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思想领域容易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既有来自封建主义的贻害，也有来自资产阶级诸如自由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毒瘤的威胁，而后者，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强大助推下，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的最大危害：在经济领域，鼓吹市场力量，宣扬“市场万能论”，主张市场力量的绝对化；在政治领域，标榜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宣扬“宪政民主”“三权分立”，主张实行西方政治制度；在文化领域，主张所谓的宽容和价值多元及所谓的新闻自由、舆论自由。思想领域的斗争是伟大斗争的深层问题，对此，我们要反对各种落后腐朽思想，夯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阵地；有力有效反对自由主义，营造良好的肃清自由主义现实危害的环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通过法治来保障思想领域斗争的成果；积极吸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教训，以自觉的斗争意识获取思想领域斗争的主动权。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易受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不够格”、不成熟、不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正确判断。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还不成熟不完善，人们对思想领域的斗争认识不足、能力不强，才为具有顽固性、渗透性和隐蔽性的非社会主义因素留下了滋生的空间。各种思想杂音、思潮紊流以或直接或扭曲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危害社会主义事业。

　　第一，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的新生政权，制度不成熟，在思想领域容易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版序言”中，马克思再次强调：“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这些承继下来的条件和传统，在被现实改造的同时，又不断释放出影响现实的力量，成为鲁迅所言的“因袭的重担”。因而，即使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各个领域获得全面胜利。新生的政权虽然代表了社会历史发展新方向，但在发展壮大前，新生命还是幼小的，容易受到歪风邪气的侵蚀。邓小平曾提醒全党，“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正是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邓小平一方面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的历史成就，但也看到了隐患：“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之所以容易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封建社会在我国历经2000余年，各种封建因素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不可能在短期内肃清。二是革命道路和建设探索的特殊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推翻了“三座大山”，但并不意味着彻底完成了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消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在内的综合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也只是从政治、经济上战胜了封建主义，而没有在思想认识、社会系统等领域实现全面胜利。这些非社会主义因素，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空间，就会滋生和蔓延起来。三是思想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和新生政权的斗争经验有限性。我们党历来注重思想领域的斗争，但思想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远超想象，尤其是具有潜伏性、渗透性等因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并没有完全清除，而是在党组织自身肌体中残留，只要条件允许就有可能死灰复燃。例如，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拜金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等因素就借经济全球化渗透和侵袭人们的思想观念。对此，邓小平特别提出：“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

　　第二，改革开放后产生了多元思想认识和多元价值体系。

　　思想认识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是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如恩格斯所言，“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因而，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理解思想观念产生的基础和根源。一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主义，经过长期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宗法制、等级制和儒家伦理学说紧密结合的精致结构，具有特殊的稳定性、渗透性和权威性。因而，未得以肃清的封建主义残余在多元土壤中再次滋生起来，以或明或暗、或直接或变形的方式呈现出来，“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二是多元经济结构，产生了多元思想认识和多元价值尺度。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集体、个体、外企等元素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尺度。而各种经济成分力量的强弱，会通过思想认识等方式反映出来。三是思想认识多元会解构核心价值认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等宏观目标而言，人们的利益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但在微观经济领域、生活领域，不同利益主体会产生不同的利益需要和利益取向。核心价值观虽然对差异性的利益需要和利益取向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汇聚更大程度的共识，从而对思想认识产生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但蓬勃发展的各种经济主体，无疑会对这种规范和引领作用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这种倾向不能不考虑到，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而“‘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三是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利益表达，对核心价值认同的社会环境（政治局面）有负面影响。马克思指出，思想认识是“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多元利益主体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在此过程中，汇聚起来的利益诉求及其实现方式就会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思想领域的内容。

　　第三，长期的不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使是非问题悬置起来，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迫切需要正本清源。

