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帜介入战争，并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面对美国入侵的威胁，新中国政权做出了出兵朝鲜的重大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随后，全中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这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和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妄图将新中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国内百废待兴，急需医治战争的创伤和迅速恢复经济和国家建设，同时还要清除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力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国际和国内的严峻形势，为什么毛泽东决定援助朝鲜与世界上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进行战争？影响毛泽东做出这一艰难决定的因素是什么？有没有避免中美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战争结束近六十年，这些问题一直是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这些问题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20世纪50年代，在以苏、美分别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背景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联合在全球进行扩张“阴谋”的亚洲表现。而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北京和平壤都不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因此，朝鲜半岛的冲突就被视为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自由世界”的生死较量。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军事参与是具有侵略性和非正义性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艾伦·怀廷发表了他的影响了一代学者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跨过鸭绿江：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定》。在利用大量的西方情报资料和中国报纸杂志信息的基础上，怀廷教授提出，共产党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参与进攻南朝鲜军事计划的制定。他相信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北京曾试图通过政治和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这一冲突。只是因为这一政治尝试在1950年8月由于各种原因归于失败，北京才决定在9月初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他还强调，美军仁川登陆后，北京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发出警告，试图阻止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向北进攻。而中国最终参战是由于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忽视中国政府的警告而继续北进造成的。因此，怀廷断定中国参与战争是基于共产党中国认为美国造成了对其国家安全威胁的基础之上的。由于缺少中国的档案资料，怀廷的研究仅仅是停留在对北京政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决策的环境的分析，而没有对这一决策的过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关朝鲜战争中中美冲突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由于美国试图早日走出越南战争的泥潭，中美关系走向缓和，同时一些新的档案文献也陆续解密。许多学者赞同中国的参战是对其领土受到威胁的直接反应的观点。他们坚信，如果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以南，就不会诱发中国军队的参与。这一观点也被广大的中国学者所采用。比如，沈宗洪、孟照辉等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郝雨凡和翟志海的著作《关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历史再考察》等论著中，对此观点都有精彩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大批苏联时期的绝密档案资料陆续公布于世，学者们开始利用新的证据重新审视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决策过程，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凯瑟琳·威瑟斯比的《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1945～1950年）：俄国档案中的新证据》和《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亚历山大·曼绍洛夫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国档案的新证据》（1996年）。中国学者的论著有杨奎松的文章《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1994年）以及沈志华的论文《中国被迫出兵朝鲜：决策过程及原因》等。中外学者从俄国解密档案资料中得出了新的观点，改变了以往常常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中国出兵原因的传统方法，而是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来考察。
不过，毛泽东在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军事上又没有充分准备和必胜把握的不利条件下，坚决主张派兵赴朝鲜作战，并不是出于莫斯科的要求和压力，而是有自己更深层次的政治、军事考虑。因此，毛泽东出兵朝鲜决策的原因远不止是考虑到中朝边境的安全，保护中国东北重工业基地，免除敌对势力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从而被迫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而是受中朝、中苏、中美关系，以及毛泽东本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意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 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中朝关系对毛泽东决策的影响
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过程的研究常从中美关系以及中苏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中朝关系对中国出兵决策的影响却鲜有学者深入探讨。笔者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中朝关系以及毛泽东与金日成的微妙关系也是影响毛泽东出兵决策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首先，从历史上来讲，中国曾长期保持着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由于地域上的相邻，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长期有着广泛的文化与经济交流，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特别是到了近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觊觎，朝鲜常常被用作侵略中国的基地和跳板。因此，朝鲜的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朝鲜共产主义者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就开始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一些朝鲜革命志士还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金日成本人也曾一度是中共党员，上世纪30年代还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对日作战。30年代末40年代初，又有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帮助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中国内战开始以后，朝鲜作为中共军队的战略大后方，为中共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军提供了巨大帮助。