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海两岸除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争夺外岛发生过一些规模不大的争夺战，后来又断断续续进行过袭扰与反袭扰斗争外，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平共处的。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两岸和解几成潮流，即使在“台独”势力执政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也广为人知，两岸及其军队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互知会、心照不宣的默契，各自形成了一些自我约束的习惯做法。虽然这些做法是零散的、无法定约束力的，但毫无疑问是相互间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的。一个时期以来热议的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很重要的就是把两岸在军事安全领域化解军事敌对、谋求和平的有益做法制度化。回顾两岸在军事安全领域谋求和平的历史足迹，探寻60多年来取得的成果的深刻原因，对于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台海两岸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些和平共识和行为默契，最重要的政治基础是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在蒋介石和蒋经国时期，尽管两岸在谁是“正统”的问题上针锋相对，但都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因此，台海两岸都反对美国策划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以此为基础，两岸在军事前沿逐步形成一些缓和敌对、控制冲突的习惯做法。
1958年炮击金门是两岸军事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炮战中形成了一些重要默契。回顾当时的决策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地位。
根据中央军委的计划，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并准备相机收复，但是，当发现美国再次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以推行其“两个中国”计划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立即开始重新考虑金门、马祖这两个沿海岛屿在统一台湾战略中的作用。10月5日，中央军委作出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定，10月25日，宣布“逢双日不打”。
炮击金门期间，毛泽东还通过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向蒋介石传话。10月13日，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很可能会垮”，“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1］在10月25日发布的《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2］对此，蒋介石作出了积极回应。针对美国提出的外岛撤军问题，蒋介石提出“不撤退、不姑息，准备随时以更坚强的反击对付武力的攻击”。每逢单日，双方开炮，但均不打对方的阵地和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逢双日，双方停止炮击。逢年过节，停炮三天，让双方军民平安休假。单日打、双日停的奇特作战方式实际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单日打，表示国共内战尚未结束，其实是以战争的方式宣示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在双日不打，实际上是取消封锁，帮助国民党守住金门，并且加深美蒋矛盾。这种特殊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979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背离成为造成两岸军事紧张的重要原因。
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继任“中华民国总统”，台湾当局逐步放弃一个中国政策，先后提出“一个中国、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华民国政府不再在国际上与中共竞争‘中国代表权’”，“‘一个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台海两岸以“平等代表权”模式同为联合国成员国等主张， 1999年7月又提出“两国论”，形成了“两个中国”或 “一个中国、两个国家”的政策框架。台湾当局还大力推行“务实外交”，从1993年开始推动参与联合国活动，1995年6月，李登辉访问美国。与台湾当局逐渐背离一个中国原则过程相伴的是，台海两岸军事关系从七八十年代的和平对峙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台湾，军事战略逐步突出攻势色彩，“以不把战火带至台湾本岛为最高原则”，提出了“防卫固守，有效吓阻”的战略原则。
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打击“台独”势力，中国于1995年7～8月和1996年3月在台湾附近海域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被西方称为“第三次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在浙东、粤南沿海举行了大规模的诸军兵种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实兵演习。
2000年3月18日，陈水扁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政治上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执意推行“去中国化”，提出“一边一国论”，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和国家统一委员会的运作，实施“制宪建国”的“时间表”，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以谋求台湾“法理独立”。军事上，陈水扁上台伊始就将“防卫固守，有效吓阻”的战略指导调整为“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甚至还提出“决战境外”的主张，强调美台“联盟作战”，突出军事战略的进攻性。中国政府把“台独”的分裂活动视为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台海两岸及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把“制止分裂”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首要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强调“加紧军事斗争准备”，并指出：“如果台湾当局铤而走险，胆敢制造重大‘台独’事变，中国人民和武装力量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粉碎‘台独’分裂图谋。”［3］陈水扁执政的八年，台海两岸军事对抗明显升级。
如果把台海两岸60余年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话，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前30年，台海两岸执行的基本政策是武力消灭对方，但由于双方坚守一个中国的默契，在经过大约十年的激烈争夺以后，形成了一些和平共处的行为规则，从而使台海局势呈现出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在后30余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08年，尽管和平在台海两岸政策制定中的价值不断提升，但由于一个中国原则屡遭破坏，两岸军事对峙日渐加剧。前后两个阶段的对比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海两岸和平的基石。
在台海两岸关系的前30年，一个中国原则在军事领域内是通过战争体现的。在1958年炮击金门中，毛泽东曾把打金门形象地称为“整家法”，象征性炮击有宣告内战尚未结束、外国势力无权干涉之意。1979年1月1日停止象征性炮击，同时，中国提出和平统一方针，军事手段在两岸事务中逐渐退居幕后。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保留使用武力的最后权利、保持一定的战略威慑成为宣示主权的重要指标。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虽然中国政府真诚地表示将致力于和平统一，也认识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和平统一有了更好的条件，但始终坚持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预。［4］2005年，中国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提出采取“非和平方式”制止分裂国家，这是对中国中央政府有权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法律确认，但同时也对使用“非和平方式”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中国政府还多次表示，台海两岸完全可以展开平等协商。这既显示出制止分裂、维护统一的坚定意志，又表达了尊重台湾民众感受、与台湾同胞共享中国主权的真诚意愿。
二、善于搁置争议，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台海两岸中国人之间的问题。正因如此，在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两岸更有理由保持克制与理性，尽力争取以和平方式化解分歧，避免同室操戈的悲剧。善于搁置争议，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要求领导者正确认识并确定军事斗争在解决台海两岸分歧、实现国家统一中的作用。60多年来，两岸领导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都经历了从激进到相对务实的阶段。
