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深圳特区建设中存在的资金、设备、技术、专业人才等短缺问题，以及适应军队精简整编的战略要求，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约2万名基建工程兵成建制调入深圳并就地转业。基建工程兵部队通过组织调整、思想教育、实践考察等措施，完成集体转业准备。深圳特区实施“先征地后办手续”、简化户籍审批、税收优惠等政策，顺利完成接收安置工作，并将其整体改编为市属国有建筑企业。转制企业通过革除旧体制弊端、强化质量管控与技术升级，既缓解了特区施工力量短缺的困境，又为国有企业改革积累了经验，同时通过提升基建能力支撑特区吸引外资、强化“窗口”功能。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对理解国家战略与地方实践互动中的深层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深圳经济特区；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以下简称基建工程兵）是执行“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方针的专业化施工队伍。从1979年起，为突破深圳发展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制约，加速改善投资环境，以及适应军队精简整编的战略要求，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约2万名基建工程兵成建制调入深圳并就地转业改编为市属施工企业。此举有力地促进了深圳特区初创时期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面貌改善。 

　　目前学界关于这一历史进程的研究，多以回忆性文章为主，且仍存在若干有待厘清的关键问题。首先，面对深圳经济特区初创的复杂性与军队精简整编的迫切性，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互动协商促成决策？其次，部队内部如何通过动员教育，推动官兵适应从军人到企业职工的根本转变？最后，深圳市政府又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应对大规模接收安置工作的严峻挑战？鉴于此，本文尝试借助有关档案、史料汇编、口述访谈等多种资料，聚焦1979—1984年这一时段，深入考察基建工程兵转业深圳特区决策的形成、部队教育动员与深圳政策实施等各个环节，以期丰富改革开放史与军队转业安置史研究。 

基建工程兵先遣团移防深圳 

　　1979年2月，国务院对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明确提出，将宝安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是完全可能的”。3月，宝安县正式撤县设深圳市。此时全市城区面积仅8平方公里，城镇人口2.3万余人，人均居住面积为2.74平方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城内只有一幢5层高的楼房，道路总长8公里且路幅狭窄。仅有300余人的建筑队伍显然无法满足即将开展的大规模城市建设的需求。12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在“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中明确提出：“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企业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针对深圳建筑力量薄弱、设计人员匮乏及省级建筑单位参与不足等一系列困难，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的张勋甫请示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调派一些城市规划和设计人员”，王震表示：“和中央军委联系派工程兵来”。张勋甫提出“工程兵也要找好的”。于是，中央军委于1979年冬调派基建工程兵组成先头部队进驻深圳，参加深圳市的初期建设。 

　　鉴于基础建设对专业技术力量的需求，基建工程兵总部抽调驻鞍山的基建工程兵冶金系统第1支队进驻深圳。该部队为国家冶金建设主力，在“工改兵”前便曾参加过鞍山钢铁厂、武汉钢铁厂等国家重点工程，后调至四川江油建设长城钢厂，具有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先遣团调动之前，冶金指挥所与第1支队领导于1979年6月组成40余人的考察小组，提前赴深圳展开调研。考察小组历时半个月完成对深圳社会经济、城市发展、边境管理、社会治安、社情民意、水电道路等的全面考察。而后，基建工程兵部队冶金系统于1979年冬抽调第1支队1团的3个土建连、1个汽车连、1个机械土方连共1041人进驻深圳，并成立第1支队深圳指挥所（师级），同时将从第36支队调入的2个土建连划归第1支队深圳指挥所。为保证部队指战员的身体健康，又组成一个较强的卫生队至深圳。至此，基建工程兵先遣团第1支队深圳指挥所“共计2000多名干战职工”。 

　　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深圳特区在中央政策支持下大力发展基本建设。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强调要将深圳建设为综合性“经济特区”，“在建设步骤上，先搞好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为吸引侨商、外商投资创造条件”。此时，深圳特区规划建设用地约110平方公里，待建设面积较大。中共中央赋予深圳特区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如下放基建项目审批权限、放宽对贷款的限制、允许地方财政五年内不上交等。因此，深圳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得以集中必要的资金，聚焦交通这一关键因素，通过成立“七通一平”工作组，以“五统一”为方针，完善城市基础工程。 

