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泽民在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期间,科学统筹国际国内复杂局势与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鲜明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论述,成功指导了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实践。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土壤,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紧扣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时代要求,贯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个领域,深刻体现了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极大地发展了党的军事斗争准备理论与实践,对做好新时代军事斗争准备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江泽民 军事斗争准备 军队现代化建设 现实启示
[作者简介]周鑫,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苗晓炜,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讲师,海军航空大学。
20世纪90年代,面对世情国情党情军情的深刻变化,江泽民立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回应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明确提出军事斗争准备一系列重要论述,有力回答了“打得赢、不变质”的历史性课题,成功指导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部署,不仅把我们党对军事斗争准备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促进了党的军事斗争准备思想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推动了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的重大转型,而且对当前和未来我军提升军事斗争准备的质效、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及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形成背景
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论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深厚土壤,承续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指引,生发于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现实呼唤,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统一的产物,体现了文化传承与时代创新、理论继承与实践发展的有机结合。
(一)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深厚滋养
江泽民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江泽民经常直接引用古语以史鉴今。他引用“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强调军队必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引用“令严方可肃兵威,命重始于整纲纪”,强调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引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要求军队必须紧跟世界军事科技发展潮流;引用“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强调我军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大胆创新;等等。这些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是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重要论述的文化源流。
在充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精髓要义的基础上,江泽民扬弃并突破了“兵不可废”“武植文种”等传统战争观、谋略观和治军观的历史局限,并不断升华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观察思考军事斗争准备的思维方式、历史眼光和责任担当。他从历史大势出发,科学筹划军事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关系,强调“天下风云突变,古已有之”,在世事多变、很不安宁的形势下,提出“我们的估计和准备宁可复杂一点,宁可多几手,以备万一发生的不测之需……而在军事上则应该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逐步做好必要的应变准备”等一系列新论断,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继承发展,也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新的时代理念、时代价值、时代精神。
(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指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军事斗争问题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重要论述最根本的理论源头。列宁强调:“要竭尽全力以求最快地发展国家的经济,加强国防力量,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军队”。斯大林强调:“在军事上,特别在这种现代化战争中,不能停步不前。在军事上停步不前,就等于落伍……是会挨打的”。此外,恩格斯还以批评普鲁士军队等为例,强调在部队训练中不从实战需要出发,只搞花架子的做法,如此来“组织和训练自己的军队是一定要被打败的”。江泽民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作为军事指导理论的灵魂和基石。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战争威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始终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邓小平对国防与战备工作的思想与理论,为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重要论述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毛泽东依据新中国成立之初斗争的复杂性和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提出加强国防,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武装力量的指导方针,强调“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要求全党全国全军认真做好备战应战准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作出世界大战可以延缓甚至避免的重大战略判断,但从和平建设时期军事斗争的多样性和隐蔽性出发,仍认为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提出“军队还是要随时准备打仗的”要求,从而把国防与战备工作的立足点由随时应付敌人大规模入侵转变为主要应付可能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江泽民正是在这一系列科学论断的基础之上,从全局出发把握“战”与“备”的辩证关系,总结新形势下的军事斗争准备规律,从而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斗争准备理论体系,科学指引了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具体实践。
(三)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现实驱动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日益繁重,国家战略利益安全边界大幅拓展。这一历史性变化,对人民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与此同时,国际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海湾战争更是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革命浪潮。在内外环境交织、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复杂历史关头,通过扎实充分、前瞻务实的军事斗争准备,以主动顺应世界军事发展大势、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成为这一时期军事斗争准备工作不容回避的核心使命与关键任务。
面对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将军事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同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现实需求与紧迫任务紧密衔接起来,明确作出了“军事斗争准备是最现实、最紧迫的任务”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论断,精准回应了时代发展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的崭新课题。这一科学论断不仅高度适应了捍卫改革开放成果、保障民族复兴进程的迫切现实需要,而且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极大地丰富、深化和发展了党的军事斗争准备理论体系,为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科学内涵
江泽民在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军委)主席15年间,着眼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和军事变革态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断研究解决军事斗争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科学内涵、特征鲜明的军事斗争准备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产生于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具体实践,聚焦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要求,贯通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领域,体现了这一时期军队战、建、备的基本规律,并为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以军事斗争准备统领军队现代化建设
