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与临战状态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1969年3月，中国与苏联在边境地区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为了防备苏军可能的入侵，3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准备打仗”。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将战备摆在了突出位置，提出：“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1］。之后，全军把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放在工作的首位。 

　　1969年9月，根据苏军动向，军队的战备程度开始提高。9月10日，军委办事组向全军发出加强战备的命令，“要求全军做好防敌突然袭击的准备，‘三北’（指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和海（边）防第一线部队，以及要地防空部队，立即着手加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随时应付可能的突然情况”。［2］国庆节期间，为了防止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根据林彪的指示，10月1日凌晨，“三北”各军区和相关军兵种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国庆节平安度过后，10月3日晚，本次战备状态宣布结束。10月中旬，随着苏联代表团预定来北京参加边界问题谈判的日子临近，全军战备又一次升级。根据林彪的第一个号令（通常称为“一号命令”），从10月18日开始，全军实施紧急疏散，进入临战准备状态。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记载：“在随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部队一直处于紧急战备和疏散待战状态，到1970年4月底稍有缓解。此后数年间，‘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一直是军队的战备指导方针，全军部队仍然处于随时应付战争的紧张状态。”［2］（p.109）但是，临战状态何时结束？此后数年间部队长期处于何种战备状态？书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学术界至今对此问题也缺乏研究。 

　　到了1985年五六月间，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把军队工作由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和平建设的轨道。（参见杨尚昆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0页。 

　　）这句话意思是说，军队工作在过去一直是处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那么，这里是否是指军队也处于这种临战状态呢？中央军委领导人对这一思想曾作过解释。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说：“军队总是要准备打仗的，但这种准备打仗，不是我们过去那种想法，似乎大仗明天早上就要打起来，军队总是处于临战状态，弦绷得很紧，松不下来。”［3］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也说：“我们军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盘马挽弓箭不发’这样一种临战状态中”。（张爱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5月30日。）可见，上述军队工作的临战准备状态就是指军队处于临战状态。 

　　1985年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意义非常重大，无疑是正确的。但认为此前军队或者军队工作一直处于长期的临战状态，这种认识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却值得研究。难道1969年开始的全军临战状态一直到1985年才结束？抑或自1965年4~5月全军作战会议上明确“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4］后，全军即进入临战状态，一直到1985年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后才结束？（长期以来，学术界也存在这种观点，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军队乃至整个国家都处于临战状态。如李士顺：《试论建国后毛泽东战争与和平理论的得失》，《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杨倩：《试论毛泽东关于战争不可避免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等。）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临战状态的含意。临战状态是一个有特定语义的军事用语。 

　　1970年7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全军战备等级的规定，要求全军在任何时候都要“经常保持一定程度的戒备”，根据情况需要，“适时提高战备程度，由经常戒备进入一级或二级战备”。在经常戒备中，各部队“就应注意疏散隐蔽。当进入等级战备时，应进一步疏散隐蔽”。 

　　由经常戒备转入高度戒备状态，为二级战备，要求海（边）防守备部队和一线部队抓紧进行各项作战准备，指定值班部队进入阵地和待机位置；担负要地防空和保卫重要目标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担任机动作战的部队，根据命令，迅速调整部队，抓紧进行各项作战准备；执行生产、施工、“三支两军”等任务的部队，做好收拢准备并进行相应的作战准备。大军区级以上领率机关的两套班子，第一套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第二套坚持正常工作。 

　　由经常戒备或二级战备转入临战状态，为一级战备，要求海（边）防守备部队和一线部队，进入阵地和待机位置，完成一切作战准备，严阵以待；担任要地防空和保卫重要目标的部队进入战斗位置，随时准备作战；担任机动作战的部队，应迅速完成一切作战准备；执行生产、施工、“三支两军”等任务的部队，根据命令，立即收拢集中，进行作战准备，待命行动；大军区级以上领率机关的两套班子，均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这个规定一直沿用到1984年中央军委出台新的战备等级规定后始作废。 

　　新战备规定中取消了高度戒备状态、临战状态等提法，但在一级战备的要求中，明显体现的是过去的临战状态，并使用了“临战战备动员”、“完成一切临战准备”等相近的表述。可以看出，此后临战状态一词的含义，仍然是指武装力量在临近战争爆发或作战部队、分队受领作战任务后而进入的随时准备实施作战行动的状态。 