　　先遣团在深圳特区基础工程和楼宇住宅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截至1981年6月，“部队在深所承包的四十一项工程中已有三十项交付使用或者即将交付使用”，“计建筑面积三千一百平方米”。其中，为尽快改变特区交通面貌、便利客商进出，基建工程兵部队于1981年春节前夕承接了罗湖火车站东广场改造工程。原施工方因地基松软且临近春节人手短缺，难以推进。指挥所紧急调遣3个连队，24小时不间断施工，5天时间就将常年积雨、低洼泥泞的黄土地改造为平整坚实的市政道路（今建设路）。罗湖火车站改造的完成，使港商对特区的第一印象大为改观。此外，部队“仅用253天时间就完成了二十层电子大厦的混凝土框架结构”，使项目提前3个月竣工。作为当时特区最高的建筑物，电子大厦成为特区吸引外商投资的标志性载体，“被评为全市的优良工程”。在1982年7月的全市工程质量大检查中，基建工程兵因施工质量较好、技术力量完备，受到市政府的表扬。截至1982年12月，包括基建工程兵在内的12000名建设者，建成了深南大道等18条道路，质量均达到国家标准。1982年全年，特区共完成“基建投资总额六亿三千多万元，竣工面积九十二万七千平方米……市区内新建和扩建二十九条道路共长五十四公里”，城市面貌和交通条件已得到显著改善。 

　　在保证施工进度的同时，基建工程兵先遣团不断提高施工技术水平以适应深圳城市建设需要。1982年2月，王震到深圳视察电子大厦建设工地，鼓励战士们“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掌握过硬本领，为深圳特区建设作出贡献”。随着深圳在全国率先发起建筑业管理体制改革，为提升基建工程兵在建筑市场中的竞争力，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部队及时调整组织机构、组织技术培训，多次派有关人员到地方对口单位取经学习，通过开展“创全优，争一流”等活动提升施工质量。各连队通过求师学艺、反复实验，掌握数十种装饰工艺技术。其中四连的技术水平“从原来全连平均零点五级提高到四点五级”，在深圳市70多个建筑队伍技术评比中名列第二。 

　　在完成多项施工任务之余，基建工程兵先遣团还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积极为人民群众修路，这为深圳市后续接收2万余名基建工程兵转业、改编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在1980年深圳防洪抢险斗争中，几十名部队指战员紧急调集重型吊车和起重机械设备，涉水启开闸门，使受淹地方迅速退水，“为深圳人民立下新功”，受到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嘉奖。此外，从1982年2月到春节前，“部队共出动一千五百多人次，平整道路三千多米，疏通排水沟两千多米，清除垃圾五十余车”，保障了城市道路畅通。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高度评价这个团“政治素质高，技术力量强，机械设备好，是深圳特区开始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1982年3月27日至4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到广东和特区检查工作，在听取深圳负责同志汇报后说：“两年多时间，国家、省没有给多少钱，就是靠中央给的方针、政策，平地起家，搞成这个局面很不容易”。作为深圳建市初期的核心建筑力量，基建工程兵先遣团在市政基础设施奠基阶段发挥了先导性的关键作用，也为后续基建工程兵成建制转业深圳打下了坚实基础。 

央地决策基建工程兵成建制转业深圳 

　　自1980年起，人民解放军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精简部队，“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改革体制”。铁道兵与基建工程兵在20世纪80年代的集体转业，是中国军队精简整编的重要事件。1982年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向基建工程兵领导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撤销工作逐步展开。在此背景下，鉴于基建工程兵先遣团在特区建设中的卓著成效，深圳市政府主动向部队提出批量接收转业人员的意向，但涉及官兵成建制转业的地方安置工作，既关乎军队改革全局，又涉及多方利益协调。为此，中央军委委派基建工程兵副参谋长徐馨来、工程部参谋廖成林等人组成基建工程兵转业深圳工作小组，与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分别商谈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深圳的实施方案。 

