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传递了中央高层应对社会动向的一个意图。这个意图被概括为“两个凡是”的方针，并被认为意在阻止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天安门事件，当时即受到党内外的质疑，后来更受到严厉批评。那么，当时社会出现了什么动向？中央高层的主观意图究竟是什么？“两个凡是”是怎样提出来的？后来的结局如何？许多研究者作过叙述。笔者在阅读相关史料、著述的基础上，也试图通过本文作一个梳理。
一、两难和“两全”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采取强力措施，隔离审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对此，史称“粉碎‘四人帮’”。对于新权力核心而言，粉碎“四人帮”绝非没有政治风险。如何避免风险，在主持者看来，关键在于继续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所以中共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或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全集》①，以向世人昭示“继续高举毛主席旗帜”的姿态和决心。
当时，海外的确有一些评论称华国锋和中共实行“非毛化”②，国内亦不乏“右派政变”、“军事政变”的流言③，但总体上说这方面的情势并不严重。粉碎“四人帮”在党内外赢得异常广泛的认同，连华国锋和高层多少都有些始料未及，华国锋当时曾坦承：“有些我们预料到的，有些比我们预料到的还要好”④。
人们在欢庆“四人帮”倾覆的同时，也呼吁重新处理刚刚过去不久的两件大事：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撤职。两件大事都与“四人帮”直接关联，既然“四人帮”已经垮台，颠倒的历史便须再颠倒过来。呼声首先来自党内一些老同志和资深人士，同时也来自民间。抓捕“四人帮”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因为在“批邓”运动中再次遭到批判，挂着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职衔，却已经“靠边站”。叶选宁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代表父亲征询胡耀邦对治理国家的意见。胡耀邦认为当前三件事情最为重要：“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⑤ 抓捕“四人帮”的第十天，即10月16日，李先念打电话给早已被边缘化的陈云，征求对各项工作的意见。18日，陈云致信李先念，除了表示对粉碎“四人帮”的赞成和拥护、提出当前工作的意见以外，还提到了天安门事件：“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⑥ 陈云的这封信是否涉及“批邓”，公开的材料没有显示。胡耀邦、陈云的建言，反映了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士特别是受“文化大革命”冲击的元老的愿望。至于社会上，也是议论纷纷，对解决两件大事充满期待。
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称华国锋拒绝了来自党内外的呼吁，“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再度复出。其实，华国锋和高层并非不愿解决邓的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虽然都真诚接受和拥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但其中部分人（包括华国锋在内）长期分管政府事务，比较务实，1975年还参与邓小平主持的整顿，甚至比较积极（华国锋本人即是如此），与邓小平有过一段较好的共事关系，同江青等人反倒有些矛盾和摩擦。后来由于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他们也跟着批判，但与“四人帮”不同，内心未必赞成“一棍子打死”。至于叶剑英，1973年和1975年曾三次向毛泽东举荐邓小平，1975年与邓小平联手整顿军队，同邓小平有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批邓”以后，叶亦遭冷遇，彼此是患难之交，因此最早提出了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
问题是，这两件大事虽然都与“四人帮”相关，但都是毛泽东定的案，一旦翻案，不可能不牵连毛泽东。既要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华国锋和高层面临两难。“反复考虑”的结果，是设想了一个“两全之策”：一方面公开维持“批邓”的口号，另一方面逐步降低“批邓”的声调，暗中为邓的复出做准备，然后正式恢复邓的工作。华国锋后来多次解释：“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还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⑦ 华国锋的判断和考量是否准确，尽可讨论，但透露出来的心思很难说不真诚。
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⑧华宣布的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最高层商议的结果。据熊向晖女儿熊蕾的文章披露，10月31日，叶剑英同她父亲熊向晖谈话，也肯定邓小平是要出来工作的。叶剑英对熊向晖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⑨ 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的当月，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邓的问题了。⑩
事实上，从1976年12月起，邓小平的政治和生活境遇有了明显改善。12月初，邓小平患病，经叶剑英批示，10日入住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11) 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医院给邓小平实施手术治疗。(12) 住院期间，邓小平曾经被接到京西玉泉山，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3) 华国锋、叶剑英是否告知邓小平恢复他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是，以如此高的规格（中央主席、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委员）向邓小平通报情况，本身已经说明问题。1977年2月3日，邓小平治愈出院，入住北京西山疗养，中央政治局至少一半的在位成员曾先后前往看望。据有关著述，1976年底，苏振华、倪志福去西山看望邓小平。(14) 他们向邓小平“汇报了上海工作的情况”，苏振华还对邓小平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小平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振华、倪志福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15) 据吴德回忆，在李先念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也曾一起去西山看望邓小平，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16)
至于“批邓”，事实上也在逐渐淡化。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公开讲话，只有一次涉及“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指“四人帮”——笔者注）对抗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17) 仅此一句，仅仅是提及，而且是从批判“四人帮”的角度说的。这是中央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到“批邓”。据笔者搜索的结果，《人民日报》提及“批邓”的文章，1976年10月7日至31日计160篇，11月减少至62篇，12月再减至36篇；1977年1月仅3篇，2月以后绝迹。至于“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即不再提“批邓”。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批邓”，不过是一个符号，并无实际动作。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和高层也有松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同中共中央宣传口(18) 负责人谈话，说道：“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过去按中央指示办的，不能不追，不能不查。但有‘四人帮’插手。现在不涉及此事，避开不谈。”(19) 虽然说“避开不谈”，但话里也暗含一些潜台词：第一，说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不能不追，不能不查”，含有出于被动而非主动的意思；第二，说有“四人帮”插手，表明事情的背景不是单一的，还有另外的原因（华国锋后来曾说事件是被“四人帮”逼出来的）；第三，说“现在不涉及此事”，暗示以后还会重新处理。不久之后，这种松动果然有了实际步骤。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重新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通知，要求：“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消。”(20)“纯属”一词画地为牢，涉嫌所谓“恶攻罪”的人士仍然不允释放。中央通知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对不允许翻案”(21)。事件的定性，也依旧维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结论，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但是重新处理，毕竟表明华和高层对事情的看法有了某种改变。事实上，还在这个通知发出之前，对被捕人员已经开始放宽处理。以北京为例，全市逮捕388人，粉碎“四人帮”之前已陆续释放224人，到1976年11月底又释放了140人。(22)
二、“两个凡是”的提出
华国锋和高层的“两全之策”，没有能够有效平息社会呼声。分析起来，恐怕既有部署策略上的原因，也与高层意图同社会诉求存在不小距离有关。高层解决邓小平问题的部署，外界并不知情，甚至党内大多数人包括资深人士也不了解，难免给人造成“拖延”的印象。解脱了天安门事件的当事人，却仍然维持对事件的定性。人们终究没有看到事件的彻底平反。党内外郁积起不满情绪，社会呼声愈来愈强烈。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