　　在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利益差异、分析视角差异、目的差异等，各种观点、不同意见会产生交锋或碰撞。面对争论，邓小平的基本态度是：对操作层面的问题允许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但诸如“姓资姓社”等“大争论”，没有达到解放思想的目的，反而造成了思想的混乱，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泛化。对此，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毅然提出了“不争论”。2008年胡锦涛也提出“不折腾”。应该说，“不争论”“不折腾”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大胆尝试，达到了稳定内外部环境的作用，起到了解放思想、防止思想僵化的现实效果，争取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然而，长期的“不争论”“不折腾”，使一些人曲解了这一思想，部分错误思想也借机滋长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没有正确理解“不争论”的实质，认识不到该主张的目的是减少“左”右之争的干扰，抢抓机遇借势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异化为“走过场”，党的优良作风变成“一团和气”，变成了“挠痒痒”，甚至互相恭维。“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使党组织丧失了自我提升、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契机，听任各种模糊思想、不健康的东西存在、蔓延。某些集体腐败事件的爆发，与这种风气的产生不无关联。二是错误理解“不争论”的内容，认为该主张就是提倡一切问题都不争论，任何场合都不争论。邓小平反对的是抽象讨论意识形态的斗争，主张旗帜鲜明地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占领思想政治阵地，“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三是错误界定“不争论”的适用范围，认为该主张就是对社会主义中的一切争议问题都悬置起来。“不争论”的适用范围是一些原则性问题；而对经济社会中操作性的具体问题，还是主张讨论的。四是错误地把“不争论”扩展到历史实践的验证方式上去。看不到“不争论”就是要结束抽象的“纯理论”论战，用具体的历史实践来检验，就是要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去。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四，伴随对外开放的深化，泥沙俱下，思想领域紊流不断。

　　某种程度上，经济全球化既是一个全球经济取得一体化的进程，更是“一个伴随着意识形态运动的政治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逐渐同一，世界交往逐渐形成，促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人们对诸如生存、竞争、个人选择、公众道德意识、经济价值等观念有了更多的思考，形成了价值多元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严峻挑战。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环境相对封闭单一，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整合力较强。多元利益结构打破了这一格局，主导、主流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被“冲击”“淡化”和“消解”，而非社会主义因素甚嚣尘上，可谓鱼龙混杂、紊流不断。二是市场逐利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影响和冲击，主流价值被“淡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思想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自由化和无国界技术现象，还触发价值层面和体制层面的变革，社会主流价值遭遇市场逐利性的侵蚀，货币通约性的放大模糊了思想界限，不同的道德观念发生了竞争与冲突，传统道德失去了既有的权威性。三是多样化社会思潮引发了人们价值观的重塑。“全球化把我们推进激烈价值冲突”之中，全球化语境引发了人类价值的重塑，一方面全球化推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开放，更多的政治信念、精神文化财富、价值观念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进来，但同时，伴随着全球化下文化交流的频繁，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冲突将越来越突出。四是多样化的社会思潮造成了思想领域的“分化”。当前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历史虚无主义借敏感时间节点伺机冒头，以“反思”为名否定改革开放、歪曲党史国史军史；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社会负面情绪和心理，利用社会突发事件的个案，刻意将一些孤立事件和经济民生问题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蓄意挑起舆论旋涡和意识形态事端，企图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二、自由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领域的最大危害

　　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风险和挑战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忽视思想领域的斗争。在思想领域中，既有来自封建主义的贻害，也有来自资产阶级诸如自由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毒瘤的威胁，而后者，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强大助推下，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大危害。

