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搞清楚，“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胡绳同志很早就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见《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页。）应当说，这是我们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阶段历史的基本准则。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能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那么，又如何看待“文革”时期的巨大经济损失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巨大物质损失。如大串连、“停产闹革命”使铁路运输中断、停工停产；武斗、造反、打砸抢毁坏大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设施等等。这些有形的损失，虽然无法计算总量，却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速度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是比较缓慢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6.8％分别低于前者的8.2％和后者的8．9％，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如果能够持续“文革”前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这10年国民收入应该多增长2793亿元。（有的著作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百元应增效益还要受到基数、部门构成等影响，不可简单比较。如90年代上述效益比“文革”时期就有下降，决不能说90年代比“文革”时期损失更大。）此外，从计划指标本身看，“文革”时期的“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然得到完成，但确定的指标并不算高，“三五”计划本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四五”计划原定指标较高，后来也大大压缩。

　  　再次，是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国民经济总量虽然有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也使经济效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费严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大中型建设项目周期，“一五”时期为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延长到8.8年和10.7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也由“一五”时期的15.5％下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11.5％和9.4％。

　　最后，是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只在1971年对少部分人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文革”的动乱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我们常说，如果没有“文革”，我们将取得更大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我们估算“文革”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主要出发点。

　　以1966年开始的第3个5年计划为例，由于全国人民发挥了极高的建设热情，计划实行不久，就显现了巨大的成效。1966年4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汇报指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3个5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其中，攀枝花铁矿，酒泉镜铁山铁矿，贵州六枝、盘县、水城三大煤矿区，刘家峡水电站，成都-昆明铁路，四川天然气等重点1968年可以提前2年基本建成或达到原计划生产水平。就生产来说，1970年的主要生产指标，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明年就可以完成。其中，钢、棉纱、石油、棉花1967年就可以达到或超过1970年的计划指标；煤炭、发电量、有色金属、机床、化肥、粮食等1968年可以完成1970年的计划指标。

　　面对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提出修改第3个5年计划草案的设想：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来源。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建设在10年中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1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个设想未能实现。

　　关于“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程度，不少著作常常引用一个数字：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败掉了1949年至1979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的同样一份家当。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损失”实际是指少增长，而以同样方法而根据不同的数据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颇大。例如：以“文革”时期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与1953年至1966年的14年每年增长率6.2％相比较，应当得出的10年少增长收入是2793亿元。但是，这些计算毕竟都是建立在推算基础上的，并不能说明“文革”时期的实际经济状况是“整体上濒临崩溃的边缘”。“少增长”仍然是增长，“少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竟不是一回事。显然，评价“文革”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状况，以这些不够准确的数字是不能得出结论的。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应当看到“文革”带来的损失，确实是巨大的。同时也应指出，除去“文革”本身造成的物质破坏外，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宏伟经济指标未能完全达到。显然，这是在正值基础上增长与应该增长更多的比较，而不是在“经济濒临崩溃”负值基础上与正值的比较。

　　由此可见，从总体上看，整个10年国民经济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主要趋势仍然与“文革”前是延续的，第3和第4个5年计划得到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有7.1％的增长。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如果与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时期相比较，“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明显和前者不同。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为100，1962年的指数173.1比1958年的指数221.9下降了22％；而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66年的314.7增长了99％，10年中翻了将近1倍。这说明，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相比，“文革”对经济领域的冲击相对而言较小。如果说国内现在一般还不用“经济崩溃”来评价“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状况的话，那么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用“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也是不太准确的，而认为有所发展，则比较符合事实此外，还有些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人口失控增长较快的“文革”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北部的苏联也陈兵百万，把核导弹瞄准中国。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核武器，不发展核电站，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三、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地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3期。）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江泽民同志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至于这一方面的浪费和经济效益损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特别关注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与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第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