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采取军事封锁和经济遏制。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赴朝参战。1950年12月，美商务部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并按照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将中国被列入全面禁运的Z组。1952年巴黎统筹委员会（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成立专门的“中国委员会”，形成所谓的“中国差别待遇”，设立“中国禁单”，即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该禁单所包括的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多 500 余种。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对华技术禁运有所松动。但美中军事关系仍然停滞不前，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也只取得有限的进展。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安全关系不断扩展深入，军事技术合作迅速展开。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的基本政策和态度

　　1．重视军队建设，正视差距，主张加强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虽然估计战争风险有所减弱，但对军队建设仍非常重视[①]，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强调：“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备战工作…”[②]同时，随着中外军事交往的进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清醒地认识到我军在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面严重落后于时代，与军事先进国家的差距相当大。“（武器装备）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在电子技术方面差距更大。”[③]“有的落后十年,有的落后二十年,有的甚至落后三十年.总之,是处于落后状态。”[④]军委领导对这种落后状态非常着急，普遍都有一种紧迫感，“国防现代化,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物的问题……物的问题,武器、装备,现有的东西很落后,怎么现代化,着急不着急?”[⑤]强调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争取时间,加速发展我军的现代武器,包括战略武器、常规武器.… ”[⑥]“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有计划地加强军队建设,是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我军的战备水平,特别是武器装备,同一些国家的差距本来就比较大,如果不抓紧,几年、十几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很可能差距越来越大.我们有些同志的精神状态同形势的要求很不适应,说什么‘北边搞缓和,南边搞谈判,东南边搞统一’,反正打不起来,军队建设可以慢慢来。这要引起我们注意。 …要抢时间,绝不能浪费时间,军队就是为打仗而存在的。”[⑦]

　　2．明确肯定应该引进外国的军事先进技术作为起点，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对于如何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缩短差距，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我们技术水平不够，应当先引进，引进外国的新技术作为起点。“”[⑧]“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要学习和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先进才能赶超先进。”[⑨]“杨成武同志去法国看了，与人家现代化指挥系统比，我们要落后得多。…..要逐步实现指挥系统的现代化，总不能拖得太久吧！自己不行，可以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当然，主要的技术他们不一定会给，但有些东西弄点回来还是可能的。”[⑩]“国防口也有个引进问题，有没有条件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军事部门也要吸取外国的技术，自己不行嘛。” “本来水平不行，也来不及做，而且质量又不好，引进是重要的手段。” “解决途径要包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例如“幻影2000”战斗机。”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技术引进。“引进科研手段，不仅航空工业，全国也必须加速引进一大批”。[11]“民用飞机要搞合股经营，军用飞机能搞合股经营也可以。我们搞出来以后，还可以向第三世界出卖嘛！关键的问题要抢时间。买产品时要买全，要同技术制造的资料结合起来。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就是例子嘛！说这个中国也能搞，哪个也能搞，不买，结果是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最后还得向外国买。”[12]　　　　　　

　　二、中国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合作的展开

　　1971 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对华技术禁运有所松动。1971 年 4 月，作为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个信号，尼克松政府结束了对中国的禁运，重新将中国划入 Y 组，允许向中国出口相当于对苏联出口商品70 ％。随后向中国出口了十架波音 707 飞机。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美国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裹足不前，对华技术出口政策也没有大的进展。直到中美建交，美国一直坚持对中国和苏联采取同样的出口政策，不能出口苏联的技术和产品也绝对不许出口中国。美中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基本停滞不前，美方仅对售华某些特定技术产品进行了可行性评估。

　　卡特上台后，在美国政府内部，关于中美之间的是否应建立安全关系一直存在争论，布朗和布热津斯基一直认为需要与中国进行某种防务合作，而国务卿万斯则怕惹恼苏联坚持反对意见。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底，邓小平访美，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卡特总统授权布热津斯基着手与中国进行一些“特殊会谈”，年底，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

　　1979 年12月底，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政府内部的争论解决。美国政府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1980年1月，布朗访华，“我们已在与中国人的战略关系上采取了一项重大步骤。”随后几周，国务院放宽了对三十来种支持装备的管制，可以由军火控制局发放许可证向中国出口，作为我们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部分反应。这些装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对流层通讯设备、运输直升机、栽种牵引车和电子干扰装置。1980年4月，商务部把中国从华沙条约国家组“Y”类转入新的国家组“P”类，使中国有资格获得更广泛的输出品，尤其是敏感性领域的产品，如运输机、远距离通讯设备和军用直升机。1980年5月底，军委秘书长耿飚访问美国，象征着两国间的安全关系正在扩大。接着在1980年7月，商务部宣布进一步放宽发放许可证的标准。1980年9月，五角大楼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并批准颁发400多项技术先进的军事支持设备的出口许可证。[13]

　　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采取双轨政策，一方面保持同中国的交往，一方面又加强与台湾当局的联系，还在一定程度上升级了对台湾的军售。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再次重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他说：“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器，也绝不同意美继续干涉我内政，售武器给台湾。”鉴于此，中国政府推迟了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原定于8月的访美日程。而原计划本次访美是以讨论向美国购买武器为主要内容的。中美军事技术合作关系关系基本处于止步不前的状态，两军功能性的合作仅限于训练和后勤方面的交往。