早在1945年9月国共内战之前，鉴于东北地区北与苏联接壤，东与朝鲜相邻的地位优势和战略重要性，国共双方都想首先夺取这个地方。然而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队几乎控制了东北所有的重要战略城市，切断了中共军队的补给线。面对这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利用朝鲜作为战略后方和补给地，并在朝鲜的帮助下打通了北满与南满的交通线。1946年7月，在国民党进攻的巨大压力下，中共在南满的军队撤至丹东和通化最后两个中共控制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伤员与军属进入朝鲜境内寻求庇护与治疗，也有一些战斗部队撤入朝鲜进行休整。同时，朝鲜军队还帮助中共军队将超过20万吨的战略物资转移至朝鲜境内。可以说，没有朝鲜的帮助，中共在南满的军队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摧毁。有资料显示，在1946年至1948年间，北朝鲜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无偿提供了超过2000个车皮的日军留下的军用物资。朝鲜在援助物资同时，还有许多朝鲜“志愿者”加入中共军队抗击国民党军。由于得到了北朝鲜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内战中中共在东北的战略位置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为战胜东北的国民党军和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不会忘记朝鲜人民给予中国革命的“兄弟般”的支持。事实上，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还是利用朝鲜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作为出兵的重要理由。
由于中朝两军的深厚友谊，事实上金日成还是从援助中国内战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949年4月底，当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Kim Il）秘密访问中国。金一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讨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中的朝鲜族师转交朝鲜政府的问题。毛泽东同意了朝鲜政府的请求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族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作战，中国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1949年7月至8月，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第164师和第166师两个朝鲜族师，分别在师长李德山和方虎山的带领下，跨过鸭绿江返回朝鲜，并组建成了朝鲜人民军第5、第6师。这两个师，后来在朝鲜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一时期，还有一些朝鲜族士兵陆续返回朝鲜。到1949年年底，从中国返回北朝鲜的士兵估计在3万至4万之间。1950年1月，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出访苏联期间，金日成派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部长金光侠（Kim Kwang－hyop）来中国商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剩余朝鲜族士兵携带装备返回朝鲜事宜。中国方面很快同意了朝鲜的请求。从1950年2月开始，另外23 000名朝鲜族士兵，主要是来自解放军156师和前四野的部队，陆续回到了朝鲜。后来，这批朝鲜族士兵合并为朝鲜人民军第7师，部署在“三八线”附近，成为朝鲜战争前期的主力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三个朝鲜族师返回朝鲜，大大增强了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⑤。从1949年年底到1950年年中，大约5～7万名朝鲜族士兵返回朝鲜，这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没有忘记中国内战中朝鲜人民给予的巨大帮助，希望能给予朝鲜人民更大回报。除了基于中朝两国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的深厚友谊的考虑之外，毛泽东更多是担心北朝鲜会受到美国支持下的南朝鲜的进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的“兄弟”政权给予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中国内战的结束，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与此同时，朝鲜族士兵也有回国的意愿。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士兵回国，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赞成和支持金日成的军事统一计划，正如美国学者怀廷教授在其著作《跨过鸭绿江：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定》中指出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士兵回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很自然的现象。
其次，中朝之间的关系也不像想象中的一直很亲密，两国之间以及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由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考虑，还是存在隔阂和分歧的。从1949年年初到1950年年初，金日成一直努力说服莫斯科同意其武装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而此时金日成却不想让中国过多地干预朝鲜的军事进攻计划，更没有事先征求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意见。只是后来迫于斯大林的要求，才决定于5月12日秘密访问北京，其目的是向中国“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但是，金日成又向斯大林表示，朝鲜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尽管此时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开了绿灯，但是金日成在访问北京期间，却没有向毛泽东透露任何有关军事进攻计划的细节，更不用说进攻开始的具体时间了。早在1949年4月，毛泽东在与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就明确提出，现在北方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而且，中苏档案文献资料还显示出，金日成在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曾指出，鉴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南朝鲜距离日本很近，一旦战争爆发不能排除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毛还就此问题征询金日成的意见。金日成很自信地回答道，美国不会派军队干预，或者至少他们没有时间去准备军事干预，因为北朝鲜有能力在两到三周内结束战斗。当毛问起是否需要中国的军事支援和建议在中朝边境部署三个军的兵力时，金日成回答却是，用朝鲜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南部的游击队配合就可以解决问题，中国军队的参与是不必要的。
总之，金日成访问北京，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希望他得到中国领导人关于其进攻计划的同意和支持。尽管毛泽东有所保留，没有公开地支持金日成的军事统一计划，但是考虑到北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迫切愿望，鉴于莫斯科的意见，他也不好提出反对意见。但从毛泽东本人来讲，他是不欢迎这个时候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战争危机和紧张局势的。表面上看，金日成拒绝中国的军事援助是因为有苏联的支持和对自己军事力量的充分自信。但在事实上，金日成在如此关键时刻做出这样决定是有深层次政治考虑的。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诸多因素，中国长期以来对朝鲜各个方面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二战以后，虽然在苏联的支持下北朝鲜建立了政权，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朝鲜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和经验，事实上，朝鲜也采取了与中国相同的革命道路。金日成既依靠中国，同时又警惕中国对朝鲜的过多干预。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在党内的权利受到了以朴宪永（Pak Hon－yong）为代表的“南方派”和以朴日禹（Pak Il－yu）、金雄（Kim Ung）和武亭（Mu Chong）为代表的“中国派”的挑战。而且，北朝鲜军队中的大量干部和士兵都是从中国回去的，有的还曾在延安接受过革命思想的洗礼。在这种背景之下，金日成不可能将自己完全与中国紧紧地捆在一起，给予中国政府以充分的信任。再加上历史上朝鲜长期在中国“天朝上国”的阴影下生存和金日成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还是拒绝了中国领导人的“好意”。
