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也被称为第二次庐山会议，主要议程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最近读到一些关于第二次庐山会议的文章，笔者对其中的一些观点难以认同，特不揣冒昧商榷一二。

　　有文章认为：夹在第一、三两次庐山会议第一次庐山会议，包括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八届八中全会；第三次庐山会议，是指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中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同样是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却处于一个神秘的地位，没有公开报道，也没有发布公告，几乎不为人知。改革开放后，关于第一、三两次庐山会议的报道或研究，基本已无禁区，但对于第二次庐山会议，在一些党史著作中仍闪烁其词，特别是会议主持人毛泽东的名字更是讳莫如深，不见一提。文章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为例提出，这些著作均不提毛泽东是否出席。文章指出，特别是《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7页，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时，在“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后，因为其中谈到第二次庐山会议，而把整段文字用删节号作了代替。可见至少到此书出版为止，毛泽东曾主持召开这次会议的历史，尚在史家回避之列。

　　对于这段论述，笔者认为有几处需要辨析。

　　（1）关于“在一些党史著作中仍闪烁其词，特别是会议主持人毛泽东的名字更是讳莫如深，不见一提”的说法，这篇文章列举了《毛泽东传（1949—1976）》，却没有注意到该书第1167—1170页的内容。这一部分就是讲第二次庐山会议的情况，包括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情况，可见党史文献工作者并没有回避毛泽东与这次会议的关系。《毛泽东传（1949—1976）》指出：“8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会议议程。”(《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8页。)“毛泽东没有在全体会上讲话，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69页。)。无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还是《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等，记述的都是或宏观、或专题、或传主的内容，不必过细涉及历史细节、过多涉及他主（毛泽东）的内容。更何况，第二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并未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这些著作真要涉及毛泽东与第二次庐山会议关系的话，表述起来实在颇需笔墨：说毛泽东是主持人，他并未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不说他是主持人，但他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并且参加了会议且召集中央常委和大区负责人开过会。因此，这些著作不提毛泽东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放到《毛泽东传》中讲才名正言顺，而这恰恰被有的研究者所忽略。
　　（2）对于第二次庐山会议当年没有公开报道、发布公报的问题，有的文章作出了如下推测：1961年8月下旬，当时担任西藏工委副书记兼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因路途遥远，没有按期赴会报到。会议秘书处挂长途电话催他尽快赶来开会，这一电话内容被泄密。就在会议举行翌日，台湾当局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商议解放台湾的消息。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坐立不安，派了几批特务赴大陆刺探虚实，其实，会议没有半点涉及解放台湾的内容。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把会议泄密的坏事变成好事，将计就计，即对会议绝对保密，不作任何新闻披露。深谙孙子兵法的毛泽东，当时采用的大概是“虚张声势”一计吧。

　　这次会议是否存在泄密问题不在本文考察之内，但实际上即使没有泄密问题，第二次庐山会议在当时也是不会进行报道、发表公报的。第二次庐山会议是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它与第一次和第三次庐山会议的性质不同。第一次庐山会议先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而第三次庐山会议即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对党的中央全会公开报道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因此，《人民日报》曾分别对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进行了报道，发表了会议公报。但按照当时中共中央的开会惯例，中央工作会议一般不公开报道。如1962年初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就不对外宣传，会议情况没有及时（或即时）通过《人民日报》等媒体公开报道。会议情况是在后来的有关报道中透露出来的，会上毛泽东的讲话，直到1978年7月1日《人民日报》才公开发表。所以，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不被公开报道是正常的。

　　（3）第二次庐山会议也并非30年来没有过公开披露。

　　首先，对于第二次庐山会议通过的《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人们还是知道的。薄一波曾回忆：《高教六十条》发出后，高等学校的师生员工也普遍表示欢迎和拥护，认为这个文件基本上总结了教育革命的经验，并且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称得起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天津大学的校长认为，执行这个条例就能够“贯彻政策、明确职责、稳定秩序、加强教学、提高质量”。有的学生说：“看到人民公社六十条以后，就盼望高等学校也定出一个六十条来，现在果然盼到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97—698页。)1962年3月，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制定“高等教育六十条、工矿企业七十条”，他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提到了“高教六十条”。(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375页。)1967年6月5日，被张春桥、姚文元等所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评〈工业七十条〉》的长文。此后，该报又连续发表4篇批判文章。
　　其次，对于第二次庐山会议本身，也曾有公开披露。“四人帮”倒台后，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就有人提到了这次会议。例如，197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何东昌的《“四人帮”为什么攻击高教六十条？》一文，其中指出：“高教六十条就是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制定的，并在毛主席亲自主持的1961年党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讨论，最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由中央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试行。”再如，1980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马洪等人写的《纪念李富春同志》的文章指出：1961年7月间，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书记处会议，作了多次认真的讨论，并且逐章、逐节作了修改，最后归纳为七十条，提交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见，第二次庐山会议还是为世人所知的。

　　还有文章指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会议前和李富春、薄一波等主持、审查、讨论、修改定稿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高教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使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在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为加快工业向调整方面的转移，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工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时过几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等受到迫害。对庐山工作会议不作披露，是林彪、“四人帮”为了掩盖邓小平等的伟大功绩，以达到陷害的目的。

　　这一观点把不公开报道第二次庐山会议的责任推到林彪、“四人帮”集团头上，缺乏说服力。客观地讲，第二次庐山会议是否被公开报道，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没有直接关系。首先，如上所述，这次会议当时是不会公开报道的，既然不公开报道，不能要求等上几年到“文革”爆发后由林彪、“四人帮”集团来承担披露责任；其次，对林彪、“四人帮”集团来说，披露第二次庐山会议与否不影响他们批判、打倒、陷害邓小平的目的，不能奢望他们将第二次庐山会议及会议通过文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详细的说明。事实上，如薄一波所述：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业七十条》“更被林彪、‘四人帮’诬为‘瓦解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668页。)

　　。由此可见，林彪、“四人帮”集团并没有“掩盖邓小平的功绩”，他们惯用的手法，越是有功绩的地方，正是他们要肆意歪曲颠倒是非的地方；再者，邓小平的伟大，绝不仅系于第二次庐山会议这一次会议，说林彪、“四人帮”集团在这一次会议上做文章，有以偏概全之嫌。更何况，当时林彪、“四人帮”集团更愿意把这些东西放在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名义下进行批判。
　　综上所述，不能因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三次会议，就将其放在同一评价标准上，特别是从政治角度上去衡量。

　　第一次庐山会议与第三次庐山会议都是影响党和国家发展大势的重大事件，由此成为了党史研究中的热点、焦点。相较而言，第二次庐山会议虽然讨论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重要文件，但严格说来，这些文件的通过，只是通过这次会议履行一个程序。因为在此之前，对于这几个文件，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已经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形成了基本成型的内容。由于前期工作得力，才使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在会议上得以通过，也使得第二次庐山会议成为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一次普通的会议，所以在党史研究中对这次会议的研究和关注比较少，也就属于研究中的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