　　在1970年7月颁发全军战备等级规定之前，全军还没有战备规定，研究彼时战备情况，也可以参考战备等级规定中关于临战状态的含意以及一级战备、二级战备和经常戒备的区分。因为，战备等级规定是在总结过去做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基本符合此前战备的情况；而且在1969年10月的两次紧急战备中，中央军委已经使用了“临战状态”、“一级战备”等提法。 

　　由临战状态的实践和规定可以看出，部队进入临战状态有以下两个必要条件：一是面临即将进行战争的紧急情况；二是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来分析一下全军在不同时期的状况应属何种战备状态。 

　　二、由“一号命令”开始的全军临战状态何时结束 

　　1969年10月18日夜间，按照“一号命令”，全军以预防苏军大规模突然袭击的姿态进行战备。执行紧急疏散的部队约有陆军90余个师、520余个团，海军430余艘舰艇，空军4100余架飞机。［2］（p.109）自中央军委至军、师、团各级指挥机构均进入战备指挥所。这时，全军所处的状态就属于一级战备，即临战状态。此次战备在程度上与国庆节期间一致，都是一级战备；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全军范围的，且持续时间更长。 

　　全军进入临战状态后，没有马上发生预想的苏军大规模入侵。中央军委考虑到中苏继续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谈判处于僵持局面；尤其入冬以后江河冰封，有利于苏军大规模坦克机械化集群机动，仍然随时存在着发生苏军入侵的危险，决定全军在一个时期内要保持战备状态。10月23日，总参谋部传达军委办事组指示：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各部队要继续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抓紧时间进行战备训练，保持常备不懈。 

　　预想的战争迟迟没有发生，而部队在严寒的冬季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艰苦的疏散待战，这种状态要长期坚持下去是比较困难的。中央军委和总部机关反复指示，要加强对部队的战备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作，并通过召开各级战备会议、领导机关下部队视察、频繁发出战备指示（例如，中央军委：《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1969年12月12日；军委办事组：《元旦、春节战备指示》，1969年12月18日；中央军委：《关于防备苏军从海上进攻的指示》，1970年1月20日；中央军委：《提高警惕严防苏修挑衅》，1970年2月23日；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发出关于人民防空工作指示，1970年2月26日；中央军委向“三北”的四个军区发出《关于提高警惕，严防敌人抓一把就走的指示》，1970年3月9日；等等。）等措施，以使部队保持高度紧张的临战状态。 

　　1969年11月，根据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军委办事组组织总部领导，北京、兰州、新疆军区和华北、西北八省、市、自治区领导到东北地区参观见学落实战备的经验。（黄永胜在听取赴东北地区学习的各省市同志汇报时的指示，1969年11月22日。）12月，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检查战备落实情况，提出战备工作任务。会议指示：当前部队和机关所进行的疏散，是防敌突袭、保存我军作战能力和锻炼部队适应战时要求的重要战备措施，必须教育部队做长期打算。各军区尤其是地处“三北”的军区也分别召开战备会议，并以多种形式进行战备教育和动员。1970年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提高警惕严防苏修挑衅》，指出：近月来，苏军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动向十分异常，似在积极进行军事挑衅的准备。3月2日是珍宝岛事件一周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00周年，都是敌人可能挑衅的时机。总之，在黑龙江、乌苏里江解冻之前，苏联都有可能寻机挑起新的边境事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估计绝不会是珍宝岛事件的重复，其规模可能更大，持续时间可能更长，整个东、西边境都可能出现比较紧张的局面，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充分做好应付敌人挑衅的准备。 

　　到1970年4月下旬，全军部队疏散已经历时半年，战争仍没有发生。寒冬已经度过，北方河流中厚厚的冰盖正在消融，坦克机械化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已经过去。随着疏散时间的持续，加之天气转暖，南方已到梅雨季节，部队在供应补给、生活管理和住房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武器装备的伪装、保养也出现一些困难。 

　　据此，1970年4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要求对部队疏散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北方有条件的地区要把人、马、车、炮装备逐步窑洞化，建设能防、能生活、坚固耐用、平战结合的战斗营房；疏散地区住房拥挤，原营房在山区和远离大城市、交通枢纽和重要目标的部队，雨季期间可撤回营房，有情况再迅速就地疏散；原营房在大城市、交通枢纽或重要目标附近的部队，雨季期间，可以1/3或1/2轮流回营房，以2/3或1/2进行野营训练；长江以南地区部队的一些重型装备，梅雨季可回营房维修保养；海军舰艇部队继续保持疏散，大型装备分散在港湾锚地，小型装备分散在小港和轮渡疏散，定期回基地、港口进行补给、维修和休整。 