　　关于是否接纳如此规模的基建工程兵的转业安置，首先在广东引发了讨论。支持者强调，从长远看，接收部队“对广东基建工作有利无害”；反对者则认为，在大规模压缩基建背景下，广东自己的基建队伍都面临着“吃不饱饭”的局面。深圳市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主张接受工程兵的一方认为，“他们有着解放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让他们进入深圳，对特区的建设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担心的一方则认为，“中英正在进行收回香港主权的谈判”，军队入驻深圳会“对港澳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加之深圳特区刚成立，生活必需品紧张，物价上涨，工程兵及家属的安置任务艰巨。在此背景下，深圳对是否接受基建工程兵转业安置尚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基于自身建设需求和部队技术设备力量，深圳市政府逐渐明确接收意向。军队转业干部一直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技术人员及资产设备，更是一笔珍贵的人力、物力资源。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听取了主管基建工作的市政府副秘书长舒成友的建议：“应该接”。这是因为，一是符合特区建设的需要。原宝安县的建筑公司人员流失严重，“只剩下300人左右”，年轻的技术人员尤为缺乏。二是特区亟须培养自己的建筑人才。随着深圳建筑市场的开放，省外和省直属单位的基建队伍开始进入深圳，但这些队伍不够稳定，无法长期服务深圳开发建设，也不利于特区自身基建力量的培养。三是基建工程兵部队有着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难、纪律严明等优良传统。听完汇报后，梁湘随即派舒成友携其手写信件赶赴北京，代表深圳市政府与基建工程兵司令员李人林等商议调2万名工程兵进深事宜。3天后，李人林给梁湘回信，表示若部队调动，队伍可携带“固定资产6000万元、流动资金近1亿元、设备总值5161万元”的“嫁妆”。 

　　特区的“特”在于广泛对接国际市场，而能否大量引进外资是其成败关键。借鉴国外经验，提升外资吸引力的首要步骤便是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其中“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彼时，中央财政资金紧张，深圳自身建筑力量匮乏。在此背景下，具备丰富的道路、交通建设经验的基建工程兵队伍，其专业技术和设备优势成为深圳快速启动大规模市政建设的现实选择。因此，梁湘在收到李人林回信后，认为接收2万名基建工程兵“确实是门当户对的一门亲事”。几日后，经中共深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深圳正式决定接收2万名基建工程兵。同时为避免对港澳的影响，部队进入特区时一律不携带武器，全部改穿便装。 

　　为顺利接收2万名基建工程兵，广东省、深圳市相关领导多方开展统筹协调工作。先是深圳市政府派市基建办公室副主任丁学保前往北京，与基建工程兵总部进行联络。基建工程兵总部表示，部队大规模调派需要广东省人民政府来函商调，并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而此时广东省政府对是否接收基建工程兵尚存争议。1982年3月，李人林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的王全国专程赶赴深圳，向在深圳视察的谷牧汇报工作，希望中央能协调、支持基建工程兵调入深圳一事。李人林汇报后，谷牧问王全国：“广东省这边你能不能解决？”王全国表示尽快回广州向省委汇报，牵头解决深圳在基建工程兵接收工作中的各类困难。谷牧回到北京后为此做了许多协调工作。广东省省长刘田夫和梁湘也利用在京开会的机会，特地拜访从广东调回中央工作的习仲勋，习仲勋认为：“基建工程兵去深圳是件好事，你们应该支持”。 

　　1982年7月9日，深圳市政府就基建工程兵部队2万人改编为深圳市基建队伍一事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函请示。8月，深圳市、广东省、基建工程兵总部三方达成移交意向，共同起草报告呈送中共中央。8月1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发布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同时“成立基建工程兵撤销工作领导小组”，由“谷牧同志任组长”。10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调基建工程兵部队二万人到深圳市执行任务并改编为施工企业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同意“先调基建工程兵31支队率302团、303团、304团，2支队16团、19团，石化指挥部802团，共1个支队机关、6个团约1.2万人，到深圳市执行施工任务”。同时，《批复》强调视基建工程兵撤改进展情况，从1982年第四季度至1983年第二季度，将2万余名基建工程兵分期分批调入深圳。 