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首先在于对其战略牵引地位的确立,即认为军事斗争准备不仅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任务,更是牵引和带动军队整体推进的战略枢纽。江泽民关于把握军事斗争准备的内在规律、明确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以及将军事斗争准备置于军队现代化建设核心位置等问题的重要论述,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军事斗争准备战略定位问题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
在正确认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中掌握军事斗争准备的内在规律。战争与和平,是攸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重大关系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终结,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关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科学论断的同时,进一步认为“虽然新的世界大战和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在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但诱发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和国内局部社会动乱的因素仍然存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要想在激烈对抗的世界丛林中赢得战略主动,就不能不在军事上有所准备。江泽民指出:“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这种对抗是有可能防止和避免的。军事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你准备好了,它就不敢动。”为此,他要求全军必须对战争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决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要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观察和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既要努力提高打赢战争的能力,又要努力提高遏制战争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实事求是地对我国可能面临威胁的性质、程度和方式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切实增强军事斗争准备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从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出发调整完善军事战略方针。面对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高技术竞争,江泽民认为,应密切注视和把握形势的发展变化,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应该适时赋予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以新的内容”。海湾战争爆发后,江泽民判断未来的战争很有可能是局部的、高技术的,所以“我们要重点准备应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是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此基础上,江泽民于1993年1月正式提出“必须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的重大论断,成为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鲜明特征。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人民军队“要把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长期目标,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根据国力的可能,逐步有重点地加强建设”。1995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战略思想,全面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标志着人民军队的军事斗争准备和现代化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迈出实质性步伐。江泽民曾对此评价道:关于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说这是一个革命性转变。正是有了这个转变,才有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调整改革”。
把军事斗争准备作为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整体发展的龙头。军事斗争准备既是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整体跃升的关键牵引,又是打赢未来战争、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保障。江泽民指出:“我们抓紧进行军事斗争准备,也就抓住了当前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我们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通过局部跃升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发展。”新形势下,面对我军现代化水平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军事斗争准备上的转变和军队建设上的抓手联系起来,统筹规划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对此,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三项具体要求:一要努力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优势,努力争取我军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二要构建起适应高技术战争要求的现代作战体系,即要“尽早建立起一个结构合理、功能齐全、反应迅速,能够充分发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效能和国家战争潜力的现代作战体系”;三要坚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搞好我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从总体上看,将军事斗争准备作为指引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抓手,实现了党的军事斗争准备思想体系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引领这一时期国防和军队实践向着以战领建、战建统筹的正确方向加速推进。
(二)铸牢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我军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江泽民强调:“军队的中心任务是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军队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换句话说,军队党的建设必须围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来进行。”这一重要论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准备中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时代课题,牢牢锚定了确立政治建军原则的根本着眼点和目标方向。
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根本保证。江泽民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治军的根本原则,也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和平演变的伎俩层出不穷,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暗流涌动,人民军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多次在关键时刻成为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1989年11月,江泽民在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说明,我们必须把加强政治建设、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1993年9月,在接见广州军区机关师以上领导干部时,江泽民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到“军魂”的高度加以强调,指出“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军建军治军根本原则的内涵。随后,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又从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六个方面具体强调军队“讲政治”的重点问题,并提出解决好这六个方面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进入世纪之交,国际局势的变动给军事斗争准备带来新的挑战,江泽民始终要求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军队,并强调“在这个根本政治原则问题上,全军同志头脑要十分清醒,立场要十分坚定,旗帜要十分鲜明”。这就为军队各级党委加强对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的领导,各级党组织以良好的作风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落实,提供了根本遵循,确保了军事斗争准备的正确方向。
