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称要向中国学习

　　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提出受到苏联“赶超美国”口号的影响。

　　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报告中正式提出15年内赶超美国的口号：“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的计算表明，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联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同时还宣称：“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

　　当时，正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的毛泽东也不甘落后，先后两次会见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向他们调查英国的钢产量和发展前景，并于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英国的宏伟目标。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先后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批评“反冒进”，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致使各省市区提出的生产指标一再加码，完成任务的时限一再压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国钢产量翻一番的决定。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即在中国展开。

　　苏联和中国分别提出赶超美国和英国的宏伟目标后，特别是中国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也试图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其中最积极的是保加利亚领导人。

　　1958年9月，以契尔文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华期间，契尔文科夫率团访问了中国的一些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举国上下战天斗地、土法炼钢的场面，参观了亩产“千斤”皮棉的棉田和天津郊区亩产“5万斤”的稻田。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保加利亚议会代表团成员中多数人表示钦佩，说他们回到保加利亚后也要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赫鲁晓夫被吓了一跳

　　随着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开始担忧起来。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

　　赫鲁晓夫确实害怕了，他还把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叫到莫斯科，要保加利亚立即停止“跃进”运动，否则不再向他们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

　　1958年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再“沉默”，开始进行公开评论。赫鲁晓夫的第一次公开评论是在1958年12月4日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的谈话中。赫鲁晓夫说：“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

　　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感到有必要向我们自己党内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

　　赫鲁晓夫在苏联也搞“冒进”

　　在批判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赫鲁晓夫在苏联也搞起了“冒进”运动。

　　1958年苏联是个丰收年，粮食产量达到86亿普特，创历史纪录。赫鲁晓夫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农民的个人副业已失去意义，通过行政命令大大压缩农民的宅旁园地和自养牲畜的数量，甚至下令完全取消国营农场职工的个人副业，导致农民个人生产的农副产品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

　　1958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力争在最近几年最迟不超过1961年，在肉类、牛奶、黄油的人均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要求各地党委书记向保证一年肉类增产两倍的梁赞州委书记拉里昂诺夫学习。莫斯科州和白俄罗斯共和国保证把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其他地方也跟着调高肉类生产计划。这样，高指标、浮夸风蔓延到苏联全国。

　　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又提出一个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口号，宣布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阶段——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提出高指标的“七年计划”(1959～1965)。同时，他还把赶超美国的时间提前两年，要求在完成“七年计划”以后，再用五年时间甚至更早一些时间，在绝对产量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跃居世界第一位。在此以前，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都是超额完成计划，而在赫鲁晓夫主持下制定的这个“七年计划”是一个“冒进”的计划。

　　执行的结果表明：到1965年，除钢铁、原油、电完成计划外，煤、化肥、机床、水泥等都只完成计划的90％左右；轻工业和仪器工业都没有完成计划；农业生产就更糟了，谷物生产只完成计划的70％，肉类生产只完成计划的60％。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给赫鲁晓夫戴上“独断专行”、“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帽子，解除了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赶超美国和毛泽东提出中国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局面。赫鲁晓夫一面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一面在苏联也搞“冒进”；一面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一面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

　　在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公开宣战，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不仅批判了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异议的彭德怀等人，而且把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等材料印发与会代表，准备组织反击。

　　毛泽东将赫鲁晓夫讲话材料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时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但后来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毛泽东既没有专门写文章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中苏两党之间也没有进行公开争论，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成为后来两党、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以致最后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