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10月，在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下，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这场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在这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广大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拥有世界上最先进装备的美军交战，这促使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大大加速，武器装备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也由此起步。

　　［关键词］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武器装备；现代化；国防工业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各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武器频繁亮相，赢得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新中国国防工业完全是在旧中国留下“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取得的一次次跨越时代的发展绝非易事。而75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下简称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正是我国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起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的：“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帝国主义再也不敢作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这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也促使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大大加速。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曾感慨，武器装备在“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确实，通过这场全新的战争实践，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大加深了对国防现代化重要性的理解，对此后几十年间的中国国防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武器装备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也由此起步。

　　一个国家的武器装备水平，是由自身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引进的能力所决定的。近代中国在世界发展的大潮中错过了工业化时代，绝大多数地区在全国解放前夕还停留在农业自然经济状态：在结构上，当时中国社会总产值的90%为农业，工业产值只占10%；工业结构中轻工业所占比重90%以上，机械工业所占比重不到10%。中共中央从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进京前，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与此同时，旧中国军队的武器主要来自国外，而列强在对华欺凌时也多售卖一些杂七杂八的武器，导致军队的装备被称为“万国武器博物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新纪元。不过，受国家经济、科技落后的制约，人民军队的装备还十分落后。据曾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12年的摄影家侯波回忆：“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足足站了6个小时没有休息。宣告新中国成立、广场上万众欢腾、受阅的三军部队依次通过”。侯波在镜头里发现，“毛泽东的表情始终凝重”。因为受阅的武器装备还很落后：日制九七式“老头坦克”、150毫米“花炮”、德制七九步枪、捷克式轻机枪。受阅的武器是“万国牌”，很多还是别国淘汰的旧品。一辆装甲车正行驶到天安门西侧，突然因为机械故障熄了火。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赶快把自己这辆车开上前去，顶住前面开不动的车，一直顶到西长安街。这个过程，城楼上的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这已经是人民军队手中最好的装备了。当新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机飞过广场上空，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那天的心情，毛泽东后来说：“又愉快又不愉快”；“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上述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并不能很快扭转，这主要受经济技术水平低下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突出表现就是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据统计，195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仅为100亿美元；而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同年9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的祝词中就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然而，当时既需要抓紧推进工业化建设，又迫切需要裁减军队，压缩国防开支以恢复经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党和政府一直把恢复国民经济摆在第一位。近年来公布的材料也证实，1949年末毛泽东访苏同斯大林会谈时，都认为近期不可能发生两大阵营间的大规模战争。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会谈。他对斯大林表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斯大林认为：“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毛泽东在1950年6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仍表示：“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基于这一认识，新中国军事工作的重点就包括准备解放台湾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地区的任何进攻”，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军队为主，英、法等15个国家有少量部队参加的“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美军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南北分界的北纬38度线（通称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美国试图扩大其在亚洲的军事干预，打断了新中国原定的建设规划。胡乔木曾回忆：“事实上，我们出兵的决策是很难下的。”“我们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愿的。老实讲，当时内战刚刚结束，我们国内一大堆问题，我们绝不可能鼓动朝鲜发动战争。”也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会词中所指出的：“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由此可见，抗美援朝战争确实是我国不得已而为之，而这又与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装备力量薄弱有很重要的关系。

　　总之，从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国防建设的总体情况看，军事建设的基本目标并未考虑到即将爆发的这场战争，建设一支世界先进的新中国国防军的理想还仅作为远景目标而未制定具体规划。

　　1950年10月的上半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多次、反复的讨论，最后决定出兵朝鲜。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指出：“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从朝鲜战争爆发到决定出兵朝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军事装备方面做了较多准备。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一方面，中共中央仍然希望不影响国民经济恢复的大局，继续复员陆军。据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回忆：“六月三十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天，周恩来总理把我找去，向我转达了中央对当时形势发展的估计和我国的态度。他说……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同日，《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〇年复员工作的决定》中也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除台湾和西藏尚待解放仍有严重的战斗任务外，全国已开始进入经济建设的新阶段，人民解放军也将随之从战争状态下转入正规建军的新时期。在国家生产建设开始时，人民解放军既必须进行一部分复员，去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工作，以帮助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必须继续加强国防军的建设，以捍卫人民祖国。这就是巨大的、光荣的双重任务”；“复员工作的总原则，是服从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军建设的需要，并使二者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紧邻朝鲜的我国东北地区迅速增强了兵力，加强了备战。朝鲜战争爆发前，我国东北地区因为三面环绕友好国家，因此在兵力配备上较弱。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未雨绸缪，使中国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从此将战略重点向中朝边境转移。同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还作出了加速特种兵建设的决定，立即增编4个飞行团、3个战车旅、18个高射炮团和10个军的队属炮兵。为保障大城市和工业基地安全，中央军委还制定了防空计划，将空军第4混成旅，部署于上海担负防空任务；将15个高射炮团和1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于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担任对空防御，并将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储备物资向北部迁移。此外，为入朝作战，各军兵种编制的规划也有很大变化，如海军停顿了多数建设项目而让出经费给空军。虽然各兵种在年底之前未能完成原定的组织训练任务，但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从1950年7月起，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反复研究如何抗击美国侵略。此时，在冷战格局中勉强与美国形成对抗一极的苏联在实力上弱于美国，因而在朝鲜问题上退缩到第二线，希望中国能站到“抗美”的第一线。苏联同意有偿地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空中力量掩护中国国内部分地域，这给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10月2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一做法有利于避免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