动员基建工程兵转业深圳 

　　撤销基建工程兵、实施部队集体转业是一项重大的体制改革，任务异常艰巨复杂，涉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困难。最早获知该消息的部队机关中思想并不统一，多数人因深圳基建滞后、生活艰苦且自身临近退休，担忧落户困难及退休待遇无保障等，不愿转业深圳。为此，部队曾多次派出考察小组前往深圳调研。调查报告经内部传达后，支队机关干部对于是否转业深圳仍有较大争议，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部分干部更倾向复员回乡。针对此种情况，基建工程兵撤销工作领导小组在拟制《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实施方案》时提出：“少数本人确有困难不能集体转业的干部、战士，纳入全军计划转业、退伍”。 

　　“撤销改编采取先部队后机关的顺序进行”，“配好领导班子”是撤销改编的基本原则之一。《批复》正式发布后，不想去深圳的干部转业申请成倍增加，9位师级干部中仅2人选择随部队转业至深圳。对此，中共基建工程兵31支队党委及时调整组织体系，先后调21支队副支队长王树林任31支队副支队长，调82支队副政委刘更申任31支队副政委，将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时振山提升为副支队长；决定由王树林、刘更申、时振山会同支队总工程师熊熙超共4名副师级干部，31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谷金岭、后勤部政委刘德胜率31支队师机关及302团、303团、304团集体转业到深圳。 

　　统一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认识是部队顺利转业深圳的基础。为此，部队内部通过干部集训等形式开展了大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组织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就撤销改编事宜逐层开展动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31支队机关要求“认真搞好部队移防中的思想教育工作，有针对性的制定教育方案”。部队领导结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基建工程兵撤销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以及基建工程兵政治部下发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撤销动员教育提纲》，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战士、先集体讲课后个别谈话的工作方法展开详细的政策宣讲。一方面，突出“实行鼓励集体转业的政策，政治上基本保持现有待遇，经济上不降低收入”，“干部、战士和职工，一律保留现有工资待遇”等有关规定，以此打消干部和战士的思想疑虑。另一方面，宣讲深圳经济特区“窗口”的重要意义和特区的优惠政策，指出广大干部、战士以工人身份继续服务国家经济建设、提高特区经济效益，使命光荣。经过宣讲动员，干部、战士逐渐认识到，“工作单位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为四化建设做贡献的思想不能变，这样才是党的好干部、好党员，人民的好战士”。 

　　基建工程兵转业深圳后的户籍政策和工作属性进一步消除了绝大部分干部、战士的思想顾虑。经过一系列宣讲动员后，基建工程兵31支队下属4个团内来自湖北、云南、河南等省份的绝大部分农村义务兵表示支持和拥护部队转业深圳的决策。他们认为，相比复员后回乡务农，在深圳国营企业有一份正式工作，起码能够保证吃上国家正规的“商品粮”，并且家属子女还可以随迁落户深圳。原基建工程兵31支队司令部通信科译电员聂进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兵15年，家属才能随军，又或当干部家属才能随军。前往深圳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户口问题，还能解决伴侣与子女的户口问题，因而许多基层农村出身的士兵非常愿意来深圳”。“也就是这部分人，后来成为了公司的绝对主力”。 

　　但是，来自较为富裕地区的农村和城镇战士（如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大都坚持选择回乡发展。31支队在深入分析战士们思想状况、兵源地及家庭背景后，进一步动员城镇战士转业去深圳。一方面，支队政治部援引抗美援朝胜利后干部、战士集体转业地方的历史案例进行宣讲，号召干部、战士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自觉为党为国分忧，在去向上“党叫走，去向待遇不伸手；党叫留，努力工作争上游”。另一方面，支队从现实角度阐明，转业为深圳市属国企相较回乡自谋职业更具保障。此外，下属302团还开设为期3个月的“转弯子”学习班，由政委和政治处主任牵头，组织宣传、组织、干部、保卫各股制定方案并派工作组下营宣讲。 