台海两岸分裂缘于国共内战。在这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斗争中，国共两党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设计了完全不同的理想图景，要求双方放弃历史恩怨、搁置意识形态分歧、采取理性协商的方式致力于国家统一与建设十分困难。在台海斗争中，这种历史惯性仍然表现出来。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两种因素影响了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发展的态势：一是在地理上，台湾海峡这一天险成为影响国共军事斗争态势的重要因素；二是在政治上，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东西方对立加剧，改变了国共军事斗争的外部环境。根据新的变化了的条件，两岸领导人进行了战略调整。总的来看，都是把武装斗争作为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工具，交替运用各种手段，使和平的实现成为可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把实现国家统一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把军事斗争作为完成国家统一的手段，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和平的倡导者，为创造和平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鉴于美台军事同盟正式形成、两岸对峙可能长期化的实际，中共提出了“以武力解决为主，争取和平方式解决”的思路。70年代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中美关系解冻并建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反映了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把和平共处原则用于解决国家内政问题的努力。中国主动倡议通过商谈结束台海两岸的军事对峙状态。［5］90年代，中国又提出了政治谈判可以分步走的新构想，承诺在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6］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又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思路，并表示为有利于稳定台海局势、减轻军事安全顾虑，两岸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7］相比较而言，当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放”战略时，台湾当局仍在执行以“武力反攻大陆”的政策，当中国政府提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时，台湾当局却抛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90年代中后期以后，台湾当局逐步滑向“台独”的迷途。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虽然取得重要进展，但台湾当局对自己曾倡议过的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却犹疑不决，直至以种种理由躲避推脱，这增大了两岸和平统一的难度。
善于搁置争议，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还要求台海两岸领导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对实现国家统一抱有足够的耐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台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停止了原定的解放金门等沿海岛屿和进行台湾战役的计划，由激战转为对峙。朝鲜战争结束后，虽然中共曾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战略目标，但在具体行动上却谨慎地制定了“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方针。1954年底，美台结成军事同盟，中共清醒地意识到，台湾问题不可能短期内解决；同时，蒋介石虽然拒绝和平谈判，但始终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并与美国发生矛盾。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虽然继续强调军事斗争，但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主要的战略目标已转变为如何粉碎美国“两个中国”的阴谋，以及如何促成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正因为如此，在1958年炮击金门中，毛泽东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他自然坚持他是正统，我是匪；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他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我也绝不答应放弃台湾。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能解放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连杜勒斯也说‘假设成分很大’。剩下的问题是对金、马如何？”［8］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后来自己回答说：“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回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十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1］（pp878～879）其实，在炮击金门时毛泽东已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要拿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我们是原则上不能交换台湾。你这个沿海岛屿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这个东西总不可以吧？！在座诸公，可不可以？原则上总不行吧。至于解放，哪一年解放，我们又没有定期，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都没有作决议，一定要在哪一年哪一月解放。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 ［1］（p866）这些决策中体现的宏大视野和战略智慧至今仍然极具启发意义，正是在这种视野和智慧指引下，台海两岸和平之路才从无到有、由窄到宽。
三、严格限定军事行动目标
严格限定军事行动目标，表现为在运用军事手段时严格以政治目标约束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这对中国有双层含义：一是在把和平统一确立为解决台湾问题最佳选择的条件下，军事行动严格服从和服务于和平统一这一最高政治目标，一旦达成政治目标，军事行动即宣告结束；二是慎重处理美国因素，在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上毫不妥协，严厉谴责其非法干涉行为，同时，在军事行动中贯彻防御原则，尽可能避免导致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在三次台海危机中，中国的军事决策都贯彻了这些要求。
1954年7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之所以突出“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任务，首先考虑的是当时国际战略形势缓和对祖国统一问题的影响。当时，朝鲜南北分裂已成定局，越南南北划界而治，美国纠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泰国和巴基斯坦，准备签订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同时企图把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中共中央突出“解放台湾”的要求，正是要坚持祖国统一的原则立场，粉碎分裂中国的阴谋。［9］在解放浙东岛屿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国的军事干涉采取既慎重又不示弱的态度。如1955年2月2日，毛泽东指示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人民海军，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时，我军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而2月9日，美军一架飞机侵入浙东松门岛上空，解放军高射炮兵立即将其击落。［10］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达到了打击国民党军、显示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和分裂中国的决心的政治目标之后，中共立即决定停止进攻马祖，并适时采取了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1955年4月，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表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就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进行谈判的立场。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代表的会谈，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议在日内瓦正式开始。
1958年8月，中国炮击金门的战略意图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炮战迫使美国恢复了中断九个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然而，当发现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时，毛泽东果断采取打“政治仗”的做法，打破了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促成了台海两岸“搁置争议、共守一中”的合作，体现了中共对军事行动目标的高度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