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组建东北战勤支援体系。8月，东北军区后勤部成立3个分部，对作战部队实施后勤保障工作。10月，东后成立后勤前方指挥所，东北军区后勤部副司令张明远（此为另一个张明远，）作为东北军区后勤部的派出机构，随志愿军入朝，负责组织指挥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与后方联系等事宜。为了实现繁重而又十分紧迫的战勤任务，东北地区各级政府于1950年11月增设了战勤机构，专门负责战勤工作。各省、市都在民政厅、局下设战勤处；各县民政科下设战勤股；区政府设战勤助理员；村设战勤委员。从省、市到县、区一直到最基层的村组成了一个抗美援朝支前战勤网络，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医疗队，赴朝担负各种战争勤务，有力地保证了前线作战对各种物资和人力的需要。

　　为了便于储备作战物资和收容、治疗、后转伤病员，并保障前后方来往人员的食宿和武器装备的修理等，东后于10月19日确定在通往战区的交通线上，部署3条兵战线：第一条为长甸河口、新仓、北镇一线，由三分部负责；第二条为辑安、别河里、武坪里一线，由一分部负责；第三条为临江、周波、长津一线，由二分部负责。同时确定沿兵站线纵深梯次储备物资。龟城、新仓、别河里、长津一带为第一线，安东、长甸河口、辑安、临江一带为第二线，凤城、灌水、宽甸、通化一带为第三线。[1]

　　在运动战时期，志愿军各级后勤部门竭尽全力，前送粮食19万余吨，各种枪弹2.2亿发、炮弹668万发，汽油29万余桶，战救药材207吨以及其它大批物资器材。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近三个月后，1951年1月下旬，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了第一次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会议是由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及军委总部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决心建设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在近三年的战争中，由中国向朝鲜战场运送后勤物资9600多种、260多万吨；补充枪械48万多支（挺）、火炮1.3万门，汽车2.1万辆；救治伤员38.3万名、病员45.5万名；修复和新建铁路996公里，修复和新建公路1.06万公里，修建仓库1.53万个（座）、病房6900幢、简易营房7.06万座，等等。这与东北地区军民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

　　3. 领导东北人民的战勤工作。

　　辽宁（辽东、辽西）在抗美援朝初期，根据志愿军出国作战需要，除动员了8011副担架，50070人，赴朝直接支援战争，担负战争勤务外，在省内为了适应军事上的需要，还抢修了靠近中朝边境的十几条主要公路，共长1453公里，桥梁297座和飞机场等。1950年11月，根据战争的发展，又组织了一千副基干担架，6703人赴朝执行战勤任务。1951年1月又进一步组织了五个半军事化精干灵活的志愿军担架团，共2160副担架，10900人，经过短期训练后，赴朝长期随军作战。据统计，辽宁自1950年10月志愿军出国到1953年朝鲜停战止，先后共动员246.2万人（次）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各种战勤工作，占当时辽宁总人口的11.7%，占17岁—50岁男劳动力的52.15%。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吉林省战勤服务工作日益开展，完成了组织动员任务和战勤任务，给予朝鲜战场以人力、物力的有力支持。1950年，吉林省出动3万多名志愿民工赴朝，运送给养与武器弹药、抢救伤员及转运伤员，以及修复交通线等。在朝鲜战争期间，吉林省组织支前战勤民工达136.9万人，大车11.8万辆，马33.5匹，各种技术人员2135名。其中，赶赴朝鲜战场的担架队员3万多名，汽车司机2315名，翻译2525名，各种技术人员1007名，其他各类人员8000多名，赴朝战勤民工总计为5.15万名。

　　黑龙江省从志愿军赴朝参战开始至1950年底，完成二线兵团动员任务19535名，三批担架任务2500付、18398人，修建机场动员民工111806人，赴朝兵站、战地医院干部1634人，汽车司机300人。松江省同一时期超额完成了扩军任务1．7万名，先后两批组织担架3013付，民工20490人，并完成了动员汽车司机和医护人员的任务。