此情此景，与几个月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何其相似。高层担心引发事端，于1月6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华国锋感到“现在有些思想动向值得注意”，在会上谈了三个动向：邓小平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和十七年(23) 的估价问题。他肯定邓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据李鑫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过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经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24) 笔者推测，李鑫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
华国锋告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再三申明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显然是顾虑被指违背毛泽东的遗志。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国锋虽然不满，但态度却相对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25) 华国锋和高层希望事情在高层设想的框架里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而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国锋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中央理论学习组(26) 负责人李鑫(27) 组织写一篇社论，谈学习《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讲话，把对天安门事件、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汪东兴说要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还具体指示社论文字不要长，2000字左右，要有力。《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不久；华主席讲话指的是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也已公开发表。发表社论以“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大概是落实华国锋“要引导”的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979年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起草社论稿的事宜。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指的是中央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国锋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在传达中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话说得比华国锋严厉，不知是传达的汪东兴的指示，还是李鑫本人的发挥。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说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他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鑫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修改稿（即第二稿）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叙述：“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28) 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而不是邓小平复出本身。
“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后，李鑫谈过当时的情况：“这两句话怎样编写出来的，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总之反映了我的思想，在讨论中也没有不同意见。”(29) 李鑫承担了责任，应该说态度是坦率的。就“两个凡是”的提法而言，的确既不是华国锋的“首创”，也不是汪东兴的“发明”，但是，不能不说它首先反映的还是华国锋、汪东兴应对社会动向的主观意图。既要请出邓小平工作，又要维护毛泽东形象，不可能不矛盾，无怪乎李鑫说“怎么说也说不圆满”。这是华国锋和高层的苦衷所在，也是局限所在。话说回来，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要对毛泽东作分析，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也不大可能，至少大多数人很难有这样的省悟。
流行的说法，称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同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是“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华那次谈话，其实讲的是批判“四人帮”的问题。在谈了批判要有通盘计划、局面要打得开、面要宽一点之后，华国锋提醒：“批判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这次谈话还有不同的记录版本，说的是：“在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要坚持，如八个样板戏是主席指示下搞起来的，还要演，演员可以换。”(30) 文字不完全相同，意思基本一样。照应上下文，这里的“凡是”，指的是在批判“四人帮”时不要触及毛泽东，举的例子是“样板戏”。众所周知，样板戏同江青直接相关，但又是毛泽东赞成和肯定的，华国锋担心因为批判江青会牵连样板戏，那样势必触及毛泽东，所以才告诫“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不要批”。这里所说的“凡是”，当然是为了维护毛泽东，但没有涉及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华国锋后来袒露心迹：“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31) 所以，华国锋这次谈话，很难说是“两个凡是”的最早起源。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吴德的一次讲话，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吴德时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报告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吴德在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32) 吴德后来解释：“当时，我考虑是毛主席首先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的，又是毛主席指示‘要注意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的，我认为汇报应该强调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以此为根据才能更好地稳定全国的局势。因此，汇报中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之后，我讲了‘一个凡是’的意思。”(33) 按照这个解释，吴德是在说明粉碎“四人帮”的依据。对吴德的解释，人们当然有采信与否的自由。不过，吴德的讲话由新华社发了消息，《人民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了，讲话没有涉及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的社会舆论，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吴德的讲话也很难说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
三、“二七社论”
1977年1月下旬，讲话提纲稿又作了修改。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入了社论稿。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特别是后半句“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改成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李鑫将修改后的稿子报送给了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2月5日，汪东兴又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了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李鑫后来曾经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了。(34)华国锋后来说，这篇社论曾经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35) 按华国锋的说法，不管是否经过了宣传口，社论稿是中央高层集体审定的。