　　此后，部队的疏散进入长期化，根据不同情况，有的继续疏散，有的返回营房，有的按比例轮流野营与返回营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1月，部队解除疏散，全部返回营房。 

　　1970年4月24日以后，全军处于何种战备状态，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中央军委认为应对苏军大规模突然袭击的紧迫性降低了，已经解除了过去关于苏军可能利用某些时机发动袭击的情况判断。如中央军委允许住房拥挤、营房在山区或远离大城市、交通枢纽和重要目标的部队撤回营房，要求他们“有情况再迅速就地疏散”；对轮流回营房部队和撤回营房维修保养的重装备，要求搞好紧急疏散计划，“一有警报，立即疏散”。这就是说，当下没有敌人进攻的情况和警报，也没有对部队赋予作战任务，因此对部队疏散的要求有所降低。这与之前一直判断苏军可能在某个时候发动袭击，不断要求部队加强戒备，做好战斗准备有明显变化。因此可以判断，4月24日指示之后，全军即解除临战状态了。 

　　不久，毛泽东发表的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也说明关于战争问题认识上的变化。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在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5月20日，毛泽东在署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五二〇声明”）中，公开宣布“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5］在当时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判断世界形势也是对战争与革命进行权衡，他提出“主要倾向是革命”，即认为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处于上升时期，而美苏“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力量相对受到抑制，发生战争的危险下降了。后来，黄永胜在解释“五二〇声明”时也说，“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战争的可能性小了”（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首长接见三个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70年6月5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全军解除了临战状态。 

　　既然4月24日指示之后全军不再是临战状态，那么是处于一种什么战备状态呢？ 

　　这一时期，中央军委尽管不再判断苏联将在某一时间发动侵略，但认为战争危险仍然存在。毛泽东多次强调战备问题。（1970年7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世界大战的危险存在，要有所准备，在反美反修各条战线上都不要放松警惕，主席每次见到我们都讲，再三嘱咐。”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页。）黄永胜也说：“这个仗究竟什么时候打，现在没有办法估计，因为我们不是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参谋长。据我估计，打仗是免不了的。”在酝酿撤回部分疏散部队时，他担心“这样一调整部署，部队思想又可能麻痹起来”（黄永胜接见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的讲话，1970年4月21日。）。关于战备的程度问题，林彪指出：要“随时加以适当的具体调整，太松了的做法要使其加紧，过度紧了的地方要使其适当减轻”，“部队战备应当比去年国庆节以前大大加强”。4月29日，军委办事组在关于部队疏散的补充指示中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并要求部队的战备思想教育、战备训练等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同时指出，部队战备活动要有张有弛，既要防止松劲麻痹，又要防止人为的紧张。 

　　上述指示是判断1970年4月24日以后战备程度的依据。首先可以肯定，军队的战备程度发生了变化，否则没有必要作疏散的调整并提出上述一系列要求；其次是战备的紧张程度降低了，同时又要求部队继续保持一定的紧张度，而且以1969年国庆节前的战备状态作参照。 

　　如前所述，1969年9月10日，军委发出战备命令，要求“三北”地区和海（边）防第一线部队“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这就是国庆节前的战备状态。如果按照后来的全军战备等级规定，高度戒备状态即二级战备。在此基础上战备程度还要“大大加强”，应该就是保持一级战备，但这样就等同于国庆节期间的战备程度了。显然这不是林彪指示的精神。应该说，这里“高度的戒备状态”用法并不规范，不能等同于后来规定的二级战备。而且，当时的战备并没有要求部队进行疏散隐蔽，“值班部队进入阵地和待机位置”以及高级领率机关组织一套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因此，国庆节前的战备是低于二级战备的。要求比国庆节前战备“大大加强”（“大大加强”，是具有林彪特点的带有夸张意味的口语化表达，不能看作严谨的说法，可以理解为在程度上有提高。），又不同于国庆节期间的战备，据此，可以判断4月24日以后全军的战备程度应相当于二级战备。 

　　从部队活动的情况来看，经过艰苦紧张的冬季以后，部队战备程度也明显降低了。当时全军担负战略预备队任务的部队是步兵13个军，共有39个师部、182个团又131个营。这批部队进行全训的仅占39%。其中，全师进行训练的只有1个师，师的大部分进行训练的有4个师，大批部队担负了生产、营建、施工和“三支两军”等任务。 

