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运动后，国务院就右派处理问题从原则上规定了六类方式，劳动教养亦为其中之一。由于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和法治观念，加之近年披露的有关右派被劳教的种种情状，劳动教养与右派处理的关系遂成为关注中心和争议焦点。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上，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甚多，“劳动教养本为改造右派而设”、“中国的劳动教养是怎样教养右派的”之类的文章，围观、跟帖、转发者甚众。还有论者干脆认为，正是毛泽东的一两句话导致了右派后来被劳教的历史命运。那么，毛泽东和对右派进行劳教处理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实情究竟如何？本文拟据有关史料，略作辨正。

　　毛泽东说过的几句话

　　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以下简称“朱著”）中论及右派处理问题时，提到几句话。据称那是毛泽东1957年7月18日在青岛会议上说的，即：“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甚至还表示，“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要）把一些右派搞去劳动教养”。十多天后即8月3日，国务院即以命令的形式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对此，身历其事的朱先生说：虽然“《决定》里并没有写明‘右派’二字，但一看就明白，它的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是说的当前斗争中划出来的那一大批右派分子”。因为对这些人，《决定》明白宣称：都“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页。）。

　　朱先生写这本书，还是因为1992年底在邵燕祥处偶然读到一篇有关反右斗争的万余字文稿。当时他就颇受触动，但觉得“题目太大”，“一万字的文章写不下来。要做到既有事实又有论点，那得写一本书”。开始动笔是1993年，最后出版已是1998年（陈远访谈：《朱正：〈1957年的夏季〉的曲折》，《新京报》2007年4月15日。）。那时有关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之探讨还不太多见，而朱先生作为运动的亲历者、过来人，加之资料丰富、故事生动、文笔流畅，因此该书出版后很快就引起注意。其中的一些故事和观点，也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乃至耳熟能详。可以说正是那种独特的时代氛围和阅读期待，才使得书中认为毛泽东与将右派进行劳教处理有关系的看法，很容易获得读者的共鸣和认同，乃至成为一桩“铁案”。

　　但是，事情果真就这么简单？光凭毛泽东的一两句话，就能影响随后的政治进程——特别是，决定那么多右派此后被劳教的命运？这种看法稍嫌武断，还可进一步商榷。书中对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的相关讲话，并没有像其他引言那样加以必要注释，说明具体出处，甚至连个引号也没有。这难免令人怀疑该资料的准确性——毕竟与通常熟悉的毛泽东的相关言论不太协调。但是问题的症结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毋宁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便毛泽东在彼时彼地确实有过这样的言论，且有不少右派后来确实被以劳动教养的方式进行处理了，但是，毛泽东的这种言论和右派后来被劳教的历史事实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特别是考虑到右派处理从初期设想到政策规定再到具体实施的复杂过程，人们禁不住会追问：其间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关于材料的真伪，最可靠的办法是到中央档案馆去查阅青岛会议记录。这一点对普通研究者尚难办到。不妨退而求其次，检索目前已正式整理出版的几种毛泽东著作文集。只是这些书有的并未收入那次青岛会议的文献，即便收入也非毛泽东的相关讲话，而是他在此期间所写、后印发会议和党内干部的那篇著名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并且其中也没有朱先生引用的那段有关劳动教养和右派处理的文字（《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65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552页。）。考虑到这些作品在出版时经过必要的整理和审定，尤其是毛泽东的若干文稿、讲话还没有系统的整理出版，因此上述检索并不足以完全解惑。相对而言，查阅“文革”期间大量出现的各种群众出版物，特别是版本各异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倒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李晓航：《“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4期。）。