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称：“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这是我们胜利完成一九七七年各项战斗任务的关键。”社论透露出中央高层的意向，即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问题，转到学习两个文件和揭批“四人帮”上来。社论称，“必须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进行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个战略决策，紧紧抓住这个纲。”为此，社论特别强调纪律：“毛主席多次教导，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党员和人民。‘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当前，就是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在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上，把我们的步调一致起来，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步调就能一致。离开这个纲，违背这个战略决策，我们的斗争就会走偏方向，我们的步调就不能一致。”这段正面强调纪律的文字，暗含对人们议论、呼声的指责，批评他们与党中央步调不一致。
社论最后有一段话：“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36) 这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版本。
有人当时即质疑：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据李鑫后来说，社论出来后，也有一些群众反映“两个凡是”就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些质疑显然误解了“两个凡是”的指向。“两个凡是”要全盘维护毛泽东不假，但没有邓小平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的意思。华国锋和高层已经考虑解决邓小平的问题，1月份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此事，很难想象会通过一篇社论去否定已经确定的决策。李鑫以为群众不了解内情，自然会有这种反映，没有在意。(37)
但是，“两个凡是”一经提出，就不以提出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客观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映，似乎为深入揭批“四人帮”划定了某种政治框框，也反映了提出者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因而就不能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央宣传口主要负责人表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邓小平也表示了对“两个凡是”的异议，他对前去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38)
如前所述，高层原打算开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后来改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曾同邓小平谈话，明确告诉邓中央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决定。(39) 据叶剑英侄子叶选基回忆：“在此前后，以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为中心的老同志有个议事组合，我与他们均有联络并通报情况。当时的中心议题是邓的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在他们得知邓复出已无大碍后，主张要集中火力转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40)
陈云准备了一个书面发言稿，他说：“这个稿子我曾经跟秀才商量了一下。秀才就是胡乔木同志，他看了稿子以后说，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说，一定要写这一点。我说，我是老机会主义分子，你帮我写吧，写了一段。他是个文人，我是个店员，我接受你的意思，还用我的文字。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同志家里谈了一下，五个人：耿飚、王胡子（指王震——笔者注）、我、萧劲光、王诤。本来到王诤家里头，他说，他家里头不好，到耿飚家里头，五个人。我说，把这个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是要写到这样才好。”(41)
四、华国锋“三·一四”讲话
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计160多人。会议议程是：1.交流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经验，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2.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3.当年下半年的工作安排。会议开了13天，到22日结束。(42)
13日，会议第四天，陈云在西南组会上作书面发言，提出对天安门事件问题的看法：“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43) 王震也在分组会上发言，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44) 陈云、王震的发言都未被登载会议简报。许多著述称，原因在于陈云、王震呼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而华国锋、汪东兴不想解决邓的问题，因而不允登载简报。其实，未刊简报的原因，至少不是华国锋不想解决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因为邓出来工作一事已成定局，而陈云等人也已知晓。这一点，前述陈云发言和叶选基的回忆都是明证。何况陈云、王震发言只是谈天安门事件以及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问题，没有涉及邓复出工作一事。
14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在这个比中央政治局更大的范围内，宣布了高层关于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的决定：“现在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比较适当。”针对党内外的议论，华国锋向与会者说明，中央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就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澄清了邓小平与此事无关：“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他还肯定“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比起1976年12月5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华国锋对天安门事件的结论又有了不小的修正，从解脱当事者个人，变成肯定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悼念活动“合乎情理”，“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当然，还是留下了“尾巴”：第一，依旧断定天安门事件有“少数反革命分子”；第二，仍然维持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同时，讲话责备了社会舆论，认为少数人“实际上背离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方向”，“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和高层的意图，还是既要解决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又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形象。所以华国锋在讲话里说了一大段话：“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中央要求大家坚决抵制各种政治谣言，也是站在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听任这些东西流传，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一定要高高举起，不能丢掉。”(45)
这是第三次提“两个凡是”，也是“两个凡是”的第三个版本。这个版本，就是理论组最初起草的那个稿子。这里的“两个凡是”，后半句与“二七社论”不同，基本用的是最初稿子的说法，又删去了最初稿子里“不能违反”和“不能容忍”两个词组，语气上有所减轻。据华国锋说，这个稿子也经过了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和传阅同意。(46)
五、“两个凡是”的终结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邓小平于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一方面，表示“感谢中央弄清楚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并且“特别高兴在华主席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对于复出工作，他坦言：“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另一方面，他在信中也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7)。据邓小平后来说，这是他针对“两个凡是”作的批评(48)。邓小平希望中央将此信连同他1976年10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印发党内。
此后，汪东兴、李鑫去看望邓小平，谈向全党转发他的来信的问题。如果说上封信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还有些含蓄的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则对汪东兴、李鑫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49)。据李鑫后来说，听了邓小平的批评，他“当时还作了解释，说是为了稳定局势才那样写的”；回来之后，他又查看了社论，“觉得话讲得绝对了，提得不对，以后要改过来，在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以后，起草文件时就改用小平同志的提法”。(50)