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思想政治建设是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是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思想基础。1994年12月,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必须把它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2001年10月,江泽民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不懈地搞好思想政治建设……打牢部队军事斗争准备和未来作战的思想基础。”为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江泽民在鲜明提出我军“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的基础上,强调新时期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就是“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两个提供”深刻揭示了思想政治建设与两个历史性课题的内在联系,是对军事斗争准备主要矛盾、现实任务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为具体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中的思想政治建设,江泽民要求军队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都要把抓思想政治建设作为首要职责,不断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建设的特点规律,抓住用科学理论特别是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军这个根本,围绕军队的中心任务切实发挥服务保证作用。江泽民关于思想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永葆人民军队的先进性,确保军事斗争准备的正确政治方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继承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20世纪90年代,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企图让人民军队改旗易帜。为应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对官兵思想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江泽民始终强调要重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1998年12月,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军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集中体现了我军的特色和优势,是保持我军性质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丢掉了这些优良传统,我军就会变质”。2004年9月,江泽民强调:“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全军官兵要始终珍惜我军的光荣历史,继承和发扬我军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身体力行地把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为此,江泽民要求总结新的历史条件下建军治军特点规律,注重围绕军事斗争面临的现实挑战抓好部队教育训练工作,以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练兵热情,培养不怕牺牲、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确保官兵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投入军事斗争准备的各项任务。在牢牢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中心环节上,江泽民要求必须不断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强调“要经常对部队进行我军根本职能和光荣传统的教育,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确保政治上的坚定和思想上的纯洁。1994年底,全军部队“四个教育”系列教育活动全面展开,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形势、居安思危,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三)忠实履行人民军队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始终把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忠实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使命,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江泽民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确立为军事斗争准备的核心使命任务,并将军事训练视为部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常抓不懈,要求部队要通过从难从严练就过硬能力本领来有效履行使命任务。
抓住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统一这个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制止“台独”分裂图谋,没有军事手段这一手不行。江泽民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军事斗争方面的重点是要防止台湾发生重大‘台独’事变,防范其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中央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历史问题,为解决台湾问题积累了经验。但随着“台独”分裂势力抛出“两国论”等错误言论并大肆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台海局势骤然紧张。面对严峻形势,江泽民判断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绝非易事,“台独”分裂势力影响下的台湾当局会沿着分裂的道路越走越远,提出“我们要善于进行政治斗争和外交工作,同时抓紧进行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江泽民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可能会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既要有使命感和紧迫感,又要以宽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来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为此,他强调:“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军事实力越强大,‘台独’分裂势力和外国干涉势力就越不敢轻举妄动,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下,从1995年至200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数十万官兵在东南沿海地区接连成功组织实施系列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演习、导弹发射演习、渡海登陆作战演习等,不仅探讨了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锻炼和检验了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的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对“台独”分裂势力给以强烈震慑,对遏制其分裂言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把科技练兵摆在军事斗争准备的突出位置。军事训练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江泽民指出:“军事训练是部队平时培养作风、提高军事素质、增强战斗力的主要手段,要切实摆到战略位置,下功夫抓好,保证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对部队军事训练的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力推动了我军从传统练兵模式向信息化转型。江泽民提出:“要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我军军事训练必须贯彻科技强军战略,开展科技练兵,增大训练的科技含量,推动军事训练向更高层次发展。”1993年1月,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和领导机关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训练上,真正从实战需要出发改进部队训练,提高部队在高技术条件下的战术技术水平。此后,全军部队广泛掀起群众性“科技大练兵”活动,“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成为部队训练场上的主旋律。江泽民在了解各部队训练成果时指出:“现在,全军正在掀起一个群众性的科技练兵热潮。这件事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使部队应付高技术战争的能力有一个显著的提高。”立足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不断深化军事训练内容和方法创新,在江泽民关于深入开展科技练兵重要论述指引下,人民军队逐步探索形成“向科技要训练质量”的战斗力生成模式。
