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中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任务全面展开。我负责试验现场协调与信息上报工作，同导弹、核潜艇研制人员及海军核潜艇官兵一道，在中国海军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现场度过了100个日日夜夜。

　　导弹从导弹筒内穿过海水腾空而起，橘红色的火焰向蔚蓝色天空疾驰腾飞

　　1988年9月15日上午9时，备航备潜完毕的核潜艇起航离港，乘风破浪驶向预定发射海域。

　　以核潜艇为核心，同时航行编队的还有4艘试验艇。此外，担负防险救生、气象水文观测、摄影录像、护航、拖带打捞任务的30艘舰艇同时向试验海域开进。11艘猎潜艇、护卫艇和三艘渔政船，负责在海域劝阻国内外船只远离发射试验警戒线。发射现场指挥所、导弹落区指挥所、北京指挥所各级指挥人员全部就位。

　　12时30分，弹道导弹核潜艇到达发射预定海域，接到地面指挥所下达的“试验开始”命令后，携带着潜地导弹的核潜艇稳稳潜入水下。

　　“五分钟准备”后，所有试验任务指挥所的指挥员终于等到了来自水下核潜艇的“一分钟准备”的号令。

　　接着，各指挥所传来水下核潜艇导弹部门长清晰而洪亮的号令——“……5、4、3、2、1，发射”。

　　14时整，核潜艇在导弹发射强烈反作用下猛地向下沉了一下，随即导弹从核潜艇的导弹筒内穿过海水腾空而起，刺破海面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导弹尾部发动机喷射着橘红色的火焰，向蔚蓝色天海连成一片的空中疾驰腾飞！加速！向太平洋预定导弹落区海域飞驰。

　　指挥所调度中不断传来：

　　“导弹飞行正常！”

　　“跟踪正常！”

　　“头体分离！”

　　“落区发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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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上等待已久的“远望一号”、“远望二号”远洋航天测量船的跟踪设备，准确测出导弹弹头的精确落点。当发射成功的消息传入各指挥所，传入核潜艇时，分布在不同地点的全体人员激动、自豪，热烈鼓掌、欢呼跳跃。

　　9月27日，第二次发射试验再获成功。至此，中国首制导弹核潜艇潜地导弹定型试验全部结束，标志着我国完全掌握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技术，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能力的国家。

　　学到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大海一样的胸怀

　　在任务期间，我住在海军试验任务招待所。每天早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试验任务指挥领导小组每日的调度例会。每次，时任海军试验基地司令员、此次发射试验任务指挥长王惠悫都会到会。

　　王惠悫14岁即参加革命工作，195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是一位温文尔雅、文武双全的领导。调度例会结束后，我们都会去导弹测试现场。王惠悫司令员总是慈眉善目地招呼我坐他的越野车：“你这陆军小伙子跟我坐一起，咱们说说话，多好呀。”多次与王惠悫司令员坐在一起，听他有声有色地讲故事，我学到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做人的姿态。

　　核潜艇出海演练联调时的那几天，我们来到核潜艇停靠码头。在原地等候的时间里，王惠悫司令员抓一把从地上捡来的颜色不同的石子，招呼我过去，盘腿席地而坐。他在地上画一个棋盘，几颗石子一摆，我们便认真地杀将起来。待核潜艇一声鸣笛，王司令“噌”地一下跃起，率领我们从舰桥的直梯进入核潜艇舱内，随即起航离开码头，驶向试验海域。

　　在导弹测试厂房，在核潜艇舱内，我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纬禄。他是中国首枚潜地导弹总设计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副总设计师。

　　当年已年过71岁的黄老总，与所有参加试验的人员住在同一个招待所，在同一个饭堂吃同样的饭菜，穿同样的白大褂和深蓝色紧身夹克工作服，没有任何特殊。

　　黄老总话语不多，慈祥可亲，可当分析导弹测试中发现的问题时，他会很准确地指向问题的要害，尖锐地批评那些模棱两可的解释。而当我向他请教问题时，他却总是很有耐心、深入浅出地认真解答。

　　在那次试验任务中我还结识了后来的探月工程总指挥栾恩杰。他当时是导弹试验队队长、航天工业部二院副院长。不论是在导弹测试现场还是在技术分析会、计划调度会上，每当技术上出现重大问题，栾恩杰都显露出敢为敢当的权威本色；每当遇到系统协同方面的重大问题时，他都能体现出措施灵活、指挥果断的领导风范。

　　有时我们在同一个饭堂吃饭。他拿一双筷子扎着几个花卷，经过我面前时，把一个花卷沿着我的饭盆边褪下说：“年轻人应当多吃一个，吃饱肚子不想家，吃饱肚子好干活儿。快吃，吃完排球场见。”饭后在排球场上，栾恩杰扣球勇猛无比。以他那个年龄，救球时竟然能双手抻直来个前滚翻，一旁观战的大伙儿顿时掌声不断。