　　2006年春间，笔者获悉一种由“武汉钢二司”编印的五卷本《毛泽东思想万岁》。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电子版，从其第三卷所收录的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中，确实中查到了朱先生引用的那几句话。不过这几句话并不像朱先生所引那样，是合在一起、前后连贯地说出的：“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搞去劳动教养”。实际上这几句话倒像是分开讲的，各有其上下文，即在不同语境中，针对不同问题做出的表述。不过这一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所收的文稿仅为讲话要点，而非完整记录，且可能是插话形式，所以其具体背景与指涉对象尚待进一步探讨断句及上下文大致如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此句是单独的，且按记录顺序似在前面。有关“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是在谈到“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后才提起的，继而又提出“死刑不要轻易废除”等。在朱先生所引的这两句话之间，还有一小段是讲“共产主义者协会要大于共产党，中央领导同志去当会长”的话。。但至少可以确认，毛泽东当年确曾表示过打算对个别右派进行劳动教养——只不过这种言论的具体措辞、表达顺序和语义环境，与朱著所述可能有些出入。

　　几种可能的情形

　　问题是，青岛会议上毛泽东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甚至还打算对个别右派进行劳动教养的处理？尤其是后者，究竟应该怎么看？是毛泽东对右派劳教早有此心，还是当时发言过程中因话赶话而随机赶出来的？换言之，究竟是毛泽东的灵机一动，还是早有预谋，抑或别有内情？

　　坦白说，仅凭前面所引的那么一两句话，就想证明或者推论出毛泽东和对右派分子进行劳动教养的处理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甚至要毛泽东为此担负所有责任，这显然有些武断。且不说此前劳动教养从政策创制到迈向法制的诸种努力（参见刘宪阁：《通往劳动之路》第一节，提交第一届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班”，香港中文大学，2005年。），单单右派处理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提出设想、制定政策到具体实施，其间涉及中央决策与基层应对的互动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影响（参见刘宪阁：《关于右派处理设想的提出过程：一个尝试性的历史考察》，提交“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变迁：第六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2005年。）。何况，毛泽东的一两句话未必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至少在这件事上是这样。仅凭一两句话就认为毛泽东应该对将右派进行劳动教养负责的看法，高估或者说至少是片面强调了毛泽东个人，特别是他的一两句话，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力；反过来，实际上也就低估或者说简化了当时政治过程中从领导决策到具体运作的复杂性（〔美〕詹姆斯·R·汤森等著，顾速等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223页。）。

　　不可否认，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确曾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比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那不过是因为毛泽东“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此事当然有着更为深广的复杂背景，但在当年的政治情境中，“一个（好）字”的报道可能确实“向全国各级干部们传达了一个信号：应该加速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步伐”。

　　同样也毋庸置疑，毛泽东是一个高超的军事家、战略家，非常讲究斗争策略，善于抓住战斗时机，更可以说是政治运动的高手。从借助抗美援朝推动“镇反”、“三反”、“五反”，到巧用卢郁文恐吓信事件推动反右，都表明他善于抓住和利用这样的“好机会”（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

　　此外，毛泽东鲜明的性格特征中，还有一种强烈的斗争精神。比如主张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等。长期的革命生涯使他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判断：“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限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版1966年版，第151页。。因为坚信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所以在他独特的认知框架和处事态度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页。，就再自然不过了。）

　　考虑到这些，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测就是：在青岛会议上，当发觉手头碰巧有一个此前早在拟定之中、正待讨论通过的有关劳动教养问题的法规草案时，毛泽东很自然提出“要搞一个劳动教养条例”。其时客观情势也积累到一定程度，特别是与劳动教养有关的法制问题在此前的鸣放期间曾备受攻击和指责，而被划为右派的数目又超出预期、不好处理和安置，在此情境下，毛泽东顺势表示要“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朱先生的看法之所以容易得到一些读者的共鸣，部分原因也正在此。

　　但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和有关研究一再提醒我们，1978年以前的中国政治实不乏因基层干部出于表忠心、出政绩、图攀比等心理而一意蛮干、硬干，乃至影响甚至最终扭曲中央决策的情形（参见汤森等《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5页；谢庆奎等著：《中国政府体制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因此，即便毛泽东表达过要对右派进行劳动教养的言论，甚至也跃动过要对右派进行劳动教养的念头，我们也不能忽视因政治运动中自上而下、越来越大的“滚雪球”效应，特别是基层政策执行者们的实践，毛泽东的上述言辞和念头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了刺激、强化或者歪曲。