　　由于“宣讲人员自身对深圳也不了解”，宣讲“效果十分有限”。针对这一情况，基建工程兵再次组织十余人的考察团赴深圳考察，结合考察报告继续“转弯子”教育。最终，31支队机关和302团、303团、304团累计调深人数占应调人数的96.8%，未进深圳人员有245人，其中支队机关30人、302团15人、303团190人（含在汉中啤酒厂施工的二连150人）、304团10人。 

　　经过组织调整和思想教育等一系列工作，基建工程兵部队已具备大规模调动基础，总部及支队开始着手拟定整体调动方案。31支队再次安排考察团赴深圳调研。1982年10月14日，徐馨来、廖成林和即将转业深圳的基建工程兵各团团长、政委、施工与技术负责人、后勤负责人组成了40余人的考察组，到深圳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考察。深圳市对此次部队调研、考察极为重视，市主要领导以及深圳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王世伦会同深圳建设单位冶金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南方分公司、中国建筑总公司广东分公司深圳四公司及华泰公司领导与考察团召开座谈会，同时安排考察团到罗湖区、上埗区等当时深圳正在开发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经过调研，考察团对于特区的由来、办特区的战略目标、主要问题和困难以及特区未来发展远景有了初步的了解，从而进一步明确了2万名基建工程兵整体调动方案，并与深圳市商定了部队转业的营地选择、施工前景、技术力量、工程设备等诸多问题。 

　　1982年11月起，“两万基建工程兵先后从上海、天津、唐山、沈阳、本溪、鞍山、汉中、西安、郑州等地开赴深圳，支援特区建设”。基建工程兵冶金系统部队于同月起，“分批将三个支队共一万零五百人调入深圳，包括驻广东省一支队指挥所及所属部队一千八百人，驻河北省唐山市的二支队十六团、十九团四千七百人，成建制调归深圳市；另从一、二、三支队共抽调四千人，组成连和营”。截至1983年9月15日，31支队机关和302团、303团、304团累计调进深圳53列军列，车皮1484节，运进8331人。其间，基建工程兵部队“边调遣、边施工”，31支队开工面积达111177平方米，竣工面积达3752平方米。施工重点围绕罗湖区、上埗区共24平方公里城区的道路、供水、排洪和平整土地等“七通一平”基础工程建设，使深圳特区的基础交通面貌大为改观。 

　　随着部队调遣工作的完成，深圳市人民政府宣布从1983年9月15日起，2万名基建工程兵就地集体转业、改编为国有市属施工企业。转业改编后，各公司按照新的编制方案实施细则组织实施。在抵深部队完成由“穿军衣的基建骨干队伍”到“穿便衣的基建骨干队伍”的身份转变期间，302团承建了部队抵深后的第一项工程任务——深圳南头直升机场工程。该团仅用146天的时间，提前半年将机场跑道、停机坪、候机楼交付使用。由于项目建成速度快、质量好，被誉为“中国机场建设史上的奇迹”，市政公司也因此在特区建筑业中赢得“铁军”的美誉。南头直升机场的落成为深圳市形成陆、海、空运联成一体的交通网发挥了重要作用，基建工程兵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深圳部署接收2万名基建工程兵 

　　2万名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深圳，既是特区建设的重要机遇，也是对城市承载能力的严峻考验。为此，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就用地规划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部队用地问题进行提前部署。 

　　在部队生产、生活用地方面，1982年11月2日，中共深圳市委常委会决定成立基建工程兵改编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了4个相对集中的基地点，明确了队伍进入深圳的具体指标。在部队基地建设用地方面，23日，改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关于“基建工程兵部队基建用地问题”会议，会议划出竹子林、猫颈田等7个建设基地的区域范围，并打破常规，达成了先征地后补办手续的统一意见，同时强调提前做好人民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且要求相关生产大队会后立即进行现场勘察，以便部队即刻动工。在基地建设资金安排上，深圳市计划委员会于1983年1月14日批复了深圳市基建工程兵调迁办公室关于该年度基地基建工程计划，同意由市财政安排资金1000万元以建设住宅54500平方米，并要求部队“抓紧组织设计施工，尽快完成建设任务”。 