　　为了解决出兵朝鲜的急需，志愿军入朝时中央确定了对技术兵种“边打边建”的方针，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又以空军、炮兵（包括高射炮兵）为重点。入朝的第一批志愿军虽使用现有装备，但同时又要求苏联提供配套的武器以尽快实现换装。1950年10月，志愿军开始入朝作战，苏联援华工作随之就出现了一个质的提升。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志愿军入朝后，苏联提供武器就变得比较顺畅，陆军武器虽然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用过的产品，但空军还是供应了现役最先进的战斗机。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第一批提供给中国的喷气式战斗机大多是其空军感到不满意而开始淘汰的米格-9喷气式战斗机，中方刚开始使用就感到在空战中难以对抗美军的F-84战斗机，空军负责人因此与苏联顾问发生了争吵。斯大林得知此事引发中国的不愉快后，从两国关系全局考虑马上表示歉意，并同意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战斗机。有了这批当时世界上一流水平的战斗机，新建的中国空军就能与装备同档水平的美军F-86战斗机进行对等交锋。

　　志愿军入朝时，苏联表示提供的武器费用由中苏两国“共同负担”，即以“出厂价五折”交付。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因时间紧迫，仍使用过去在国内缴获的多国“杂牌”武器，国内又缺乏弹药生产线，所需子弹、炮弹和部分装备零件只好以国内“打扫仓库底子”的方式搜集，几个月后就感到供应困难。1951年初，苏联运到的武器装备了第二批入朝部队，年内共有37个步兵师的装备列装。这时，因朝鲜人民军的装备不足，中方将其中3个师的装备无偿地送给朝鲜人民军。斯大林得知了此事后决定再无偿地送给中国20个步兵师的装备。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总计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装备，其中大部分算是有偿（包括折价）提供的，只有少数是无偿提供的。这一时期，中国欠下苏联的武器费用为30亿元人民币，按当时比价折合13亿美元。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苏联总共欠下57亿元人民币债务，抗美援朝战争的武器欠款占其中一半稍多，不过这笔欠款在全国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很小。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就为520亿元，在50年代每年的还债额只有几亿元人民币，对苏还债率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3%左右。在1960年之前，中国对苏联还债33亿元人民币，已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还清，可见，武器欠款并未影响中国经济全局，而且还推动了新中国的武器装备工业建设。正如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所指出的：“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为了准备应付严峻局面，人民解放军又增加了兵力，至1951年秋天达到611万人（包括以志愿军名义在朝部队）。同年，国防费用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高达48%。当时国家财政支出的排序，第一位是国防，第二位是稳定物价，经济建设放到第三位。

　　志愿军入朝后，前五次战役中主要靠步兵作战，虽然取得了许多胜利却也难以大量歼灭敌军，并显示出前线火力不足、后方防空力量差和后勤供应困难的弱点。美国败退到“三七线”以南后，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手段，迅速纠集力量于1951年1月下旬反扑。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的反攻，打破原先许多人存在的“从北到南，一推就完”的乐观想法。志愿军采取了机动防御方式，于3月中旬放弃汉城（今首尔）而退往三八线以北。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树立起一个持久思想。考虑到战争长期化和国防建设的长远需要，中国国内需要建立自己完整的军工系统并建设重工业。1951年秋季，停战谈判有了进展，中共中央强调，要“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通过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实践，中央军委深切感到不仅要改善装备，还要克服国内各部队来源不同造成的制度不统一、装备杂乱无标准和现代科技文化水平低的缺陷。1951年初，中央军委成立兵工委员会，组织全国的武器生产，随后按苏式装备标准建立了全军统一的武器序列，陆续替换过去缴获的武器。至1955年底，我军利用进口和国产的武器装备，共换装和新装备了106个步兵师，9个骑兵、守备和内卫师，17个地面炮兵师，17个高射炮兵师，4个坦克、机械化师，33个航空兵师，9个舰艇支队。中国军队在近现代史上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的标准化、序列化，并由过去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将战场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课堂，要求全军部队轮流入朝作战，在战争中学会掌握新装备。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抗美援朝战争是部队装备技术进步最快的阶段之一。通过这场战争，新中国打出了一个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空军，轰出了一个强大的炮兵，并开始全面建设装甲兵，其他技术兵种也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发展，既是我国军民自己奋斗的结果，也是大力引进和运用国外先进军事科技成果所产生的效应。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国家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难题是如何处理军费和经济建设的关系。1951年底，根据朝鲜战局的转变，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1952年1月5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军委重新制定的《军事整编计划》。至10月底，共精简19个军部、73个师，近200万人。全军总员额减少到420万左右。与此同时，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国防费也随之降低，经济建设被摆在最突出位置。