　　需要说明的是，不能以部队是否疏散来判断是否处于临战状态。根据当时的战备规定，部队在经常戒备中就要注意疏散隐蔽，进入二级战备和一级战备时要进一步疏散隐蔽。 

　　总之，由“一号命令”开始进行的全军战备持续时间比较长，但是并非一直处于临战状态。属于临战状态的是1969年10月18日至1970年4月24日，前后约半年的时间。 

　　三、军队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并非处于临战状态 

　　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完整表述是：“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6］这不仅是军队战备也是国家与战备相关的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在这里我们只论述其在军队工作中的作用。因为战备工作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各项工作的核心内容，这一思想影响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因此通常也称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是自1964年6月以后至1965年逐步明确起来的。1965年4~5月间，中央军委召开全军作战会议，明确提出：打与不打，要放在打的准备上；美国和苏联是否会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要准备苏联参战；打不打原子弹，要放在打原子弹的准备上；迟打还是早打，要准备早打。［4］（pp.393~394）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十余年来中央对世界战争形势的判断。过去总的看法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近期打不起来；现在则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提高了，要准备早打。中央在提出这一思想的同时也指出，这是立足于最坏的可能，但并不是说马上就打，“不是现在就岌岌可危不可终日了”，而是强调做好战争准备的重要性，引起人们对战争问题的重视。［4］（p.394） 

　　事实上，相关提法在1964年的军事文件中即时有出现。1964年5月，中央军委交通战备规划小组就提出“立足于早打、大打”作为编制交通战备规划的指导思想。1965年这一思想被明确后，军队全面加强了战备工作。全军作战会议制订出新的作战计划和战备计划草案，对设防、武装力量动员等问题进行了安排部署。［4］（p.394） 

　　提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不等于军队进入临战状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是中央对总的战争形势做出的趋势性判断，是比较长期的战略性思想，是可以持续数年或十数年相对稳定的指导思想；进入临战状态是针对具体战争迹象而发出作战指示后，部队持续时间相对短暂的战备活动，是军队的战备状态，是根据即时的敌情变化经常变化的。二者并不具有必然的逻辑关联性。尽管在这一思想提出前后，军队工作中经常有“以临战的姿态”做好各项工作的提法，（如：1965年2月8日，中央军委要求部队训练“继续以临战的姿态和革命的精神，充分发动群众，推广先进经验，搞好普及工作”。1965年4月23日，总参谋部《关于加强战备训练的指示》，要求全军以临战的姿态，在做好战备思想动员的基础上，搞好战备急需的军事训练。1965年7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召开民兵工作会议，要求“以临战的姿态，加紧做好战争准备”。）但是与军队进入临战状态仍有根本的区别。同时，要看到，当时“临战的姿态”是带动员性质的形容提法，并不是指具体真实的“临战”。 

　　自1965年4~5月明确提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到1985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改变这一思想，前后持续了整整20年。在这20年间，就全军范围来说，只有很短的几段时间处于临战状态。 

　　1965年提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不久，除参加援越抗美作战的部队处于临战状态外，全军处于正常的战备状态。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军队正常的战备状态受到运动的影响。1967年、1968年全军大批官兵投入“三支两军”，正常的军事训练被取消，部队基本的战备状态也无法保持了。1967年1月23日，林彪指出：“军队机关工作要把革命（指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笔者注）摆在第一位，战备和其他工作要照顾一下”。[1]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之后，部队开始恢复战备训练。但是直到9月，部队仍处于正常的战备状态。即使在对苏最前线的东北地区也是10月以后才进入持续的临战状态。（林彪接见出席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1967年1月23日。） 