发挥军事理论创新在军事斗争准备中的先导功能。新形势下加强军事斗争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新发展中国特色先进军事理论。对此,江泽民高度重视,指出:“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面对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加速演进的实际,江泽民围绕未来可能打什么仗、怎样打仗的问题,提出“要从我军实际出发,面向世界,着眼未来,努力发展我们的军事理论”。江泽民要求各级大力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他多次组织召开研讨会,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强调“努力探寻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法”。在江泽民的推动下,全军官兵以使命任务为牵引,围绕渡海登陆、联合火力打击、封锁作战等课题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对军事斗争准备具有直接指导价值的战法成果,为有效遂行军事斗争任务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江泽民高度重视人民战争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变化,“人民战争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什么时候也不能丢”。经过科学分析研判,江泽民把我国开展人民战争的巨大优势总结为“我们遏制战争、战胜敌人的基础”,要求“努力从作战思想、作战指挥、力量组合、作战形式、战法运用、武器装备、人员素质、地理环境、战争潜力等多方面,综合寻求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立足现有装备克敌制胜的办法”。这些重要论述,有力指导了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指引我军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四)提升科技强军战略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1995年12月,中央军委作出科技强军的重大战略抉择,果断把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战斗力摆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战略全局的高度。其重点是加强国防科研,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官兵科技素质,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这一战略考量,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趋势,为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加速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积蓄了充足潜力。
把集中力量发展“杀手锏”武器装备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物质技术基础。武器装备是打赢高技术战争的物质基础,“军事技术落后就容易被动挨打”。江泽民对此始终保持着清醒认识,明确提出“必须下大气力把一些‘杀手锏’武器装备搞上去,推进科技强军,切实做好两手准备。这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主动”。海湾战争爆发后,在冷静审视我军武器装备现状后,江泽民意识到我军武器装备与军事强国相比,存在明显的“时代差”,在尚不具备全面追赶的情况下,他进一步明确了在“杀手锏”武器装备建设上要继续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为辅;重视武器装备体系建设;重视质量和效益五个方面的方针政策。而要顺利完成这项工作,必须抢时间、争速度,慢了就失去时机和意义。此外,江泽民还反复告诫全军,发展“杀手锏”武器装备,“总的方针,还是要靠自力更生”,必须着眼于科学技术及信息化战争的发展趋势,树立超前意识,高度关注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新技术,加强对军事前沿技术和新概念武器技术的预先研究,注重技术创新,争取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性、前瞻性、关键性技术和装备。199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正式组建,实现了对武器装备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杀手锏”武器研发和列装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在一系列正确方针指引下,这一时期我国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成就显著,为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了坚实后盾。
把培养造就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关键。人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江泽民深刻指出:“人才是建军治军之本,也是军事斗争准备的关键。”面对海湾战争爆发后世界新军事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浪潮,江泽民坚定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无论武器装备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始终是第一位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见物不见人。”在肯定了人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上,江泽民进而指出,未来信息化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较量将是双方高素质人才的较量,所以“未来的仗能不能打赢,军队会不会变质,关键是人。没有高素质人才,一切都是空话”。为此,江泽民强调要抓好人才战略工程,要按照“具有高度政治觉悟、高昂士气、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懂得现代战争指挥艺术”的优秀人才标准,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此后,人民军队指挥军官队伍、参谋队伍、科学家队伍、技术专家队伍、士官队伍五支人才队伍建设走上“快车道”。大批高素质人才的竞相涌现,有力推动了军事斗争准备走深走实,带动了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向更高层次跃升。实践证明,江泽民“把人才培养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来抓,充分体现了江泽民作为伟大的军事家的远见卓识。
把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必要之举。随着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演变,对军队传统的体制编制进行调整改革,成为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的共同选择,也必然要求我军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随之做出有效应对。江泽民指出:“一切都要以能不能适应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要求来衡量,体制编制问题也不例外,经过衡量凡是适应的就坚持并继续完善,不适应的就坚决改、赶快改”,目的就是要“建立符合现代军事发展规律要求的组织编制体系”,最大限度地优化结构,使之发挥最佳效能。为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科学把握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入手,经过深入科学论证,决定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积极稳妥地推进军队体制编制改革,并坚持把重点放在结构调整和指挥体制上;1995年,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实现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标志着我军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增加数量规模的观念和方式,走上了注重质量效能的建军治军之路。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实现我军现代化的正确选择。”随后,人民军队在20世纪80年代裁军100万基础上,又裁军50万,在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八五”和“九五”期间军队编制体制调整规划的接连实施,到1999年底,以精兵、合成、高效为特征的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基本结束,军事斗争准备中打现代化战争能力和指挥现代化战争能力这两大关键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三、重大意义
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论述,是在世纪之交国际战略格局深刻调整、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来源于对军事斗争实践的深刻总结,又指导着具体实践展开;既回答了如何准备打仗的现实问题,又推动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斗争准备理论体系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重要论述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与突破,就是在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中关于国防与战备、军事与外交相协调等基本理论观点基础上,结合新的世情国情军情,将遏制战争、战备训练、人员装备等军事斗争准备诸多领域的理论观点,整合并上升为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的重要战略课题,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斗争准备理论体系。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重要论述,是其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新形势下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目标和任务,抓住了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正确解决了我军建设和改革的发展方向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一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江泽民创造性提出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明确强调以军事斗争准备牵动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局等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把军事斗争准备与军事战略方针调整、国防科技发展、训练转型升级等重大问题有机贯通起来,体现了以战领建、战建统筹的系统思维,使军事斗争准备由单一的作战准备问题,跃升为牵引我军建设方向、推动我军能力跃升的战略引擎,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的军事斗争准备理论体系的一次重大发展。
(二)奠定了新时期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基石