　　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英勇奋战，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以签订停战协定而结束。在中共中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指引下，即便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也得到顺利恢复，工农业生产创造了历史纪录。抗美援朝战争的直接战费为62亿元，1953年停战时，中国国民收入却已由三年前的426亿元增至709亿元，其增长速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出兵朝鲜显示出坚定的意志和力量，苏联为增强盟友力量而提供的援助，又促成了新中国国防工业化基础的建立。从历史进程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进一步恢复了自鸦片战争后100多年间丧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点，也确如毛泽东在出兵朝鲜前所判断的那样：“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新中国国防建设从此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由建军的低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12月2日，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根本的任务”。为了摆脱武器装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建设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包括陆海空三军所需的各种主战装备）的国防工业体系。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开始建设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这是近现代史上罕见的一次工业技术大转移。苏联援助的设备收取了成本费，最重要的技术传授却几乎是免费的。毛泽东出兵朝鲜前认为参战“利益极大”，这在国家建设方面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一个国家要建设强大的技术兵种，必须以提升自己的科技水平和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不过武器技术的进步常常是超国界的，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推动下，一个国家技术兵种的建设也可以较之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某种“超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来说，在一定的条件下追求这种“超前”效应，对于加速国防现代化和保障自身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当年苏联在军事领域的援华，恰恰起到了一种“超前”作用。在最终真正建设完成的150项苏联援华重点项目中，军工就占了44项，从而达到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主战装备的配套生产。这些项目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部完工，尽管苏联于1960年中断援华，但中国的常规装备已经能够自给。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4年9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应邀来中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庆典，10月12日，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给予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和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直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这段时期是苏联向中国转让技术、文献资料的黄金时期。从陆、空、海军常规武器到战略尖端武器，无论是出售实物还是转让技术资料，多属于苏军现役装备的技术水平，而且门类齐全，填补了中国诸多方面的空白，为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除了转让技术、图纸和资料外，苏联在援助中国系统建立基础工业几百个重大项目的同时，还帮助设计军工企业，派遣军工专家，加速了中国仿制苏式武器的发展进程。这是中国军事工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面技术引进，有利于中国军事工业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新中国通过苏联援助在国防建设上实现巨大的历史跨越，不过，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军事科技的发展又提出了新挑战。尤其是美国一再对华实施核威胁，中国只有自己掌握尖端武器才能有真正的独立自主并保障本国安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首次向他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赫鲁晓夫听后马上婉拒，声称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他又认为中国现在不具备发展核武器的条件，苏联只能先帮助培养一些学原子物理的留学生。

　　尽管苏联不大愿意提供核技术帮助，但中国仍决心发展尖端武器。正如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地位受到影响，其对中国再次提出帮助发展原子武器的提议才给予了同意答复。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亦称《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此后，苏联在导弹和原子弹方面提供不同程度的技术援助，对中国原子弹、导弹研制的起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但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决定撤走专家，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受到了一定影响。不过，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一盘棋”，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著名科学家、中青年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保障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共同努力，密切配合，协同攻关，使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取得历史性突破。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导弹事业走上了自主研制的道路；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罗布泊试验场爆炸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出原子弹的国家。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

　　历史证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在国防建设方面实行常规装备发展的“补课”时，又把重点转到发展尖端武器方面，从而能在刚实现一个跨越后又进行了新的跨越，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迅速迈向世界军事强国之列，这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独立自主地保障自身安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防工业在独立研制为主的基础上，又引进和消化了国外较新的技术，进入新世纪，实现了腾飞并跃居世界先进水平。

　　综上所述，回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及随后新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随着军事斗争的实践，紧跟世界大潮，思想认识在不同阶段都出现了飞跃。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国防建设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放在同步并进的位置上，从而揭示了中国国防事业的正确方向，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年在这一领域的宝贵探索，无论哪一方面的经验都成为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宝贵财富，能够为新一代人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作者简介］徐焰，教授，国防大学。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