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思想史上，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历史学从主要是描述经验事实的知识体系上升为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发展演变规律的科学体系，从主要是反映“知其然”的潜科学上升为“知其所以然”的历史科学。

　　叙事主义是当前西方历史哲学的主要理论形态，主张解构元叙事（大叙事）、否定历史规律。这种理论无法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指明新的出路，在短暂地横扫史坛后开始式微。与之相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致力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这一重要特点和优长，使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和时代递嬗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的误区

　　叙事主义的理论误区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回避社会现实发展进程研究。叙事主义兴起于历史规律探究陷入困境进退两难之际。100多年前，“历史科学何以可能？”的设问，将历史理论研究的着重点从历史过程及其意义研究，引导到历史知识性质和研究能力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围绕历史规律的大争论中，主张历史研究应当寻求规律的一派，未能说服其反对者，给叙事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叙事主义不是去纠正盛行的“观念中的历史”的偏颇，而是将理论重心转向历史书写的语用分析和形式主义分析，在文本和话语层面展开探讨。叙事主义与新黑格尔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悬置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回避历史规律探讨。其差别只是在于，前者在历史书写语言的分析阐释方面殚精竭虑，后者在试图理解和把握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和同理心方面不遗余力。

　　其次，回避对人类社会发展终极原因问题的探讨。叙事主义一味地解构社会发展宏大叙事，既忽略了理论研究的根本支撑，又无法为人类的当下生存发展指明新出路。西方学界关于普遍规律能否适用于历史研究之争，实质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类不同本体论的分歧。叙事主义者并不这样看待，而是将它看成是坚持本体论研究取向与坚持认识论和方法论取向的学术风格不同。叙事主义者迫切希望重建历史研究规则统一性，试图弥合上述二者的对立，但又不确定能否探究到支撑普遍历史规律总前提的终极原因或终极事实，结果，抛开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客观历史进程，在历史书写方式，如语言或语言结构中去寻找历史的本质和“本体”，而且自诩要解放历史学。应该说，这种路径和取向根本偏离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规律的研究，更遑论实现历史学以史为鉴、以史为师的社会功能。

　　最后，不能提供对研究对象生成发展变化过程的科学解释。叙事主义者试图通过把握研究对象情节变化，来实现对研究对象的修辞解释。这种不能深入揭示出研究对象内在因果联系链条的解释，充其量只能是假解释。例如，法国大革命是先悲后喜或先喜后悲戏剧的讨论，并不能阐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和演变机制，也不能揭示18、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究其原因，西方史学界在因果关系理解方面存在两类误区。一类是把基于经验归纳或概率统计获得的两类事物或历史现象之间稳定的相关关系，错误地当成本质性的因果关系，进而把基于一般归纳形成的经验性结论（即“经验规律”）当成包含严格因果关系的普遍规律。结果一旦发现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与归纳结论不符合的反例就否定经验规律，并且把因果规律当成“洗澡水”一同泼掉。例如，仅仅根据现阶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数量较多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数量较少，就认为人类社会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或者仅仅根据东欧剧变的“反例”就妄想证伪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因果规律。另一类认识误区是，把因果关系看成单层次的，未能认识到历史因果关系涉及多个覆盖层级或多个梯级。根本而言，要想揭示出研究对象相关的因果链条和因果层级关系，就离不开终极原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总依据的设定，即作为人类存在前提和历史研究逻辑前提的终极历史事实。叙事主义者既不愿又不能找到决定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或终极事实，也不愿承认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结果只好借助修辞逻辑来把握历史现象间的关系，最终只能在回避历史规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可否认，身处严重社会危机之中，少数西方历史研究者会深入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作用，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例如，法国学者皮凯蒂依据20世纪欧美多国国民账户、收入、财产与纳税等数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长期演化总趋势。该研究把国家内部经济不平等、福利改善等各民族发展中遇到的普遍性难题纳入思考范围。这类研究显然没有漠视发展经验教训问题，但由于缺乏对资本的社会本质及其生成发展因果关系的深层把握，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讨论，尚不能称为科学地揭示了历史的规律。

　　回顾20世纪历史学发展，不难发现，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流派，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等，无不积极回应时代的重大问题，从制度层面揭示出特定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或具体规律。叙事主义在理论发展和社会现实面前碰壁，为西方历史哲学的新形态的出现提供了契机。但是，西方历史哲学面临的艰难选择在于，是继续回避历史规律探讨，还是勇敢迈出一步，彻底革除传统“思辨的”历史哲学弊端，建构一套揭示历史发展因果规律，能够指引当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历史科学”理论体系。可以肯定的是，倘若继续回避社会现实问题探讨，终将陷入形式主义分析和“假解释”的死循环中。