而此时毛泽东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袖手旁观”会受到朝鲜人民和莫斯科的指责，陷于不义之地。而且刚刚结成的中苏同盟关系就会遭到破坏。更主要的是中国还要依靠苏联的支持来恢复经济和完成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参与战争，就会与世界上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直接对抗，使新中国经受巨大的考验和经济损失。经过反复的讨论和权衡利弊后，毛泽东最终还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四个月后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不希望在中、朝、苏三国关系上看到朝鲜的天平偏向苏联一方，同时尽可能地保持对朝鲜的影响，以减少金日成对自己的猜忌以及斯大林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对其本人的不信任。
二 中苏同盟的结成对毛泽东决策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得到了苏俄的帮助和指导。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更加重视与苏联的关系。尽管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出现过波折，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恩怨，但由于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中共长期以来将自己依附于苏联领导的“国际进步力量”的革命政策，特别是在二战结束以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被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阵营，另一个是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反革命阵营。共产党中国毫无疑问地将自己的革命看作是苏联领导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倒向苏联一边。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必须一边倒。“一边倒政策”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要外交方针。毛泽东“一边倒政策”的出台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和中苏之间历史关系的深刻分析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安全利益威胁的侵略本质。特别是在中共即将赢得对国民党内战的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更加担心美国会直接参与中国的内战，支持蒋介石政权。与此同时，国内的一些支持共产党的民主党派针对新中国的对内对外方针也存在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这些民主人士对美帝国主义还存在着幻想，他们希望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不要太激进的立场。毛泽东反驳道，在国际政治中采取“中庸之道”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不利的，因为它将减弱革命的动力和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毛泽东认为，只有在对外政策中采取“倒向苏联一边”的政策，才能更好地鼓舞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为了统一思想，消除疑虑，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表明了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
在中国内战的最后阶段，出于实际的政治考虑，毛泽东想得最多的还是如何调整与苏联的关系。早在1948年春天的时候，考虑到非常有必要就中苏战略合作关系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毛泽东计划秘密访问苏联。并且，为了集中精力准备此次访问，毛泽东从4月中旬到5月底一直呆在一个叫陈南庄的村子里。1948年9月28日，在给斯大林的一封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他有一系列的问题要与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委员会讨论，并且打算在11月份出访苏联。随后，在10月16日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他希望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在中国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上听取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其实，这一时期斯大林也急于了解中共的立场和态度，以及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但是，同时他又担心与毛泽东直接接触会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不满，并以此为借口干预中国的内战。因此，斯大林在1949年1月14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考虑到中国的内战处于极其关键的时刻，毛泽东此时离开中国是不合适的。他决定派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Mikoyan）秘密访问中国，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同意了斯大林的决定。1949年1月31日到2月7日，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主要是了解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讨论了未来中苏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苏联对中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问题，以及新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发展道路等问题。从现有的档案文献看，在米高扬访问期间，尽管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是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此期间，莫斯科与西柏坡之间的频繁的电报联系，使中苏双方领导人初步了解到彼此的立场、观点、意向以及要求和存在的分歧，这就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相互了解，为以后双方高层领导人的互访和沟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迈出了走向中苏同盟的第一步。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以后，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中共在内战中胜利在握。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开始筹划新中国的内外政策，确立了须更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并与其结成联盟的方针。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是时候派遣由中共高层领导带领的代表团访问苏联了，并安排由周恩来和刘少奇来负责安排访问一事。到6月底，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为团长率代表访苏。苏联一直担心与中共直接接触会刺激美国的神经，从而导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干预。或许是出于此原因，莫斯科要求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1949年6月21日，以刘少奇为团长，包括高岗和王稼祥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动身前往苏联，26日抵达莫斯科。毛泽东将刘少奇的此次出访看作是中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关键的一步，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采取的最重大的外交举措。此次中共代表团出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双方领导人的会晤，明确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为中苏友好同盟的结成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毛泽东的出访铺平道路。由于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认识一致，在国际重大斗争中有一致的战略考虑，刘少奇的此次出访是卓有成效的。但有些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还需要留待毛泽东去莫斯科亲自解决。中苏之间结成同盟是符合双方长远利益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寻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谅解和合作。正如美国华人学者陈兼在其论著中评论的，刘少奇访苏以后，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口头变为现实，新中国现在完全有理由在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上，建立其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了。