　　如前所述，从1969年10月开始，全军有半年的时间处于临战状态。中央军委也认为，1969年10月战备疏散之前，多年间全军基本上处于和平时期的战备状态。（沈阳军区的报告认为：“我们的战备工作……还有很多工作未落实。二十年和平环境带来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中央军委也要求“利用备战疏散改变二十年来的和平生活习惯和平时的工作作风，使部队适应作战要求”。当时经常有材料提到“二十年和平环境”，这是一个笼统的、大概的说法，但至少可以说明在1969年10月之前的数年间，全军总体是处于和平环境中的。）从1970年4月下旬开始，中央军委改变了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判断，全军解除了临战状态，经过一个时期的高度戒备状态后，即进入正常战备状态。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后，为了防备苏联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9月14日至11月11日，全军进入临战状态。1976年，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为防止敌人趁机入侵，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次临战状态持续26天后转入正常战备。（同年周恩来总理逝世，部分军区和海、空军受命加强战备，而没有明确进入一级战备。抓捕“四人帮”后，10月9日，中央军委命令“三北”军区和海、空军的一级、二级部队加强战备，随时准备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也不等于进入了临战状态。）之后的一次全军性临战状态出现在1978年年底。1978年12月，部分部队受命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开始进入临战状态。同月，为了防备苏军军事挑衅和突然袭击，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沈阳军区、新疆军区、兰州军区先后进入紧急战备。1979年1月，遵照总参谋部的指示，其他各军区部队先后展开了临战训练。3月16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各军区陆续结束临战训练和紧急战备。从4月初开始，全军普遍转入了正常战备训练。自1978年12月至1979年3月间，尽管当时的提法几乎没有使用“临战状态”一词，但是这期间全军的战备状态可以认为相当于临战状态。自这次临战状态之后至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由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入和平时期建设为止，再没有出现过全军性的临战状态。另外，1985年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后，全军的战备状态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以上事实说明，关于1985年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转变之前，全军长期处于临战状态的提法是不准确的。以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指导思想的20年间，这一思想的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经过1969~1971年的紧张战备后，从1972年开始，毛泽东就指出：“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之后，毛泽东又数次这样说过。［7］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仍然坚持这一战略判断。（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讲话指出：现在苏联战略重点在西方，如果要大规模向中国进攻，它的战略重点必须转移一下；1980年4月15日，邓小平在讲到80年代形势时说：毛主席多次跟世界上的政治家讲，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现在苏联战略在东方加强了，但它的重点还是在西方。它还是没有放弃重点在欧洲；1980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战略研究机构访华团时说：从70年代初开始，我们就一直估计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等等。）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央判断不存在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紧迫危险性，但是在具体的战争准备上，中央并没有马上放松战备。直到197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才提出：战争在三五年内打不起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判断。［2］（p.238） 

　　1979年，邓小平提出“世界大战十年内打不起来”。［8］1980年，正值世界形势动荡之际，各国的政治分析家们对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看得比较严重，邓小平仍然认为：世界大战“冷静地判断，争取几年时间还是可能的”。（邓小平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3月12日。）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也说：“八十年代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很难说。但是只要工作搞得好，是可以推迟战争的。”（华国锋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3月12日。）不久，华国锋又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还不会很快到来，不是迫在眉睫，不是说今年，明年马上就打起来。”（华国锋在军委常委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80年7月15日。） 1981年，邓小平又说：“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8］（p.186）1983年11月，中央军委制定的《军队建设纲要》提出：“在八十年代，乃至更长一点时间，爆发大战的可能性较小，霸权主义向我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1984年11月，邓小平又说：“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8］（p.265） 

　　由上可见，关于世界大战“早打”的观念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即谨慎地发生转变，中期开始即有条件地改变了“早打”的判断，1979年以后即基本放弃了准备“早打”的指导思想。所以，1985年，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转变时，“早打”的思想预先已经转变了。这时转变的主要是“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方针，并由此开启了准备打赢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时期。 

　　考察1985年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中对临战状态的用法可见，当时并非严格按照临战状态一词的含意使用的，一般可以理解为临战状态思想，而不是具体的临战状态行动，即过去指导思想始终处于“临战状态”，致使一切战备工作想现实多，想未来少；临时性的多，抓根本不够，造成很大浪费。［9］在军委领导人的讲话中也体现了这种观点。杨尚昆在一次会议上曾说：“过去多少年中，我们的指导思想强调的是时刻准备打仗。这有当时的情况，有当时的原因。现在，我们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有了变化……因此，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要来一个战略性的转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老是时刻准备打仗，像处于‘临战状态’一样。”［10］可见，这里是借用这一突出强调性的词语，表达思想转变之意，以克服人们头脑中长期牢固形成的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观念，强调进行战略性转变的必要性和军队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的重要意义。 

［参引文献］ 

　　［1］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 一大到十八大》中，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3页。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 

　　［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7~299页。 

　　［6］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81、389、397页。 

　　［9］《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10］新雁、卫兵：《怎样理解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解放军报》1986年9月5日。 

　　［11］《“战略转变”与“战略性转变”有无区别》，《解放军报》1986年9月5日。

　　［作者简介］徐金洲，副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