　　深圳市政府通过政策创新，平稳推进基建工程兵家属的接收安置工作。在落户安置上，依据“集体转业人员及其随军家属子女就地落户”政策，深圳市政府抽调人事局、公安局、劳动局人员组成专项办公室，统一办理调动入户手续，明确要求“于1983年9月底前完成改编人员的转业及落户事宜，并规划五年内分批解决包括未随军家属在内的6000户落户问题”。对此，梁湘进一步指示：“要抓紧做好接收安置工作，家属分批进来、逐步安排，做好思想工作，具体工作要做细，考虑要严密”。在就业安置上，深圳市政府及时批准招工指标，规定“凡符合招工条件的家属可以参加招工考试，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同时鼓励部队“内引外联”创造岗位。如302团成立深圳市香梅劳动服务公司，半年解决90名家属就业。此外，公司还以补偿贸易方式与香港同益公司合作办汽车修配厂和文锦渡饭店，在为随军家属提供工作岗位的同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了公司收益、带动了特区经济发展。303团成立劳动服务公司，增加工作岗位200个。304团将贵州安顺建材厂迁至深圳安置135名随军职工。这些“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工厂，不仅帮助家属就业，还为企业积累了创业资金。在子女入学保障上，针对部队反映的办学困难，市教育局简化人事调动手续，支持303团、302团自办子弟小学并调派军属任教，确保了学校及时开学。 

　　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通过走访慰问和政策支持，着力解决基建工程兵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在物资供应方面，要求市属部门全力支持部队改编，保障粮油、副食品、建材等生产生活资料供应，并批准部队在驻地筹办小型汽水厂、开设综合商店以解决驻地偏远、购买副食品难的问题。在用水、用电和住房方面，针对部队普遍面临的缺水缺电、“战士只能去香蜜湖那边用桉树水洗澡”以及就医难、居住条件恶劣等困境，中共深圳市委有关领导于1983年1月30日慰问31支队时明确指示分管部门要尽快研究解决，落实资金解决医院建设、用水和永久性住房问题，“资金先用原来的，不够将来搞贷款”。在应对突发灾害方面，市政府和特区建设集团及时发放救灾补助。9月，强台风导致“基建队伍住的工棚十有八九被刮倒了”，其中31支队损失约428.6万元。针对灾情，市政府紧急下发外汇券，调拨应急食品，并召开救灾会议安抚部队。灾后，市政府明确要求停止建造半永久性住房，且现有建筑若与规划冲突则应拆除，指示“部队营房建设、宿舍问题要抓紧落实，尽快建好永久性住房”。 

　　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后面临着“无工可干”的困境。当时，深圳建筑业正推行招投标改革，这迫使原来由国家“管、统、包”的部队骤然面对市场竞争，出现严重的体制不适、经济窘迫与大面积“窝工”情况。部分单位甚至难以按时发放工资。面对企业连续亏损、资金匮乏的困境，深圳市政工程公司逐级申请贷款。为此，市政府一方面为部队提供资金支持，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深圳分行提供数千万元贷款，帮助7个转制公司更新技术装备、增加材料储备，提高施工能力和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梁湘等市委、市政府领导深入部队，鼓励官兵“适应特区形势”“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技术好和思想工作扎实等优势，尽快提升管理水平和经济条件，强调需在转型期提供必要的扶持。深圳特区充分运用银行贷款进行市政基础建设和土地开发，也是特区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突破。 

　　面对基建工程兵转业初期的困境，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采取多项措施予以扶持。梁湘要求部队“先搞体制改革”，“贷款把生产先搞上去，任务安排好”。在政策支持上，“市政府允许300万以下工程可以议标，不用招标”，并为部队争取到二线工程中的公路修建、罗湖联检大楼、皇岗口岸、文锦渡口岸等工程任务。在财税以及土地政策上，对改编企业实行“利润包干”和“五年免税”的优惠政策，同时“划拨150万平方米的土地”用于部队开发建设。改编后的企业也积极转型，于竹子林驻地建立学校、组织技术培训提升业务水平，并学习先进企业管理经验。例如，市政工程公司制定“100分考核标准”、举行双文明劳动竞赛、按获奖级别加分等举措强化质量管理。企业转型成效显著，如深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建深圳市教育学院教学大楼时运用新工艺和机械化，提前完工并创下了两万工程兵进深圳后的首个市级优质样板工程。市政工程公司“无论安全还是质量都是先进单位”，“外地工程每年收入都在10亿左右”。这些成效的取得，与这些改编企业的施工管理制度改革、劳动用工与工资制度改革密切相关，有效调动了职工提升专业技能和工作效率的积极性。通过吸收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这批企业为深圳培养了一大批城市建设专业人才。其中，“输送到全市各单位的8000多名官兵，成为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深圳特区各条战线的骨干人才”，填补了深圳建市初期的人才空缺。 