华国锋也听到了一些意见，多少察觉他的讲话里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有毛病。他“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周全（考虑了一方面，没有考虑带来的片面性）。”至于“二七社论”，华国锋说：“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51) 华国锋后来说，他曾经同邓小平谈过“两个凡是”的问题，邓小平说当时这两句话不讲就好了。华国锋也感到当时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考虑了一方面，没有考虑带来的片面性，“高举”，大家赞成；“两个凡是”，绝对了。(52)事实上，1977年4月以后，华国锋再未提过“两个凡是”，而党内文件、国内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53)。作为在主观上有着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已经终结。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致中央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向全党打招呼。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举行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1976年被撤销的所有职务(54)。邓小平在全会的讲话中，对“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作了不小篇幅的阐述。(55) 8月召开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采用邓小平的提法，第一次讲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56)。此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便成为全党的正式语言。
注释：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1976年10月8日），《人民日报》1976年10月9日。
② 1976年11月份，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国际形势会议”，断定“华国锋主席不维护毛主席的路线”。11月20日，《华盛顿邮报》记者马休斯在一篇题为《人们看到华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的报道中评论：“人们看到华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参见曾涛、李峰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③ 参见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
④ 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1月5日）。
⑤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8～739页；史义军：《胡耀邦一份手稿的来历》，《党史博览》2005年第11期。胡耀邦关于此事的两次叙述，在时间上有些出入，但情节大体一致。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44页。
⑦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⑧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5页。
⑨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
⑩ 华国锋曾经说过，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中央就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参见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笔者以为，“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当指抓捕“四人帮”之后不久。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18页。
(12)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29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14) 这个时间可能有误。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入住西山的，苏振华、倪志福去西山看望邓，当在此之后。
(15) 杨肇林、丑运洲、乔崖：《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396～397页。
(16)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5页。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去西山看望邓小平的时间，当在1977年2月3日之后。
(17)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18) 中共中央宣传口全称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设立的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机构。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早已撤销。“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曾经组织宣传组，统管组织、干部和宣传事务。中央宣传口的设立，实际上是把宣传事务从中央组织宣传组分离出来了。
(19)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
(20) 转引自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21) 转引自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1页。
(22) 引自吴德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8年12月18日）。
(23) 指“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即1949年至1966年。
(24)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25)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6日）。
(26) 中央理论学习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成立的，归属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实际上，这是一个专门为中央高层起草文件的写作班子。不久之后，这个班子并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毛著编办”），成为“毛著编办”的二级机构，仍称理论组。
(27)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
(28)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29)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0) 华国锋同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1976年10月26日）。
(31)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
(32) 新华社报道：《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日。
(33)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4～255页。
(34)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5)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36) 《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
(37)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5页。
(39)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40) 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41)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1月11日），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447～1448页。
(42) 《陈云传》（下），第1447页。
(43)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
(44) 参见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45)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46)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47) 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的信（1977年4月10日）。
(48)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4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7页。
(50)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51)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52) 参见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53) 笔者所见史料，只有汪东兴后来曾在个别场合提过“两个凡是”，但也只是零星提及。
(54) 这些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55) 参见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77年7月21日）。
(56)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