1949年10月2日，即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通知周恩来，要与新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断绝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关系。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与苏联的关系，毛泽东觉得是时候出访苏联了。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乘坐专列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毛泽东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会晤，消除隔阂，增加互信，同时争取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最终与苏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在出访之前，毛泽东对于这次访苏的结果是完全没有把握的，而事实上确如其所料，他的访问的确是一波三折。经过毛泽东的力争，斯大林被迫作出让步，中苏两国在经过长达三个月的磋商后，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签定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同盟建立的重要基础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付美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以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而苏联与美国在亚洲的冷战中也需要借助中国来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对新的条约的理解就不尽相同了。总体上讲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对新条约是满意的，收回了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但对于斯大林来说，苏联被迫失去了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他必定要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维护和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目标的实现。于是，朝鲜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斯大林针对当时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政策，也从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转变成为一种进攻性战略。关于中国在朝鲜半岛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是很清楚的。首先，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是不希望中国东北边境出现战争的；其次，在斯大林心中，虽与中国结成了互助同盟关系，但是中国不像朝鲜，完全是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建立起来的。斯大林还是对毛泽东和北京政权存在有疑虑和不信任。而此时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并要求斯大林给予军事上的支持。因此，斯大林也不好意思说服毛泽东放弃其统一中国的计划。大量档案资料显示出，还在毛泽东启程去莫斯科之前，他已与斯大林本人就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而且，当时双方的意见是一致的，即不主张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以往学者的研究已经充分否定了毛泽东与斯大林关于朝鲜决策的“共谋论”。但是，学者们在中苏同盟的结成对毛泽东出兵朝鲜决策的影响上，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由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采取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政策，中苏同盟结成以后，苏联更希望中国在亚洲的革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客观上讲，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使中国更加依靠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但是，毛泽东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直倡导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又不想完全“依赖”苏联。由于斯大林在1950年年初“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对朝鲜的决策，毛泽东也不好反对朝鲜的军事进攻计划。虽然金日成对打赢这场战争很有信心，但是毛泽东一直担心美国的直接军事参与，使半岛冲突扩大化。如果金日成在战争中失利，其结果必然是把战火引到中国东北，东北将成为中美冲突的战场。当然，毛泽东会考虑到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规定，如果美国进入中国东北与中国开战，苏联会派其几十万远东军参战。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他更不会忘记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的艰苦谈判，以及对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主权的力争。因此，一旦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派军参战，那么其结果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也就是说，一旦战争进入中国东北，中国都无法保证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毛泽东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变被动为主动进攻。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苏同盟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二战以后，苏联进入与美国的冷战时期，为了全面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苏联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东方大国来作为保证其远东安全的屏障，同时也是其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在战争条件下维持这种同盟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虽然中苏之间在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双方在目标与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中国出兵需要苏联的空军支援，而斯大林又不能满足向中国提供空军协同作战要求。毛泽东最终做出出兵朝鲜的决策，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形成之初的危机，并取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当斯大林得知中国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兵时，“深受感动”，也改变了他对毛泽东和北京政权的看法。
三 中美冲突的升级对毛泽东决策的影响