　　唯物史观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包括文明史观、全球史观、后现代历史观等在内的历史观中，本体论最科学、认识论最具说服力、方法论最为系统的一种历史观。在人类思想史上，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历史学从主要是描述经验事实的知识体系上升为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发展演变规律的科学体系，从主要是反映“知其然”的潜科学上升为“知其所以然”的历史科学。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发动的历史本体论革命，及其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今天依然给我们以理论启示。

　　历史规律是“现实的人”依靠自身实践活动和活动中积累的实践能力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规律。唯物史观认为，处在一定的物质环境下和社会关系中的人，总是通过实践活动不断提高自身和群体的生产能力，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历史的本质是由解决客观环境的限定束缚与人类主体意志这一根本性矛盾的途径和方式决定的，历史规律就是历史本质在人的生产生活活动中的显现。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的人”，也即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尤指处于社会劳动分工关系中的人。这既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历史研究的归宿。“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可以说，只有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通过描述出不同国家和民族中的劳动者，如何在自身生产实践活动的推动下实现个人物质生产能力和交往能力的进步，进而推动各自民族的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整个社会进步，才能科学合理地揭示出整个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唯物史观的创立，发动了历史本体论革命，实现了基于现实的人的生产能力基础上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从根本上克服了人的意志与社会（环境、结构）限定之间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中常见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二难选择。

　　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中出现了主张书写宏观史的新思潮，此类历史研究迥然有别于叙事主义倡导的碎片化历史研究。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以遗传形式传递的基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历史就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物演进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复制和模仿等非遗传形式传递的观念，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历史本质上是文化演进史。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史学主张，都力图借助神经科学、人类社会学、人类生物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由于二者都偏离了对历史本质的正确把握，同样在社会存在问题上陷入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二元对立的窠臼，终究难以科学地揭示出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历史规律。只要普遍取代人的存在的“新人”或无须补充任何能量仍能持续生存的“新人”尚未被发现，那么，以人类物质生产为根本前提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地位就难以撼动，它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由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体现出来。作为唯物史观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形态理论，为认识、划分和把握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提供了科学依据。马克思在思想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问题、从不同角度切入，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作过不同的概括。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粗略说来，前者更注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划分社会形态；而后者更注重从人与人、人与物的依赖和控制关系着眼，对社会形态进行界分。从“三形态说”来看，马克思揭示出，人类必然从“依附性”状态发展到“物的依赖”基础上独立性的状态，再到“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状态，由此必然同时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到“自由人联合体”的阶段。这也是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道路的理论描述。在普遍层次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遵循上述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历史规律。不过，由于生存发展的“初始条件”很难完全相同，不同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中要应对的问题和矛盾就必然不同，因此，就有必要根据各自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选择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以及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在具体层面上，历史普遍规律会因历史主体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对普遍层次上人类共同历史发展规律的否定，而是人类发展总进程、总规律的具体表现。世界上没有纯然的一般，一般必然在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具体中表现出来。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苏联、中国等国家社会生产力状况明显不同于西欧国家，面对不同的时代和历史环境，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缺陷和历史教训暴露之后，这些国家历史地选择了一条崭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唯物史观充分肯定历史活动主体选择社会形态的能动性，它不但肯定人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必然会作出不同的选择，而且肯定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阶级的人们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然而，从根本上说，一种社会形态的确立，总有其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而不能任意选择、随意指定。这正是历史规律的要求，也是历史规律的力量。

　　揭示规律是历史学的不二使命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出现了一系列否定社会形态理论的史学思潮。如，秉持文明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循环论”，用封建政权的更迭或国家的统一与分裂这种政治现象看待中国的历史变革，排斥对封建社会形态的研究。它与强调中国传统与现代断裂的“中国历史停滞论”同出一辙。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盛行的后现代史学，激烈地反对以革命叙事为代表的宏大历史叙事，主张用琐碎的、零星的新社会史或新文化史研究来解构传统的民族叙事或国家叙事，实际上是用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孤立研究来取代对历史的整体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全球化浪潮相呼应的全球经济史观，用所谓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进程来取代对于各国、各民族的社会形态研究，反对基于生产方式研究社会历史的进路，认为关于生产方式的全部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并指责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历史阶段划分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和科学根据。这些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指控，都是在“转换”研究视角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名义下进行的，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和蛊惑性。但其中包含着明显的理论谬误，如割裂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民族历史道路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割裂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割裂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关系，割裂经济维度与社会总体的关系，等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对我们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状态及其性质的科学判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迅速扭转近代衰败命运、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理论的科学性。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