　　更重要的是，资料显示对右派进行劳动教养这种原创性的冲动，部分的也来自于需要直接面对和具体处理右派问题的基层干部，或者党政体制中的其他人。对这些人来说，既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大搞反右派运动，还要努力清除那些在政治上被认为不可靠的人，更要设法维持日常行政事务的平稳运行，这实在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完成的任务。但无论如何，在中央尚未决定如何处理右派、特别是相应指示下达前，他们仍不得不勉为其难，并且努力提出各种权宜性的解决措施。在此前后出台的《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就这样摆到了众人面前，并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合适的选择。但须注意，在最初打算将劳动教养适用于右派处理时，基层干部根本就不知道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讲过那么一番话。因此这种权宜性的处理建议，与其被看作是基层干部揣摩领导意图的政治投机，倒毋宁说是他们面对困境时的一种自主抉择。随着这些基层信息逐步向中央反馈，领导决策层就可能在特定的时候，肯定和认可了这些举措——对毛泽东而言，这种信息不过重新确认乃至强化了其原有的初衷。

　　总之，无论对右派进行劳动教养的念头是如何提出构想、确定政策并最终付诸实施的，至少应该明确：这绝不仅仅是光凭着毛泽东个人的一两句话就能解释的。

　　基于若干史料的一点解说

　　根据目前已刊布的史料，要想完全证明以上几种可能的假设，当然还有些困难。这里仅据笔者收集到的几则资料，略作辨析。

　　怀疑劳动教养与右派处理有关系的，决不仅止朱先生，甚至他也不是持这种想法的第一人。反右运动之初就有人开始这样推测。那还是《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刚公布不久，有些海外媒体即猜测其与右派处理之间的关系。比如8月14日的美联社香港电就声称：中国政府“成立了新的劳动教养机构，这显然是对付那些在整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顽固不化的分子（按即右派——引者注）”。外电如此猜想，那些处于运动漩涡中的右派的反应又如何呢？资料显示，广州有些右派在《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公布后，“很多就拿自己的情况与条例对比衡量”。右派分子何礼福就说：“按我所交代的言行，正符合劳教条例第二条”。还有的右派因怕被送去劳动教养，甚至“把自己过去所交代的东西全部推翻”《广州市机关反右派斗争的几点经验》，《内部参考》1957年9月10日，第8页。。右派分子姚鸿震在斗争过程中，也流露出类似的忧虑：“突然，报上登出了《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他有些紧张：“难道这就是我的出路吗？他又想，不能。被开除的话，我就回到家乡养鱼……怎么想也不对，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李根蒂：《他选择了新生之路——姚鸿震低头认罪的经过》，《人民日报》1957年9月15日。）。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右派都表现出这样的担心和忧虑。有些人就没有认识或者预料到《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潜在的危险——不论是居于政治中心的北京，还是地处边远省份的兰州，都是如此。用和凤鸣女士的话来说，都被运动搞懵了，晕头转向中，哪里还有心思和时间去关心《人民日报》说什么（笔者对和凤鸣女士的访谈，2005年1月19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这并不意味着没人企图将劳动教养和右派处理联系起来。相反，在那些需要面临具体情况、处理事务问题的基层干部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比如重庆“各单位一般都希望把这些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营管教”。虽然“劳动教养营何时成立，能否都容下（右派）也是一个问题”，但他们仍希望中央能尽快对“在什么情况下”可将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等问题有所指示（《重庆市不少单位要求中央及早下达处理右派分子的政策和具体办法》，《内部参考》1957年9月10日，第10~12页。）。

　　从其固有的权力斗争的观察视角出发，前引8月14日的美联社香港电暗示，打算对右派进行劳动教养等严厉处理的，可能并非毛泽东而是另有其人。该电强调，有关劳动教养的“这个措施是国务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通过的。刘（少奇）是委员长，彭（真）是常务委员”。该文还说，这一动作及其他“一连串事件”，证明中共党内存在分歧：“毛至少暂时没有积极指导党”（《外电继续传中共中央在整风问题上意见分歧》，《内部参考》1957年8月15日，第25页。）。多年以后，英国人威尔逊亦明确提出，其时负责党的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彭真等曾计划严厉地处理这些右派；而毛泽东则显然“有理由”希望右派们能够免受来自党内同事们意图施加的这种惩罚——在这一点上，周恩来支持（他〔英〕迪克·威尔逊著，《毛泽东》编译组译：《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页。）。