抗战结束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蒋介石一意孤行，执行反共政策。而美国却转向支持蒋介石与中共打内战，事实上就成了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的帮凶。到1949年年底和1950年年初，中共与美国冲突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随着蒋介石败走台湾，中共基本上解放了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绝大部分领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相信美国不可能直接参与中国内战。美国对中国大陆安全威胁解除，使中共领导人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更加强硬。出于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中共决定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与苏联结成联盟。中苏联盟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的联合，矛头直接对准了战后美国在亚洲的扩张，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中共为了表明与苏联的立场一致，1950年1月13日，还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他通知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意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在华昔日外国兵营，并准备通告美国将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撤走；同意上海军管委直接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署的留沪物资。1月17日，毛泽东将此事通告了苏联，并且说明其目的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毛泽东还向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表示，中国“将尽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的时间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利”。针对中共的强硬态度，美国政府也调整了其对华政策，不承认新成立的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和继续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这就更加激化了中美间的矛盾。到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领导人在制定对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更多的复杂因素。从短期来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相信，美国在亚洲由于受限于其军事力量部署和需要解决许多国内和国际的复杂问题，不会直接参与中国的内战和亚洲内陆的冲突。但长远来讲，中国领导人确信中国迟早要与美国在亚洲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必将带动和影响亚洲其他革命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而美国作为帝国主义阵营的首领，会采取一切反革命的手段去阻止革命力量的行动和改变，其结果是中美在亚洲的冲突不可避免。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内局势，也是中共采取对美强硬政策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政权以后，在集中精力恢复经济建设和稳定新政权的同时，受中国革命性质的驱使，毛泽东极其渴望在中国社会制度改变的问题上得到党内和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支持。由于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大陆还没有被彻底肃清，台湾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仍试图反攻大陆。毛泽东相信，只有充分相信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继续保持高昂的革命斗争热情，才能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军队”。这一时期，中共加强了政治宣传，将中国革命的胜利视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将鼓舞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革命斗争，中国将在亚洲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毛泽东将中国国家的安全战略与台湾、印度支那以及朝鲜的战略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同时，中共将台湾的解放视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台湾的解放是中共完成统一大业的关键一步。后来，周恩来将此概括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三条战线”。
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解放台湾。与中共领导人估计不同的是，美国很快便介入了这场战争。毛泽东关于在1950年夏季展开对台作战的计划也被无限期地推迟了。由于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中共领导人在思想上和军事上都缺乏应有的准备，全国范围的工作重心也没有因为战争爆发而立即转移。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运动展开了。同一天，中央复员委员会按照计划下达了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尽管有人提出来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否停止复员转入战备，但周恩来指示，对“朝鲜战场的情况，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而“复员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甚至连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也没有因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完全放弃。以上情况说明，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还没有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但是，中共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进展情况还是十分关注的。1950年6月30日，周恩来派柴成文以使馆政务参赞的名义去朝鲜，以便保持与朝鲜的畅通联系。临行前，周恩来指示：“美帝国主义必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现在朝鲜人民处在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上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
由于杜鲁门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对南部的进攻视为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当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首先将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对立的一面。美国这一行动破坏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毛泽东被彻底激怒了，他严厉谴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本来中共领导人从保持政权稳定及良好的国际环境出发，并没有针对美国采取过激的外交方针，而是与美国保留周旋的余地。但这一次，中美之间缓和的大门被彻底关闭，从这一刻起，在毛泽东的心中，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全面卷入战争，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朝鲜战局的变化，同时进行了相应的军事部署。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0年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保卫国防的问题。会议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拟抽调4个军，3个炮兵师和3个空军团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限8月5日前在东北集结。成立东北边防军说明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将东北视作战略部署的重点，加强了中国东北边境的防卫力量。而当时的情况是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地向朝鲜南部推进，所以也谈不上中国立即出兵的问题。