　　（一）自由主义思想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大反映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智识传统”，自由主义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与众不同的思想流派”，其出现不早于17世纪”。在古希腊，自由意味着自治或不受外来的控制状态；而对现代人而言，自由意味着一个在法治之下受到保护、不受干涉或独立的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华盛顿共识”是其完成形态。这种自由主义主张把经济力量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把话语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最终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就其实质来说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向国际化，形成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后的利益主张。话语权力的背后折射出来的利益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利”。毛泽东早看出了自由主义背后的利益因素，看出了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折射：“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可以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由主义话语的输出，就是为了牟取利益。不难看出，“自由”“市场”等概念不过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干预他国政府与操纵市场从而获利的工具；“民主”“平等”等概念也不光彩地扮演了西方国家长臂管辖的角色。自由主义话语背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输出的经济主张和利益攫取机制。第二，自由主义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形成国际政治新格局后的政治话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等幌子，向发展中国家渗透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等自由主义话语，其目的就是要打造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体化”世界格局。正如希法亭指出的，“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其本质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反映和折射，“话语的权利总是与物质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经济权力连属，二者不可分离”。这种秩序的实质就是透过资本主宰一切秩序实现其利润主张，“新自由主义已经登临全球思想、政治和经济力量之巅，所有这些力量都可被动员起来去实现让全世界的人都服从资本的判断和道德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第三，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是非生产性“掠夺式积累”的新（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路径。在传统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中，资本积累一般通过具体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生产性手段来实现。然而，这种获得剩余价值的方式变得愈来愈困难，资本家发现了在自由主义旗帜遮掩下的“掠夺式积累”方式，也就是对资产价值(比如土地和财产)的投资以及债务等非生产性路径。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在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失去房产的背后，华尔街精英却从中获益，就是鲜明写照。

　　（二）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消解因素

　　客观而言，自由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起过进步作用，曾激励人们勇于推翻封建主义；即使对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自由”都是一种美好的政治理念、社会价值和人们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自由也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纲领，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概念而加以倡导、培育和践行。然而，吊诡的是，“自由”这个美好的词语一旦与“主义”勾连起来，其内涵和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成为社会主义的消极因素。

　　第一，自由主义思想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成果。近代以来，在救国救民的实践中，开明人士把握到自由主义与西方进步发展的内在关系，看到了欧美国家的民主富强离不开自由意识的内在支撑，认为自由主义是促进科学发达、工业文明的“心力”，意识到既要学习西方有用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习与之匹配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要摆脱西方奴役和实现自强，就要从制度、意识等层面根本改造自己。尤其是严复和梁启超等，他们透过西方现代科技、现代军事等器物，深入到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制度、价值等层面。五四运动进一步掀起了人本主义、个性解放的大潮，推动自由主义观念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被更广大的群体所接受。此后，自由主义在政治、文化、经济上都有所发展，这既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往何处去”的探索成果，也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具有进步性、革命性的一面，撬动了社会进步的历史巨轮。第二，虽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自由主义毕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剥削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并不因其曾经的进步性而改变。因而，自由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历史必然。无论是近代以来传入的自由思想，还是西方不断输入的自由主义，在这场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背后，是有关是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对于不断释放出消极气味的自由主义，“我们同西方国家的斗争和较量是不可调和的”。对此必须高度警觉，“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决不能天真，决不抱任何幻想”。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更为积极地推行价值观战略，遏制中国、推动中国“政治过渡”是其中的重要目的。随着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敌意和戒备愈益加深。他们采取更直接、更露骨的方式来干扰、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甚至不惜策动“颜色革命”，实施破坏与分裂。这些阶段性变化与国内一些“带路党”“公知”密切配合、遥相呼应。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意识形态风险将是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可能遇到的重大风险之一。

　　（三）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的重大危害和表现

　　随着加入WTO，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生产链、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与此同时，不断复苏和输入的自由主义也对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经济领域，鼓吹市场力量，宣扬“市场万能论”，主张市场力量的绝对化。自由主义思潮借改革开放渗透进来，宣扬绝对自由化、高度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提出“非国有化”“去国有化”“国退民进”等，甚至透过经济主张宣扬西方政治观点，攻击国家宏观调控，宣称“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就是让国有企业的存量资本和增量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由原来的‘计划’（行政手段）配置改为真正交给市场去配置”“市场化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一是通过历史虚无主义为自由主义思想铺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进行思想干扰。他们到处贩卖“市场原教旨主义”，试图“从经济领域摧毁大国根基”，主张抽掉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建立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国有企业私有化加剧、国有资产被贱卖，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二是通过西方的私有化理论瓦解国有企业和公有经济的思想基础，对我国集体主义价值观造成负面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由主义的大旗号令世界，借中国加入WTO与世界接轨的时机，以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为幌子，逼迫中国走进其设下的圈套，由话语幌子演变为经济陷阱，进一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图谋。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明白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以要瓦解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基础。三是借助全球化趋势，以国际经济组织话语为“官方语言”，以民营经济利益维护者自居，对私有经济只讲贡献，不讲问题；对国有企业只讲问题，鲜讲成就，看不到“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这种罔顾事实的“剪裁”对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防范经济危机毫无益处。相反，这种主张的结果只会“把经济自由放任演绎到了极端，过分热衷于私有化，激进地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及过分排斥政府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作用”。