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重要论述的战略价值,集中体现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坚决维护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周边安全环境复杂敏感。台湾问题作为关乎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大现实议题,关乎核心利益,牵动全局。江泽民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国家安全最大、最现实的威胁就是‘台独’分裂势力。”面对当时“台独”分裂势力活动日益猖獗、外部干涉势力不断插手的严峻态势,江泽民坚持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置于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的核心与关键位置,郑重发出“军队必须抓紧做好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的号令,创造性提出“坚持文攻武备的总方略”,强调在尽最大努力争取实现和平统一前景的同时,也要建设和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形成对任何分裂行径和危机事态的可靠应对能力。
把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具体落实到战略预判、力量准备和威慑塑势之中,是这一历史时期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重要论述所展现出的战略智慧。通过对台海斗争形势科学的分析研判,在政治斗争、军事部署等多个关键领域协同规划,形成了一套多管齐下且能整体发力的综合应对体系。特别是通过在东南沿海地区组织举行的一系列重大军事演习和战备行动,向国际社会有力传递了人民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钢铁般意志和强大能力。这些举措不仅有效震慑了台湾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以及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外部力量,更是从战略层面巩固了一个中国的稳固框架。从更为长远的历史视角来审视,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将扎实的军事斗争准备与国家的建设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将保障国家安全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辩证统一起来,从而为我国成功把握战略机遇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总体稳定、安全可控的发展环境,进而牢固奠定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基石。
(三)提供了应对复杂安全威胁的军事治理现代化科学方式方法
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重要论述,涵盖战略牵引、功能定位、政治保证、基础支撑、方略路径等重大问题,涉及思想政治、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人才建设等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领域,为进入21世纪后我军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了具有普遍方法论价值的科学范式与行动指南。世纪之交,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军事斗争的手段、样式及其制胜条件也随之迅速更迭,军事斗争准备的复杂性、时效性、系统性前所未有。江泽民正是立足这一新的时代背景,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在深入洞察和精准把握军事斗争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系统性地构建起一整套关于和平与战争、训练与威慑、科技与人才、发展与安全、数量与质量等核心范畴组成的认知框架,展现出了深刻的理论穿透力和强大的现实指导力。
江泽民始终强调军事斗争准备越充分周全,战略上就越能占据主动地位,国家安全也越能得到坚实保障,深刻揭示了军事斗争准备在防止战争爆发、有效遏制危机、赢得战略先机方面所发挥的先导性与基础性作用;强调即使在和平时期也绝不能忘记战争的危险,必须将军事斗争准备的各项要求贯穿于军队建设的全领域全过程,要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不断锤炼和提升部队的实战打赢能力;强调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而非单纯的武器,既要坚持用正确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思想武装广大官兵的头脑,也要注重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与高科技知识提升人员的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上述对这些辩证关系的科学阐述与精辟分析,深刻揭示了在未来战争条件下战斗力生成与转化的内在本质与客观规律,为我军扎实有效地做好各项军事斗争准备工作,从容应对各种安全威胁,提供了科学指导。
四、现实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兴军强军的时代要求,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重要论述所蕴含的战略远见和方法论智慧,对做好新时代军事斗争准备具有深刻启示。
要始终绷紧军事斗争准备这根弦不放松。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着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国家安全领域风险挑战交织叠加,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持续上升。习近平主席指出:“全军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安全和发展大势,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扎扎实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只有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立足最复杂最困难情况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对现实存在的外部战争危险和武装冲突风险保持战略清醒,才能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这个命根子。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其核心要义就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习近平主席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军事斗争准备作为一项全局性、系统性极强的复杂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形式的权力分散或思想混乱都有可能动摇根基。新时代的人民军队必须将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紧迫结合起来,将政治建军方略与夺取军事斗争主动权结合起来,在深刻认识政治建军是我军最大的政治特色和政治优势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犯一点迷糊、有一刻迟疑、讲一分条件。
要坚持军事斗争准备的龙头地位不动摇。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习近平主席指出:“全军要深刻认识军队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军事斗争准备的龙头地位不动摇,全面提高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当前,护航“十五五”规划平稳开局意义重大,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任务紧迫,必须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抓住“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这个重中之重,使得新时代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更有抓手、更加聚焦。必须前瞻把握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战争形成演变规律,把我军建设模式和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到创新驱动发展上来,深入贯彻新时代科技强军战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科技创新这个强大引擎发动起来。必须紧紧围绕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把军事斗争准备置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大棋局中谋划推进,同国家发展布局相协调,搞好战略层面一体筹划,以卓有成效的军事斗争准备实现高质量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要在战、建、备一体推进中提升军事斗争准备的质效。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强化战斗队思想,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各项工作和建设、各方面力量和资源都要聚焦军事斗争准备、服务军事斗争准备,推动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有一个很大加强。”当前,兴军强国的内外环境、主客观条件发生许多新变化,对标强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各项工作愈发紧迫。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要坚持以战领建,强化战建统筹,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形成战、建、备一体推进的良好局面”的指示要求,必须着力推动关键作战领域和核心军事能力的跨越式提升,以此牵引整个军事体系的结构优化与体系重塑。必须科学分析、精准把握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实践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与突出问题,把现实斗争、危机应对、战争准备三个环节有机衔接、融为一体。必须在动态发展与综合平衡中,实现备战工作与军队长远建设的深度融合,使军事斗争准备始终成为驱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引擎,确保在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节点上如期形成慑敌制胜、决战决胜的可靠能力,履行好新时代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