　　迎着风浪向大海、向天空敬礼，举起的手迟迟不愿放下

　　一次，我随核潜艇出海演练。当核潜艇抵达预定海域，随着艇长下达的一系列口令，核潜艇缓缓潜入水下，5米、15米、20米……我坐在机电舱，看着操作手们紧张而有序地完成每一个动作，仪表盘上电子信号不停闪烁，调度扬声器内各操作手的口令交错响起。

　　核潜艇在水下稳稳前行，或许是因为没有参照物，或许是核潜艇性能优良，我感觉不到明显的噪音嘈杂和艇体的晃动。艇长招呼我体验一下潜望镜，我在几十米的水下转动潜望镜的方位，看到茫茫海面上波涛汹涌，海浪翻滚着扑向天空，满目一望无际的水世界。这个我平日难以想象的画面和从未体验的景象，从这个独特的视角中尽收眼底。

　　完成出海演练后，核潜艇上升浮出海面。艇身在海面时隐时现，只有舰桥高高地突出在潜艇上面。我登上了舰桥，一望无际的大海映入眼帘。一群矫健的海鸥从海面聚集到核潜艇的上空。海鸥围绕着核潜艇欢叫，忽而向空中冲起，忽而又俯冲向海面翻滚，在天海一色的无限空间翱翔戏耍。

　　站在我身旁的王惠悫司令员和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拍拍我的肩膀，在海浪巨大的哗哗声下大声喊着问我：“小伙子，怎么样？有什么感想？”我情不自禁将右手举起，五指并拢伸到帽檐下，唰地一下，神色凝重地向他们致以标准的军礼，又迎着风浪向大海、向天空敬礼，举起的手迟迟不愿放下。

　　黄旭华时年62岁，是我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之一。自从他担任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以来，巨大的工作压力落在了他的肩上。协作攻关会议他要主持；设计方案的论证他要最后拍板；尖端课题遇到困难他要去“解围”……

　　在研制攻关的紧要关头，他经常奔波在外整年不登家门；但极为危险的深潜试验，黄旭华却执意要登艇。

　　深潜水下几百米的核潜艇，被海水的强大压力挤压，如同用手紧握一枚鸡蛋，一旦发生意外便会葬身海底。就在这次任务开始的几个月前，中国核潜艇进行深潜试验，黄旭华登上了核潜艇与全体艇员同生死共患难，他也成为世界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登艇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他能不受到大家的拥戴吗？尽管黄旭华自己很反对，但还是被大家尊称为中国的“核潜艇之父”。

　　“当啷”一声清脆的金属声响，黄老总即刻停下脚步

　　那天下午，当完成任务胜利返航的核潜艇在码头停靠后，大家依次钻出艇舱回到地面。我跟随在黄老总身后，刚踏上地面，听到身后的艇上发出“当啷”一声清脆的金属声响。就是这一丝毫没能引起我注意的声音，却使走在我前面的黄老总即刻停下脚步，异常敏感地回过头，紧盯核潜艇发出声响的部位。

　　随即他非常严肃地把研制单位和核潜艇的主管人员召集在一起，责令他们立即查找发出金属声响的准确源头，即使连夜作战也必须彻底查清。

　　当时我对黄老总的表情很纳闷，第二天清晨调度会上，我恍然大悟——会议室的会议桌上，放着一个断成两截的大弹簧，这个大弹簧由酒杯粗的钢丝形成，有一尺多高。它断裂时发出的声响就是那一声“当啷”。问题找到了，至于是设计不合理、理论计算不准确、材料选用不合格、材料在使用中疲劳过度，还是机械组合不匹配……这些假设都要一一排查，从理论到实际，从设计图纸到模拟试验，直到水落石出、准确无误。

　　2012年11月，我在“核潜艇精神高层论坛”上又一次见到了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时隔24年，当我远远见到86岁的老人时，快步来到他身边，只觉得一股亲近感袭入我心。说起24年前那“当啷”一声响时，他感慨万千地说：“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在研究、建造核潜艇过程中有过太多的经历，单就核潜艇作为发射平台，解决水下发射问题就进行了上千次试验，在核潜艇导弹发射试验中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这太多的事情中，还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

　　发射之前，1988年8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亲临试验任务现场。

　　当李鹏总理从机电设备和导弹舱出来，大家正期待与总理合影时，李鹏总理提出要进入位于核潜艇尾部的核动力舱看看。陪同人员出于核动力舱有污染，有严格防护控制规定的考虑，建议是否就不下到舱内。李鹏总理态度坚定地说：“同志们长年累月工作在这个岗位都不怕污染、不怕辐射，难道我就不可以进入！”随后不由分说向核潜艇尾部走去。在场工作人员连忙给他递上入舱必穿的工作服和雪白的手套。大家随同李鹏总理从舱口踏着舷梯下到了核动力舱。等李鹏总理从核动力舱出来后高兴地对大家说：“核动力舱内维护保养得很好。你们看，在舱里走了一圈，这么白的手套一点都没有脏。同志们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