动机，指出这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中国不仅被视为威权主义的堡垒，越来越多的人还认为其有意出口其不民主的做法，以取代美国及其民主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他们认为应该抵制中国的发展。部分学者无视中国的发展成就，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悲观。哈佛大学的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谢淑丽（Susan Shirk）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脆弱的大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鲍瑞嘉（Richard Baum）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做出了悲观的预测。裴敏欣认为中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裴敏欣甚至认为中国有发生自下而上变革的可能。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沈大伟认为裴敏欣有些夸大其词，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判过于悲观了，关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争论一直持续着，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悲观预测影响着一些民众，也影响着部分国家政府对形势的判断。

　　西方政客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这一点在疫情期间表现更为明显。2020年年初世界上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这是一种危害极大的传染病，传染性极强，中国加强对疾病控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后中国加大对外援助，对于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援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家的举措，很多政客颠倒是非黑白，污名化中国。他们歪曲事实真相，暴露了他们担心中国崛起影响到自身战略利益的狭隘动机，“中国的榜样虽然没有威胁到当今的民主国家，但是却受到西方以外的大多数威权世界的钦佩。”西方政客和右翼学者关注自身价值观的输出，他们认为中国会阻碍西方推行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对中国的恶意指责体现了其对自身的信心不足。

　　美国基于战略考虑遏制中国，一些学者借助学术争论丑化中国，“许多政府和学者仍然不愿意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因为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将如何利用经济改革中积累的物质力量。”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发展对其国家利益的影响，吴本立（Brantly Womack）认为，美国不愿意正视中国发展成就，“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令人反感，其严重问题在于：美国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并将遏制中国作为一种可能的策略”。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中国表现出的责任与担当展现了中国的实力，动摇了美国的自信心。吴本立认为，从全世界来看，人们对发展中世界的更快增长充满期待，这使过去200年来熟悉的“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力量制衡更加复杂化。未来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受到挑战。

　　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暴露了中西论争的实质仍然是意识形态之争。西方学者打着“去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大力推行西方价值观，他们虚无中国发展成就或者指责中国的民主制度，其研究方法是不严谨的，他们或者纠结于部分事件的细枝末节，忽视中国整体的发展成就，或者以个案研究入手归纳得出整体结论。但是个案研究极易受所选地区、范围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把握整个中国的情况。他们在研究中从具体推导到一般，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而对材料的选择也不够慎重，甚至只是根据一些传闻来进行判断，例如，李卓敏（Chohming Li）、肯尼思·沃克（Kenneth Walker）等人运用当地报纸刊发文章的材料来研究经济，缺乏比较和对资料的校对。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等人运用零散的材料和间接方法展开研究，从而做出了负面的评价。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抵御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应该坚定“四个自信”，践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不断提升中国国家综合治理水平。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综合治理水平的提升，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成就的肯定评价有所增多，希娜等人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均警察数量少于美国”，这表明中国社会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显著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稳步推进。裴宜理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反腐运动，她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效果逐渐显现出来，“习近平的努力成功地减少了官员腐败和官僚主义，并加强了（中国）国家的全球地位”。综合多种因素，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崛起的中国”形象正在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在分析西方学者的研究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进行辨析，在接收与理解他们的思想时需要提高警惕，部分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会虚无中国国家治理成就，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这一切都阻止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中国在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国家综合治理水平，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任何虚无中国发展成就的企图都难以阻挡全体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