　　第二，在政治领域，标榜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宣扬“宪政民主”“三权分立”，主张实行西方政治制度。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市场机制、普遍宪政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及制度指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造成了巨大威胁。其实质是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这三个“否定”。有人以歪曲的形式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人权入宪”、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及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援引西方的产权与人权理论来解释我国宪法条例中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保护人权的原则，释放瓦解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的腐蚀性因素，毫不遮掩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一是在如何界定我国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挫折和困难等问题上，采取探讨理论问题的形式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借“发展生产力”之由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从而在根本上否认我国社会制度。二是歪曲千年文明史，否定近代革命史，看不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民族独立而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看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三是通过鼓动失业、劳资纠纷等煽动民众游行示威、策划颜色革命试图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其实质就是邓小平所睿见的，“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根本而言，“经济自由主义是按照市场的逻辑表达着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而且这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高度吻合和一致”。在中国的市场经济语境中，资本在通约一切的过程中与权力结盟，经济自由主义成为经济自由诉求的理论表达，主张取消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和干预。

　　第三，在文化领域，主张所谓的宽容和价值多元及新闻自由、舆论自由。自由主义是西方构建、主导和宣扬的话语体系，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用以掩盖其经济图谋的武器。通过鼓吹多元和差异，自由主义主张社会应该对不断增长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提高容纳力，从而使主流价值体系边界不断后缩，主流价值被不断稀释。进步性社会所应该具有的共同价值的坚守正逐步受到冲击，统摄、引领多元价值的能力被不断削弱，造成了社会整体上的道德迟钝和价值混乱。在缺乏一种充满正能量、有关美好生活的理想信念动摇的前提下，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变得越来越平庸乏味，一部分人既没有追求善的勇气和激情，也难以有辨别恶的敏锐眼光和抗击恶的坚定信念。

　　三、思想领域的斗争是伟大斗争的深层问题

　　思想领域的斗争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是我们党能够革命“起家”胜利和“当家”成功的重要凭借。思想领域的斗争复杂而严峻，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警示全党：“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明确指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提醒全党，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以后，要“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错误倾向。江泽民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胡锦涛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习近平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担当，“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一）反对各种落后腐朽思想，夯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阵地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向中明确指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强调：“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对于如何做好思想工作，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也给出了正确的工作方法，“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不断提高对腐朽思想危害性的认识，自觉提高抵制非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侵袭的抵抗力。习近平形象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对此，我们应当做到，第一，建构自主、包容、创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发挥主流意识“守正与创新、整合与凝聚、引领与提升”的引领功能，不断提升社会共识凝聚“时、度、效”，从而确保思想意识传播的活力与秩序。第二，深化融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特点，提升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本领。要在思想领域的“常”与“变”中处理好结构的稳定性与内容的开放性、立场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精神的统一性与形式的多样性、思想的先进性与影响的广泛性等关系，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立场坚定、底色鲜明，形成表达形式灵活、内容充实积极、效果显著的意识形态工作成效。第三，贯彻和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关切好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解决“发展不足”问题的成功，也逐渐克服了“发展不当”问题的挑战，解决好“发展不稳”问题对于满足和激发人们的期望，对于凝聚社会共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反对自由主义要有力有效，营造良好的肃清自由主义现实危害的环境

　　自由主义无时无刻不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产生消解作用。如何认识、克服和解决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是一个艰巨而现实的难题。早在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就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他从民族大局和战略高度出发，把“反对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重要命题提了出来。该文蕴含深厚的革命智慧和斗争精神，对于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活用马克思主义精神要义，展开对自由主义的斗争，具有鲜活的启发意义。