当时毛泽东对出兵的考虑，主要还是从做好充分准备和以防万一的角度，而不是已经确定的战略方针。1950年9月15日，美国军队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成功地在仁川登陆，朝鲜的局势发生了逆转，美国迅速转入进攻逼近“三八线”。一切现实的因素都迫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迅速做出决定，如果不出兵，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将面临美国的严重威胁。实际上，中国政府早就把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行为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1950年7月2日，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谈话时已经提到中国出兵朝鲜的客观条件是美国越过三八线。美军仁川登陆后，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对美国发出警告，明确表示出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绝不会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印度向美国传递信息，再次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然而，美国政府及麦克阿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完全对中国的多次警告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0月7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以北败退，金日成此时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了。
仁川登陆后，战局的迅速转变也使得莫斯科非常地焦虑。斯大林很清楚，如果北朝鲜被打败，美国成功地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美苏在东北亚地区力量平衡就会打破，美国就会在这一地区取得优势，苏联远东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美苏之间的直接冲突就有可能发生。因为朝鲜的局势直接关系到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但在权衡利弊之后，斯大林还是放弃了直接出兵与美对抗的打算。在仁川登陆后的第二天，斯大林便给毛泽东发电报，询问中国在东北军事部署情况，以及是否能派兵帮助朝鲜作战。因为，在苏联没有做好与美国开战的准备之前，斯大林还是想通过中苏之间的同盟条约的约定，希望中国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斯大林认为让中国出兵援助朝鲜作战是此时最好的选择。事实上，朝鲜战局的恶化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造成的压力丝毫也不亚于苏联，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出兵的问题了。
从美军仁川登陆到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这一段时间里，无疑是毛泽东最艰难的决策时期。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毛泽东最终还是力排众议决定出兵。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是在综合考虑了很多因素之后的结果。首先，毛泽东认为美军的全面介入战争，使南北朝鲜的军事力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朝鲜人民军的抵抗失败，以美为首的联合国军向北的推进，极大地威胁到了中国东北的安全。另外，随着美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和向鸭绿江边的推进，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也蠢蠢欲动，密谋针对新中国政权的武装骚乱，破坏交通线，制造暗杀等恐怖事件，试图在美国的支持下与台湾的军事力量相勾结，里应外合颠覆共产党的政权。为了应对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威胁，毛泽东决定以抗美援朝战争为契机，对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严厉的打击，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再者，中苏同盟结成以后，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苏联的意见和态度。斯大林认为，中国应该在亚洲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中国在政权稳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方面需要苏联的帮助，而且毛泽东认为如果朝鲜在战争中失败，整个亚洲中西方力量的平衡就会打破，美国将会主导亚太地区。中国只有支持北朝鲜抗击美国的入侵，才能为在亚洲创造新的有利于革命阵营的国际秩序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 结语
朝鲜战争爆发六十多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考察和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笔者在查阅了大量英文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发现其中比较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观点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同美国学者艾伦·怀廷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其著作《跨过鸭绿江：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中提出的观点，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免受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破坏，以及东北边境的安全，必须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另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决策主要是出于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意志，以及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这一观点，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讲座教授陈兼在其著作《中国通向朝鲜战争之路》以及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的专著《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与朝鲜战争1950～1953》中都有精彩的论述。
从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出兵朝鲜决策的因素中的确包含了以上两个方面，但远不是这两方面的综合。这些观点都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的，目前国内学者则侧重于从中苏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即苏联方面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影响。按照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观点，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有许多特殊的生成条件。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是在特定各种内外环境的作用下，通过深思熟虑才做出的艰难决定，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的结果。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清楚地反应出了毛泽东出兵朝鲜的目的与动机。尽管毛泽东在经过20多年的革命战争以后，不希望在很短的时间里卷入另一场军事冲突，但是基于将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客观要求和革命情结，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新中国的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的综合考虑之上，毛泽东还是下定了参战的决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毛泽东军事艺术、治国方略以至国际战略的绝佳体现。令人遗憾的是，出兵朝鲜的主要决策者毛泽东没有留下任何个人回忆录，其真实想法无从得知。但是，随着更多有关朝鲜战争的绝密档案的解密，学者们对毛泽东出兵朝鲜决策的分析和研究就会更加客观和接近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