　　战争期间，仅东北地区农民参加过抗美援朝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的就有61万，其中随军入朝的有21万多人。另外，赴朝担任各种运输和勤务工作的铁路员工、各单位抽调的汽车司机等各种专业人数达万人次。

　　三、东北军区的军工生产

　　在抗美援朝期间，由于敌机对我境内的工业城市进行轰炸，为了保证后方的工业生产能力，支援前线战争。东北局作出决定，把敌机轰炸范围内的一些大工厂，如沈阳、本溪等城市的工厂，向北满地区搬迁一部分。这部分工厂搬迁到北满后，很快在那里形成了生产能力，从而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通过这些工厂的搬迁，使原来的一个工厂变成了两个工厂，扩大了东北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使东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发展。解放战争胜利后，黑龙江将原来的25个军工厂合并为5个，大部分军工企业转入了和平生产时期。但是，为适应抗美援朝的需要，黑龙江的军事工业又不得不由和平生产转入战时生产，不得不把生产武器和弹药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处于战争前线的南满各军工厂按中央命令，开始北迁。从1950年到1952年，先后有8个军工厂分别迁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碾子山、北安等地。他们采取边搬迁、边建设、边安装、边试制、边投产的措施。

　　东北局重点加强了对军工生产的领导，以保证前线的需要。与此同时，兵器工业部门还多次派员赴朝鲜前线征求部队对武器装备的意见。1951年7月，东北军工局委派技术检验处处长赵引赴朝，并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召开的军械会议，听取了参战部队关于武器装备补给和使用情况的报告，收集了前线对有关武器装备性能和质量的意见。此外还先后派遣了十几批战地技术小组，深入前线进行战地服务，指导部队试用新型武器，检修武器弹药。

　　东北的军工厂担负着为朝鲜前线生产武器和弹药的任务，工厂工人提出：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前线什么时候要，我们就什么时间给。工人们加班加点争着提前完成超额完成任务，支援朝鲜战场。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坦克，也没有反坦克武器，是靠手榴弹、爆破筒和炸药包攻击敌人坦克的，迫切需要后方提供反坦克武器。兵器工业立即组织力量，研究试制。以五二工厂为主，在既无图纸，又无经验的情况下，利用缴获的残缺不全的样品，经过解剖、分析、测试、改进、试验，仅用了半年时间，先后设计研制成功了90反坦克火箭筒和配用的两种火箭弹，当年就制造出火箭筒5千具，火箭弹20万发送往前线，有效地打击了美军的“刺猬战术”。

　　东北地区的军工厂占据着全国的半壁江山，抗美援朝期间消耗的弹药大部分由东北地区的军工厂供应。1952年5月，全国共有兵工厂41个，职工九万三千余人。在东北地区的工厂20个，约占一半；职工四万二千人，约占45.2%。

　　航空工业当时有6个重点厂，东北4个：沈阳飞机厂和航空发动机厂修理喷气式飞机，哈尔滨飞机厂和航空发动机厂修理轰炸机。1951年航空工业修理飞机70架、发动机336台，1952年修理284架、2027台，1953年修理475架、1626台发动机。主要是由东北地区的四大厂完成的。

　　1952年，坦克工业有三个修理厂，东北两个，长春第十九机械厂、哈尔滨二八厂。从1952年起，开始接受装甲兵订货，承担坦克修理任务。修复了大量苏式坦克、自行火炮及其发动机，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也为装甲兵部队的训练提供了技术保证。

　　2004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张明远的回忆录《我的回忆》，关于这段历史，张明远写到，彭德怀对东北在战争期间的后勤工作非常满意（他对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颇为不满），他不止一次在志愿军干部中和会议上说过，志愿军胜利，主要是得到高岗和东北的大力支持，说若要论军功，“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应归功于后勤。” 彭总还说后勤工作主要靠两个麻子（指高岗和洪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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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