　　第一，以历史担当压实历史责任，破除自由主义不切实际的虚假承诺。自由主义说到底还是思想认识问题，思想出了问题，行动自然就偏离了航向。因而，要克服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就要在思想认识上做大文章。伴随国门打开和世界交往格局的不断发展，自由主义等思潮也涌了进来，这无疑会对政治认知模糊的群体造成政治情感淡化、政治评价降低和政治信仰动摇等不利影响。第二，在意识形态的供给侧发力，提供更多正能量、向上向善的文化作品，引领和凝聚主流价值。“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要唤醒本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不断展现本土生活方式的丰富内涵和持久魅力，就要积极倡导和弘扬本国传统中的正面价值，提供更多的优质文化产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第三，发展和巩固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拓展和深化社会主义因素的经济根基。自由主义源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这是经济根源。要从根本上肃清自由主义，就要从根基上巩固和拓展公有经济的地位，由此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质、不走样，“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习近平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上讲：“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他还从“六个力量”高度概括了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用两个“一以贯之”来指导国有企业的发展。第四，正本清源，划清新自由主义作为学术话语和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界限。自由主义话语在传播中往往会被强化其经济学属性，看似是经济学话语，实则是西方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一方面，对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以经济指标作为唯一的显性指标，“用改革开放解释一切”，而无视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制度优越性因素；另一方面，借“市场原教旨主义”，极力主张一切社会资源的市场化，而无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四个坚持”的市场经济。要把“市场化”的对象和方式说清楚、说明白，要看到所谓经济自由化后面的政治动机，“不能将作为学术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政治化、范式化的新自由主义等同”。其实邓小平早就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事实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不断探索如何有机地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不断释放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活力的过程。

　　（三）意识形态斗争要落实责任制，通过法治来保障思想领域斗争的成果

　　思想领域的斗争复杂多样，确保斗争胜利的关键是完善和落实责任。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把意识形态工作要求体现在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之中，形成“守好一段渠”“看好责任田”的意识形态刚性落实责任制。第一，用制度来规范行为边界，肃清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因此，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重点和关键只能是“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第二，意识形态工作要强化主体责任，形成网格化工作格局。意识形态斗争不是宣传部门或教育系统的单一责任，而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联动。职能部处与条线之间通过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主体责任刚性落实，通过“条块结合双主体、上下联动一体抓”的工作格局，形成网格化工作格局责任界面。第三，强化工作针对性，形成责任落实的闭环督查督导机制。围绕意识形态斗争的主体责任“抓什么、谁来抓、怎么抓”问题，通过责任清单和问题清单，加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体责任落实的系统性、整体性和针对性，形成责任落实的闭环管理机制。第四，形成追责制度，夯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意识形态斗争是严峻形势下的严肃任务，不能马虎。通过追责制度，各个岗位确保竭尽所能、各司其职，而不是敷衍塞责。意识形态斗争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逆的，必须确保在思想领域斗争取得压倒性优势。

　　（四）要积极吸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教训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应对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和侵蚀，也要防止发生在社会主义内部非社会主义因素的死灰复燃或变质，还要积极从苏联解体中吸取教训，以自觉的斗争意识获取思想领域斗争的主动权。第一，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危害。习近平总结国际共运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深刻论证了苏联解体原因是意识形态领域盛行历史虚无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从而瓦解了共产党的领导。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第二，要做好坚持思想领域斗争的思想准备和本领。自由主义是西方取得历史进步的重要思想因素，与西方的强大有割不断的实质关系。但这种价值观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新思维”不加斟酌而直接移植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罔顾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国情，其造成的恶劣后果可想而知。第三，要充分挖掘革命文化在社会建设中的新使命，激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感染力、凝聚力。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因为受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放弃了曾经坚持的意识形态，最终造成了思想意识的混乱。习近平曾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第四，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遭受挫折”，坚定“四个自信”，进一步树立人民对民族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吸取苏东剧变深刻教训的同时，也要看到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也会出现曲折，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尤其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的历史性时刻，我们更要保持必胜信念和战略定力，脚踏实地地不断向历史目标迈进。

　　作者：速继明，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