　　美联社的电讯和威尔逊的看法自然有偏颇。但至少提醒我们，须注意深化对当时情势，特别是有关右派处理和劳动教养等问题的理解。实际上，究竟是否处理以及如何处理那些在运动中被打出来的右派，中共中央对此起初亦不明确，甚至对是否该及早处理也很犹豫不决。运动之初中央批转过北京市委的一个文件，其中提到因右派分子“顽抗狡辩”、“反动思想观点被驳倒”或“丑恶历史被揭开”，容易“激起群众的义愤”，甚至“在斗争的高潮中常常提出停职反省、撤职、开除、法办等要求”。对此，中央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认为“目前一般的不能答应”。因为现在处理右派，“就会把斗争简单化，就会形成草率收兵，就会妨碍这场斗争在思想政治上的彻底胜利”；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争取、团结和教育中间分子和教育群众”（《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年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350页。）。无独有偶，安徽省委也强调，对右派“过早提出组织处理问题”，是一种“急躁情绪”（《安徽各地、市委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正在走向深入》，《内部参考》1957年8月3日，第5页。）。这些看法或非个别，可能反映了反右初期各省市领导层对右派处理的基本认识。

　　至于利用劳动教养手段来处理右派分子的想法，在《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颁布前甚至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很快在中央领导高层内产生。1957年9月2日，刘少奇和罗瑞卿在人大常委会上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讲话和说明中就只字未提“右派”和“反右”斗争（《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406页。）。随后不久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9月20日至10月9日），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有关当时的反右斗争。在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报告中，邓小平提出：“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应该是严肃和宽大相结合。政治上思想上要斗透，处理上则不宜过分，以便对右派分子继续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宽大无边，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注意掌握分寸。”（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9月19日。）

　　此后中共中央即开始考虑右派处理的各种问题，并着手制订相关政策。12月8日，先在党内通过了一个原则规定，随后经民主党派讨论，最终于1958年1月29日，由国务院六十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其中明确提出对某些右派可以进行劳动教养（《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23页。）。

　　但当年究竟由谁，何时、何地决定了可以通过劳动教养的方式来处理右派？目前还不清楚。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12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文艺界座谈会上，周恩来列举了几种右派处理办法，但并没有劳动教养这一条。（《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其中仅有一个“等”字，且所列办法与后来正式文件中的有关规定也不尽一致。在此前后，中央统战部会同中宣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提出《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并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其中作为标兵的96人，“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二人，免于处分”（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38页。）。

　　由此推测，对右派进行劳动教养处理的设想大致在1957年底确定下来；而具体执行则在国务院正式公布了有关右派处理的原则规定之后。中央及各地对右派进行劳动教养等大规模处理，一般在1958年2月份以后，特别是三四月间。

　　须注意的是，此前已有个别部委和地区着手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右派处理工作，其中就包括劳动教养。比如早在1957年12月6日，兰州就有一个年轻的右派罗舒群被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湖南省1957年也有649名右派被送去劳动教养，这些人主要被关在两个省级直属的劳动教养专业场所（而非劳改系统的劳动教养场所）里。（《湖南省志·政法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8~659页。）而江西1957年被劳动教养的右派人数更多，高达2329人。（《江西省志·公安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以上仅据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尝试着对将右派进行劳动教养处理从最初打算到最终实施的过程进行了简单勾勒。可以发现，那种认为仅凭毛泽东的一两句话就可以决定数万右派后来命运的看法，还是有些武断，起码对当代中国政治过程及其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考虑与重视。因此，有关毛泽东、右派处理与劳动教养之关系，仍须更深入的史料开掘，以及更准确细致的说明与梳理，而这也必将有助于深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