　　经过改革的洗礼，基建工程兵不仅快速适应了市场化环境，更成为深圳早期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改革的先行力量。截至1984年2月，原基建工程兵某部在深圳已承担大小工程100多项，且有54项交付使用。在住宅建设上，“创造了平均6天建一层楼，最快的5天建一层楼的高速度”。其建设的大量楼宇住宅，直接改善了特区投资硬环境。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经过工程兵基地时，梁湘汇报道：“特区进了两万工程兵”，“现在体制改变了，施工速度和质量也赶上来了”。美国学者马立安对此评价：“中央的改革派官员在20世纪80年代帮助了深圳，把从部队复员的工程兵派遣到深圳，这些人成了建筑工程公司的主力。”得益于包括基建工程兵在内的建筑施工单位对深圳市政面貌的大力改善，极大地增强了深圳特区的吸引力。至1984年6月，来深圳投资的客商来源“已由原来只有一个香港地区发展到现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主体从“初期的小商人和小企业发展到大客商、大财团和跨国公司”，投资规模“由初期几万元港元发展到现在上十亿港元”，投资项目形式也“由初期的简单来料加工发展到合资、合作和独资经营的大的综合项目”。 

结语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与我国开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基建工程兵转业深圳具有深远意义。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表明，特区基建与政策优惠是吸引外资、推动经济腾飞的关键。1984年，来深圳参加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第四次年会的日本兴业银行调查部长小林实曾指出：“西太平洋经济圈，将成为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并强调“应当把中国四个经济特区摆在西太平洋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连接点上加以考虑”。基建工程兵调入深圳，正是国家为优化特区投资环境、夯实发展基础的重要举措，部队承接的“七通一平”、楼宇住宅等项目，显著提升了深圳的城市吸引力，有力助推了深圳地区生产总值的跃升。部队在改编转业过程中的央地决策互动，更是体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精神。 

　　深圳从“经济和市政设施都比较落后的边陲小镇”转变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新兴城市”，离不开基建工程兵的努力奋斗。从1979年底基建工程兵第一批部队进入深圳到1983年集体转业，他们完成160余项工程，竣工面积7万多平方米，完成建设投资4500余万元，在道路、桥梁、清淤、排洪及楼宇建设中承担重任，为深圳特区“七通一平”基础建设顺利完成做出巨大贡献。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时指出：“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截至2013年，基建工程兵部队在深圳建成了高层建筑690栋，面积1849万平方米，完成福田中心区、深圳湾等片区移山填海约40平方公里。仅2010—2013年，企业总产值便高达347.1亿元。部队进入深圳改编为市属施工企业，是贯彻中央国民经济调整方针与军队改革的必然选择。此举既缓解了军队精简压力、开辟了退役军人安置新路径，又为深圳特区注入了技术力量与组织优势，对促进军队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1979年至今，基建工程兵部队通过改编、技术、质量与管理创新逐渐成长为深圳建筑行业与房地产的支柱，加速了深圳城市化进程。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先锋，以深圳市建设（集团）公司为代表的改编企业在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领域积极探索，勇于实践。2022年，由原基建工程兵组建的深圳市退役军人拓荒牛红星堡垒户，被列为退役军人“关爱综合体”典型，成为社会服务的时代标杆。基建工程兵成建制调入深圳并转业安置为市属国有企业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军队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复杂性和创新性，对理解国家战略与地方实践互动中的深层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民军队优抚安置史文献整理与研究”（21&ZD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石英辛，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翔，历史学博士，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