　　1982年中美签订了《8·17公报》，中美关系有所缓和。1983年5月21日，里根总统以“双倍政策”很难衡量为由，批准将中国由“P”类改为“V”组，列入“友好的非盟国”一类。1983年5月，美国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访问中国。其访问的结果是，美国同意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尤其是放宽7种具有“双重用途”的项目的出口限制。[14]

　　1983年夏，新任国防部长不久的张爱萍将军邀请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张爱萍回忆说：当时，。。。。。苏联和越南对我南北夹攻，苏联在国际上疯狂推行其霸权主义，在我边境陈兵百万。美国，自1972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先后签订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双方关系得到了改善，尽管两国军队尚未接触，但已有交往的基础，且有利益相关。如果我们与美军建立起一定的关系，既能推动军事技术上的合作，以促进我国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也能引起第二世界国家的重视。基于这些考虑，我决定近时期军事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疏通中美两军关系、加强其交往、争取军事技术合作上。[15]

　　1983年9月25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问中国，恢复了中断3年的中美官方军事联系。访问其间，温伯格与张爱萍相互欣赏，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在与张爱萍谈到军事技术转让问题时，鉴于中国方面于1981年6月曾给美国列有要求提供的若干项的一个清单，温伯格讲了其中多少项可以解决后，又谈到美国技术转让的基本政策。温伯格对加强中美军事关系态度积极。[16]

　　中美双方随后就确定了两国已装备部队或正在生产和某些处于研究发展阶段的军事装备和武器系统所具有的技术水平上，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原则。随后，双方成立了参谋级别的中美军事技术合作工作组，继续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中方派出考察组赴美国考察。会后，即组成以张品为组长，贺平、贺鹏飞参加的三人小组，先头赴美考察。[17]

　　　 1984年3月下旬,根据中国要求出售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空系统的信函，[18]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同意向中国转让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并大致确定向中国出售的武器和转让的技术用于以下四个方面：反坦克、火炮弹药、防空雷达和导弹、岸舰反潜艇战。

　　1984年6月，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回访美国，受到美方热情接待。6月12日，里根签署了同意中国享受“对外军事销售”（FMS）待遇的文件，这样就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中国在美国对外军事销售和技术转让中的地位。自此，中国购买有关军事设备和技术转让项目，无需再经过美国会批准。[19]里根在与张爱萍会面时表示，“我们是把中国作为不结盟的朋友看待的”。[20]访美期间，张爱萍与温伯格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备忘录，这一备忘录阐明了两国未来军事技术合作的基本原则。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中提到三项特殊计划：生产一种用以对付中苏边境大量苏联坦克的反坦克导弹；制造重型火炮及弹药；为中国“旧式的歼8截击机发展成套的电子设备”。[21]此后，在两国国防部长互访后，两国军方的各个方面领导人的互访更加频繁。其中包括：1984年8月，美国海军部长莱曼访华， 11月，中国海军副参谋长陈裕铭访美。1985年1月中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上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克劳海军上将访华，这是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军官。1月底2月初，美国负责工程的海军部长助理梅尔文·佩斯利访华。10月初，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这样，两国的军事交流扩大到了海陆空三军。11月，海军司令刘华清访美。

　　两国军事交流与合作以高层领导互访频繁为契机，签订大量合作协议，两军军事技术合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三、中国与西欧国家军事技术合作的展开

　　相比较中美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坎坎坷坷，一波三折，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则较为顺利。主要原因是西欧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政治上的阻力小。早在70年代初中期，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就已取得一定突破，如在1975年12月13日，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引进英国斯贝军用发动机专利合同（斯贝发动机，中国型号定名涡扇9,配装中国“飞豹”战机），合同金额5亿英镑。

　　美国对中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采取了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1979年1月，卡特总统同英国、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在瓜德罗普岛进行过一次非正式讨论，卡特总统表示，在中国购买武器问题上，西方采取松动态度，我们不会不高兴的。1979年4 月底，布朗和布热津斯基说服了万斯，要他告诉英国人，“我们不反对他们向中国出售武器，希望他们不要把这种买卖提请巴黎统筹委员会批准，在那里可能会引起争论。”[22]

　　虽然中国一直倾向与向美国引进先进军事技术，但由于中美军事关系长期没有突破，中国只能面对现实，转向西欧寻求合作。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三机部工作汇报时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按现在这个速度不行，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美国的买不来，就到西欧去买，然后在引进、吃透的基础上再发展。”同年11月，吕东部长率段子俊、陈少中、徐昌裕副部长以及国防工办、空军、海军和企业家、专家等代表团到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访问、参观及考察，并与有关外国厂商进行了商谈。[23]这是有史以来航空工业部部长到西方的第一次考察，考察中决定首先从西欧引进电子火控设备，以提高我们航空电子的起点。[24] 1978年11月6日至17日,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陪同王震副总理出访英国。目的在于了解英国工业发展情况,探讨引进英国的民用和军用技术,加强两国、两军之间的交流和友谊。派刘华清同行,主要侧重于调研和探讨军用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引进问题。访英期间,参观了一些国防工厂和研究单位,与英国有关方面探讨了引进问题,签署了科技合作项目报告书。回国后，刘华清写了《英国军工技术和引进其技术的意见》,就引进国外先进军事装备技术问题的进一步落实提出7点建议.12月19日,张爱萍同意刘提出的建议。[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